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時代，文博青年如何擔當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是國際博物館日，為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文化思想，讓文博與觀衆更貼近、服務更周到、策展更精緻、文創更有趣，我們尋訪了10位首屆“中國博物館協會年度青年人物”，他們分享了自己與博物館之間的故事。他們來自不同類型博物館、不同業務領域，他們有情懷、懂專業、會創新，是博物館創新發展的探索者，是文物保護、學術研究、展覽展示、教育傳播等方面的生力軍。
我在博物館和諸葛亮當“同僚”
尹恒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
作為一名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策展人，我和諸葛亮當了12年“同僚”。
12年間，公衆在武侯祠探尋劉備的“留亮密碼”，同時，他們對博物館的認知疊新，也讓這座承載千年曆史的遺址博物館獲得了新時代的“流量密碼”。
2012年，我剛參加工作，那一年博物館日主題是“處于變革世界中的博物館：新挑戰、新啟示”。這是切中時代脈搏的一個預判，之後的每一天，變化都在發生：一座座宏偉的博物館拔地而起，“頂流”大館一秒約滿，“爆款”熱館一票難求，中國博物館事業迎來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據權威資料顯示，近年來，博物館年參觀量突破10億人次，全國博物館陳列展覽年舉辦數量穩定在2萬個以上，走進博物館逐漸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讀懂博物館也成為人們心之所向。
于我而言，博物館是我從小就心生向往的地方。
上國小時，我在電視上第一次見到了樊錦詩先生，她說：“從未名湖到莫高窟，擇一事，終一生，我心歸處是敦煌。”有的人路過，就是來喚醒夢想。現在回想，樊先生的這句話在我心裡種下了小小的種子，教會我初心如磐，唯有笃行方能緻遠。
考上大學，我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實習，那幾年，國内外關于秦陵發掘的讨論絡繹不絕，但是守護秦陵30餘年的文物保護專家吳永琪院長說：“對天地、對自然，我們應有敬畏之心。”10多年前的關中大地風沙漫漫，而在臨潼，在秦陵兵馬俑，花草樹木與博物館和合共生，遺産保護與展示利用協調發展。大道萬千，唯有久久為功，方得始終。
正是從那時，我在展陳部前輩們的帶領下接觸到了陳列展覽。天上的星星那麼多，我很幸運，在17歲那年，就找到了屬于我的那一顆，從那時起我就決心要成為一名策展人。
策展既是對遺忘的抵抗，也是一種充滿當代意識的“治史”。作為一個策展人，我想做的不隻是簡單地展示文物，而要發揮巧思去讓展品跟社會連結，讓曆史去跟現代對話。尤其在解讀、展現曆史英雄人物時，要尊崇社會史觀，不刻意拔高、虛構形象，要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人自己的英雄形象。
令人欣喜的是，穿越古今的對話時常發生。在諸葛亮塑像前面的長桌上，留下很多來自年輕人的信件和禮物，甚至還有熱騰騰的燒餅，來自諸葛先生的老家山東臨沂。信件的字裡行間，對學業的希冀、對工作的困惑、對生活的向往汩汩而出，把諸葛亮從曆史深處“請”到當下，蛻變為能訴說心事的知己好友，博物館裡不斷地發生着聯通古今的精神對話。
觀衆與曆史人物神奇的化學反應，需要策展人用日常的積累去點亮。那些戳人的靈感，往往來自商場的櫥窗、公園裡小朋友間的互動、街頭的潮流文化，于生活的點點滴滴。正是能觸達人心的現代化解讀、敢于跨界的創意表達，才讓我們這一代博物館人能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連結公衆、服務公衆。
尤其對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館而言，要搭上時代列車，突圍是全方位的，既要完成從“景區”向“博物館”轉型，又要在衆多博物館中“脫穎而出”，同時，作為文化機構，還需要把觀衆從電影院、遊樂場中“争取”過來。畢竟，現在的博物館早已不是一方圍城，它足夠包容，能夠承載一個行業“卷”起來鑄就的黃金時代。
