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号直山，湖南湘潭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授史部主事，不久即乞養歸裡，藏書、刻書、著書，從事版本目錄學、史學和文字學研究，“舟車出入，以《說文解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書自随[1]”。葉德輝雖在政治上表現得比較保守，但在學術上卻頗有成就。缪荃孫在《書林清話序》中指出葉德輝“精研經義、字學、輿地、文辭，旁及星命、醫術、堪輿、梵夾，無不貫通”。葉德輝又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和刻書家。他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從事目錄、版本、考據、輯佚研究，著述頗多。主要目錄學著作有《藏書十約》《書林清話》及書目《觀古堂藏書目》《郋園讀書志》，并校刻古代稀見書目15種、成《觀古堂書目叢刻》。
1 目錄學
1.1 目錄學著作
1.1.1 《藏書十約》[2]。《藏書十約》是一部關于藏書的著作。在此著作的《鑒别》。篇中強調了目錄學知識的重要性：“鑒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錄”“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僞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錄之學，是以必時時勤考也”。在《題跋》篇則論述了題跋(實即提要)編寫體例，一為陳述性的，論其著述之指要，考抄刻之源流，以及撰人時代，仕履及成書年代，書中大略等；一為論辯性的，分析一書之是非，作者之得失。《觀古堂書目》和《郋園讀書志》是他的藏書目錄和題跋彙編。前者著錄了他“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搜集的圖書4000餘種，逾10萬卷；後者“于作者宗旨，刻闆源流，言之詳盡”。其代表作是《書林清話》。
1.1.2 《書林清話》[3]。《書林清話》是其目錄學理論方面的著作。他認為：目錄學不僅是治學的鑰匙，還是一個獨特而豐富的史料寶庫，于是，他以大陸公私目錄為主要史料，以書史為研究對象，為古典目錄的利用和研究，進行了大膽創新。以筆記體裁總結了中國清代版本目錄學研究的成果，對書冊制度、雕版源流、曆代刻抄、版本沿革，乃至刻書材料、工價、裝訂、販售、收藏、著錄等，皆能廣羅資料，詳述原委，是大陸第一部系統的版本目錄學專著。缪荃孫稱其“于書籍镂刻源流，尤能貫穿，上溯李唐，下迄今茲，旁求海外，舊刻精抄，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備，如探諸侯，如指諸掌”“是以紹往哲之書，開後學之派别，均在此矣”。《書林清話》當然也有很多不足和失誤，但它在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應該肯定的。
1.1.3 《觀古堂藏書目錄》[4]。《觀古堂藏書目錄》計經部十二類：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爾雅、石經、經解、國小、緯候；史部十二類：正史、編年、注曆、霸史、雜史、雜傳、政書、地理、譜系、薄錄、金石、史評；子部十五類：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小說、兵書、數術、方技、藝術、(序文中稱十五類，實為十四類。僅在小說家類下分為：小說家記載注屬，小說家類述異之屬)；集部六類：楚辭、别集、總集詩文、詞、曲。葉德輝著與《四庫全書總目》比較，不僅類目有所變動，而且敢于批判，其不循古制，不泥傳統，這在清末學者中，是有獨到之處的。
1.2 版本目錄學
葉德輝的版本目錄學的造詣頗深，影響深遠的著作也頗為豐富，主要著作包括《藏書十約》《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藏書目》《郋園讀書志》等。葉德輝的弟子楊樹達評其師的版本目錄學地位說：“其于史也，淹通目錄，識别版藏。凡雕刻源流，傳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數如畫。即今《讀書》一志，聲重寰中，《書林》二話，遍流海外，其明征也。”楊樹達出于葉德輝門下，其言辭固有過譽之嫌，但大體亦頗得當。謝國桢評葉德輝的版本目錄學的成就時指出他“精于目錄之學，能于正經正史之外，獨具别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5]。謝國桢的簡短評論是中肯公允的。通過葉德輝的《觀古堂藏書目》《郋園讀書志》和《書林清話》等版本目錄學著作，我們發現葉德輝并非佞宋嗜元之輩。通過《觀古堂藏書目》和《郋園讀書志》，我們發現其觀古堂所藏明清善刻居多，這和清代藏書家汲汲于宋元舊椠的追求的傾向背道而馳[6]。在葉德輝看來，一向為清代藏書家和目錄版本學家所忽視的明刻和清刻，其中實不乏珍品。