如果說上一輩博物館人非常有韌性，那我們這一代博物館人非常有拼勁。作為當代中國博物館人，這既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命運，前輩在初心與堅守中成就了博物館今天的繁盛，也影響了一代人。處在當下的我們，也希望能夠書寫屬于自己的時代篇章。
讓古樂“新生”
霍锟 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團團長
我是一個在博物館裡“唱歌”的人。
我是音樂專業畢業的，經常被問道，“你是歌唱家，怎麼在博物館裡工作？”
其實，現代博物館的形态正發生着深刻的變化。除了大家看到的博物館前排隊的人群、一座座地标性的建築，在博物館裡工作的“我們”，也有着不同的專業和行當。
當然，我的工作不隻是唱歌，我們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團成立于2000年，主要從事古代音樂的研究、複原展演、傳承傳播的工作。
即便從音樂學院畢業，進入華夏古樂團後都算“小白”，可能得“3年入門，5年上路，10年做出一些成就”。因為古代音樂的演奏，不隻是需要技巧，還需要了解音樂中承載的意義，對曆史、對人有一顆關懷的心。
最簡單的，我們唱《陽關三疊》，“勸君更盡一杯酒”，要把情緒帶進來，把古人在詩詞裡的情景表現出來。這種離别的感情，怎麼跟“關關雎鸠”“窈窕淑女”的這種美好差別開來，恐怕還真的不隻是靠聲音做到。
我也經曆了很長時間的摸索。有時唱完，導演會告訴你，味兒還要再琢磨一下。但具體怎麼完善，沒有人能說清楚，隻能自己想，自己感受。
工作的第4年，著名的民族聲樂歌唱家吳雁澤先生和一些藝術家前輩來看我們的演出。看完之後，他抓住我的手說，孩子你唱得真不錯。過去快20年了，這個場景我記得特别清楚，那天我唱的是陳子昂的《春夜别友人》，他的肯定給了我很大信心。
我們号稱是“博物館裡孤獨的敲鐘人”。進了古樂團，不管是什麼行當，都得先去學敲編鐘。我們團裡有個要求叫“一專多能”，像我學聲樂的歌唱演員，也得會幾種樂器。4月去香港演出時，因為去的演職人員有限，我在一個作品的表演中還去敲鐘了。
我們的工作之一就是還原古代音樂大演出現場。但誰都知道，曆史上的任何聲音我們都聽不到。這怎麼辦呢？我們有老師用出土的原件，演奏了沂蒙山小調。這些穿越了幾千年的樂器，我們現在依然能夠聽到。我們現在最有可能接近古代聲音的就是這些樂器。
有了這些樂器之後，我們要演奏什麼？沒有錄音，你知道唐代人是怎麼唱的，你知道先秦怎麼演奏嗎？幸好我們能在古代的詩詞、古籍裡找到樂譜，敦煌的壁畫裡還有演奏時的場景。當然這些是沒有節奏的，需要進行合理的藝術創作。
樂器、樂曲、服飾，三位一體，使得古代音樂得以重制在舞台之上。20多年來我們先後完成了近百個品類1000多件音樂文物的研制工作，完成了100多首古代樂曲的編譯創作和30多個品類1500多件套曆代服飾的研制工作。
我的手機裡儲存着一段視訊。在河南信陽出土的一組16件編鐘，放在我們河南博物院的展櫃裡。我們去給編鐘做全面的測音，讓我們驚喜的是，這組編鐘不但沒有氧化生鏽，保留了原始的金色，而且音色不失真。
現場的老師決定要試奏一段。很榮幸，這個機會給了我，從業20年來，這樣的機會總共不超過3回。我坐在博物館狹窄的展示櫃裡，演奏了《陽關三疊》。展示櫃的門仿佛就是“傳送門”，來自2300年前的一個物件，穿越黑暗的隧道，和我們相遇。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美國西海岸演出。演出完，我們大巴車後面，有華人朋友們開着幾輛車一路追随着我們，還想再看一看我們的演出。我看到他們眼睛裡泛着淚光，或許是因為在異國他鄉，聽到了這種曆史深處的、來自我們血脈傳承裡的聲音，那是一種文化自覺、自信。
那一刻，我覺得我是有使命的，是以即便有一些困難，有一些困惑，或是不完美，自己還是堅持下來了。
當然，我們樂團不隻是要會唱會演奏，我們要從研究基礎、陳列延伸到從多學科融合交叉進行複原重構，包括用數字化的傳播手段“迎合”年輕觀衆的審美需要。
我們也在嘗試用大家更容易接受，更願意接受的方式和大家見面，就像給一個略顯正統的曆史音樂書做個好看的“封皮兒”。比如說我們參與了《唐宮夜宴》的演出，通過一些有趣的表演形式讓觀衆接觸到這樣的文化； 2022年國際博物館日，我們用9個樂器演奏了一首流行歌曲；還推出了“石窟寺裡的音樂”，用這些古樂器奏響了春節序曲。
中國有一句古詩，“誰調清管度新聲”。現在，包括古代音樂文化遺産在内的優秀傳統文化，正在博物館裡進行着活化——新生。
我和我所在的團隊，也會一直追尋華夏正聲，傳承禮樂文明，在博物館裡為大家奏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心靈之聲。
要保護年輕人“折騰”的能力
鄭晶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館長
當我們談論博物館時，可能會想到曆史的厚重、文化的瑰麗，然而，随着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博物館也不再是我們記憶中那個固定的面貌。
從傳統的意義上講，作為零藏品起步的建立博物館，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以下簡稱“中運博”）“先天的基因并不優異”，但運用新技術打造的沉浸式展覽，卻讓這座年輕的博物館迅速成為年輕人的“心頭好”。
有人問我，中運博掌握了什麼“流量密碼”？坦白說，作為一個工作了20餘年的博物館人，從館藏極其豐富的綜合性博物館來到如白紙一張的中運博，我面臨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缺少珍貴的文物藏品，這裡也欠缺已成體系的學術傳承，當一個非常年輕的工作團隊站在我面前時，我一度覺得團隊不夠成熟是“有待改進項”。
但作為一個年輕的博物館館長，“白紙”恰好又是發展的空間，可以讓大家嘗試新方法、踐行新理念。是以，“密室逃脫”進入我們的博物館，5G、VR等新技術被注入了古老的運河。當千年運河的前世今生鮮活呈現後，我意識到，這支年輕的團隊才是中運博創意無限背後的最大寶藏。
和年輕人相處，我把自己視作一個張弛有度的教練。他們的經驗不夠豐富，但工作熱情和創作欲望卻十分飽滿，我願意在一些項目中給年輕人試錯的機會，畢竟，他們能跳出傳統博物館人的思維，給大家展示想象力帶來的驚喜。當然，驚吓也很常見，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被現實一次次推翻後，也必須對他們及時叫停。在我看來，試錯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你錯了不總結，那是不能被原諒的。但通常，他們的創意和幻想我都不會輕易抹殺，即便夠“折騰”，也要盡可能保護他們“折騰”的能力，最怕年輕人不會“折騰”、不想“折騰”。
折騰的結果是，除了用文物“說話”，我們在展覽中間更多地去強調體驗性，是以還收獲了很多願意互動、參與博物館共創的新觀衆，而他們可能是以機緣，成為未來的博物館人。
中運博這樣特殊博物館樣本的出現，離不開當下中國的博物館事業的飛速發展。各種各樣主題和類型的博物館正在湧現，展現出差異化、多樣化、個性化的發展趨勢，不斷滿足新觀衆對于博物館的期待。可以說，随着社會發展，如今的博物館扮演的不再是“殿堂”的角色，而要向文化休閑場所去轉變，我們得主動傾聽觀衆的聲音、去了解觀衆需要什麼，而不是得“拿着範兒”。
雖然，我們渴望吸引年輕人，但博物館應該是一個全年齡段教育、提供終身學習的場所，是以，博物館應該推出更多精細化或分衆化的産品，吸引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需求的觀衆走進來，有所得。畢竟，博物館雖然是一個收藏過去的地方，但是它更多還是面向未來，未來可以包括年輕的希冀，也包括有閱曆者反思後的再出發。
誰說研究院的“保安”不能考博士？
張帥 敦煌研究院保衛處副處長
1993年，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在保衛處題寫了“石窟衛士”4個字，這4個字是對敦煌研究院保衛處的鞭策和鼓舞，更是責任和擔當。可我大學畢業後剛成為“石窟衛士”時，壓根沒想過會在敦煌待這麼多年。