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和卷九《國朝刻書多名手寫錄亦有自書者》指出明刻和清刻無論從内容和書品來說都不會比宋元刻本遜色，有些甚至淩駕宋元刻本之上。他在《郋園讀書志》中又指出清刻是以從内容和書品來說都不遜于宋元刻本，是由于自康雍乾嘉以來，“累葉承平，民物豐阜，士大夫優遊歲月，其著書甚勇，其刻書至精，不獨奴視朱明，直可上追天水”。葉德輝雖重視明清善刻的收藏，但對宋元舊椠也不存反感，所重是在其藝術價值，對其内容的“權威性”則持保留的态度，這可從《書林清話》中卷六《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卷十《宋刻書多訛舛》兩則讨論中看出。基于這種認識，葉德輝在校書仍保持一種不輕信古本的态度。例如葉德輝比較宋嚴州刻小字本和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禮本《儀禮》十七卷後發現兩刻“十有八、九相合”，然“嚴州本多訛字”，後者“無之”。葉德輝在該跋中一一列明嚴州本的訛誤，最後得出徐本勝于嚴州本的結論。
1.3 校勘之功
葉德輝說：校勘之功，厥善有八：習靜養心，除煩斷欲，獨居無俚，萬慮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後學，奇人獨賞，疑窦忽開，二善也；日日翻檢，不生潮黴，蠹魚蛀蟲，應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書，傳之後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若搜尋，一經手校，可閱數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記問日增，類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長夏破睡，嚴冬禦寒，廢寝忘食，難境易過，七善也；校書日多，源流益習，出門采訪，如馬識途，八善也。由于對校勘的重要性與益處的正确認識，葉德輝非常重視藏書的校勘工作。是以，當葉德輝“每得一書”，“必廣求衆本，考其異同”，且“比勘之後，必有記述題跋”，可見其對于藏書校勘的工作從不懈怠。校勘的方法有兩種：“今試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鈎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求原本，顧千裡廣圻、黃荛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阙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别為叢書，闆歸一式，盧抱經文、孫淵如星衍所刻之書是也”。“死校”有人稱之為“求古”，如宋元舊本，一一複寫，雖有謬誤，亦必沿襲，以存其真。顧廣圻、黃丕烈所刻之書便是運用此法校勘以存其真。“活校”即所謂“求是”法，“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阙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别為叢書，闆歸一式”，盧文、孫星衍所刻之書便是采用此法校勘，以求其是。此二法，葉德輝以為：“不僅獲校書之奇功，抑亦得著書之捷徑也已”。
但有學者認為，“活校”若運用不當，極有可能變成亂改古書，不僅無法“求是”，反緻“求誤”，用者不可不慎。較妥當之法是儲存原文，另寫注解和校勘記說明理由，如此才比較周全合理。葉德輝校勘古籍之功力，實不遜于其版本目錄學。在他所撰寫的題跋中，評論優劣，參校異同，有很多地方是牽涉到校勘的，可供後人參考。葉德輝在跋明崇祯癸酉趙宦光仿宋刻本《玉台新詠》十卷中指出：“凡明仿宋刻本之可貴者，貴其存宋版舊式也。宋版書之可貴者，貴其多通人所校，不輕妄改古本也。”通過這一段話，說明葉德輝校書時抱持不輕改古本的原則，這是葉德輝“死校”法的具體展現。從葉德輝的校記中，可發現“活校”法也經常為其所采用。如校《儀禮》十七卷：“此為明嘉靖刻三禮之一，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士禮居曾刻其《周禮》一種，頗多訛舛，因以宋董氏集古堂本為主，更以各種宋本校正之。”葉德輝在這裡是以宋本《儀禮》來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禮本《儀禮》十七卷。由于士禮居所刻《周禮》一種“頗多訛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為主，更以各種宋本校正之”，這是葉德輝“活校”法的具體實踐。由于葉德輝對校勘的益處有着正确的認識，故而能勤于對藏書進行校勘的工作，這些工作也間接地提高了其藏書的品質，其校勘的方法與态度，至今仍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2 目錄學創新
關于葉德輝的目錄學的成就，正如他的門人王嘯蘇說：“先生則家擁百城，手披萬卷，私儲之籍既最，目以贻觀藏家之編，複江刊而公世版本考。夫《庫目》《清話》，生于書林，精思所殚，乃在讀志合二錢，為一手搜列，籍以羅胸金匮珠韬，悉窮潭奧，此先生之專于目錄也。”
2.1 對前人書目的訂補與考證
葉德輝曾對前人的書目進行了考證和訂補的工作，包括《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求古居宋本書目》等，其中以對《書目答問》的考證和訂補最為重要。《書目答問》是張之洞所編的一部指引治學門徑的目錄，在訓示讀書門徑，了解古籍版本方面有很大用處。葉德輝發現此目有不少阙誤：
(1)所載版本，大多已絕版；
(2)各書下注載原刻本或通行本，乃共同之辭，其書究為何時何人所刊行，無法得知；
(3)偶載元号，又不記年月歲名；
(4)版本著錄不詳。葉德輝耗費了後半生的心血對這部書目進行補阙訂訛的工作。其成果就是《書目答問校補》與《校正書目答問序》。葉德輝對《書目答問》所做的校補工作，主要有二：一是補正刻書時間或刻書人姓名；二是增列善本、鑒别版本之優劣或指出版式之異同。它反映了葉德輝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獨到見解。
2.2 目錄分類
在目錄的分類上，葉德輝依《四庫全書總目》而有改進。《觀古堂藏書目》是葉德輝目錄學研究的代表作。葉德輝的圖書分類思想大緻與《四庫全書總目》相似，隻是仿照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在“史部”中專列“金石”一類。并根據清代金石學研究興盛的情況，在“金石”類下又分“目錄”“圖象”“文字”“考釋”“義例”等子目，他這種重視金石學的做法，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研究的動向和水準。
2.3 私家目錄
大陸古典目錄學包括官家、史家以及私家等三種目錄。葉德輝則對私家目錄有特殊志趣。此類目錄有異于其他目錄的，是以多種形式，如題跋、按語、解題、注釋、序文等，詳細說明其版本及流布始末，叙述得書過程并兼辨其學術得失。此外，諸如史部中野史、外史，小說諸門類所著錄的小說、戲曲、演義、傳奇等内容文獻，既不入天府館閣，亦不收入官錄，而私人之藏，憑其志趣與嗜好，無所束縛，故出現官府所無而私藏特有的現象。如晁氏《寶文堂書目》、徐氏《紅雨樓書目》，皆著錄了許多不入“官錄”的小說、戲曲等文獻。葉德輝認為“唐以來古文義法行，而方言俚語，遂不見于文人記載之書，而或時見于唐宋人小說中，然不能詳也。詳者惟傳奇、雜劇及金元人北曲”，并說“假使當時此等小說流傳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隽語也”[3]。這種對私家目錄的重視展現了葉德輝的獨到見地。
3 結 語
葉德輝目錄學思想對後世影響較大。如餘嘉錫在其《目錄學發微》一書中多處引用了鄉賢葉德輝的著作《書林清話》一書[7]，如在《目錄學發微·版本序跋》中引用《書林清話》、卷一《版本之名稱篇》、卷一《古今藏書家紀版本篇》、卷七《汲古閣刻書》之四等等多處文字，可見餘氏對葉氏一書的重視。孫欽善著的《中國文獻學史簡編》一書為教育部研究所學生工作辦公室推薦的研究所學生教學用書，在論述清代近代古文獻學的成就時，亦在目錄版本方面的“其他特種目錄”一節文字提到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一書，并簡評其書為“專記刻書掌故”[8]。（劉慧霞）
[參考文獻]
[1] 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M].長沙：嶽麓書社，1986.
[2] 申 暢.中國目錄學家傳略[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 喬好勤.中國目錄學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1992：36.
[4] 葉德輝.書林清話·書林餘話[M].長沙：嶽麓書社，1999.
[5] 謝國桢.明清筆記談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 沈俊平.略論葉德輝及其校勘學[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0(6)：47—50.
[7] 餘嘉錫.目錄學發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8]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