我大學是電子資訊工程專業，對文博行業了解甚少，即便家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當時的我甚至連陝西曆史博物館都沒去過，可命運使然，招聘時的一個“事業編”讓我回應了敦煌的召喚。2007年，我背了一個包，坐了24個小時的硬座到了敦煌，到的那天恰好刮沙塵，沿途黃沙漫天，到了後就想轉頭買票回西安。
剛開始我在保衛處技術防範科工作，2008年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重要子項目——安防工程開始實施，院裡安排我全程參與現場勘察和方案設計工作，天天與設計院、安防廠家、行業安防專家進行交流、學習，因為和自己的專業有了結合點，忙得不可開交，便沒時間想家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正是因為院裡重視對年輕人的培養，給了深度參與這些工作的機會，讓我打下了堅實的安防知識基礎，也養成了積極學習的習慣，使我受益匪淺。隻是偶爾出差到南方發達城市，我還會湧出想辭職的沖動，因為相形之下，氣候幹燥、風沙漫天的敦煌确實和“宜居”無關。
莫高窟自然環境相對惡劣，時常面臨着風沙、洪水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且随着遊客的參觀數量不斷上升，來自“人”的風險也為敦煌的安防工作帶來更為複雜的挑戰，文物安全、遊客安全、生态安全、消防安全、風險管控、應急處置等工作時刻考驗着我及所在的部門的專業素養，我們深刻意識到，文物安全管理已經變為一個科學系統性的工程，如何把技術更好地和文物安全管理業務結合是個新問題。
“要做文物安全領域懂業務的技術管理者，打造一支相對專業的安全管理團隊。”我對自己的工作思路、定位和目标逐漸清晰，也對骨感的現實有所認知——敦煌地處偏遠，安防人才十分緊缺。怎麼辦？當時的我隻有一個念頭，沒有人才，我就自己成為人才。
因文物保護、旅遊開放的特殊性，敦煌的安防工作不能照抄照搬其他行業的解決方案，需要結合自身的場景和管理特點因地制宜。是以，我們逐漸建立了自己的專業化的安全管理團隊，先後完成了莫高窟等6處石窟、11項文物安全防護工程的實施，通過大量的學習，我們嘗試将風險管理理論應用于石窟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中，提倡預防性保護與安防相結合，防護等級與風險相适應等理念，逐漸梳理出一套科學的石窟寺類文物安全防護體系建構的方法及流程，并且得到推廣。這些經曆讓我入選甘肅省文物保護技術咨詢專家庫，更好地發揮所長。
在一個允許年輕人成長的平台上，“更新打怪”逐漸成為我的日常。我一邊工作，一邊攻讀了西安交通大學的工程碩士學位，最近又将進入蘭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記得，面試開始前，有位老師嘀咕了一句“怎麼研究院的保安都要考博士？”可見，外界對文物安防工作的了解十分有限，我們任重道遠。
以前我們老開玩笑說：“敦煌一年刮兩次風，一次刮半年。”如今回想，當年把我留在敦煌的那陣風已經刮了17年，身在其中，懂得了敦煌石窟在中華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卓越價值，也終于了解了為什麼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這些老一輩莫高窟人會放棄優越條件，選擇留在敦煌堅守一輩子。我也才真正認識到“文物安全是文物保護工作的紅線、底線和生命線”的意義，如今的我想做好新時代合格的“石窟衛士”，利用先進技術和安全管理理念守護石窟安全，成為切實把文物安全融入文物事業的踐行者、推動者和創新者，做一個既懂文物機關安全管理又懂安全技術應用的“守夜人”。
為文物築“家”
徐武洪 宏瑞文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對于我來說，進入文博領域是個偶然。2006年，我在甯夏工作，主要做銀行金庫門的代理。那時，甯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新館正在建設中，我想到，寶貴的文物更需要守護好，是以慢慢把一些博物館也發展成了我的客戶。
那時，我通過上網檢索，發現很多地區的博物館陸續都在建設新館，比如鄂爾多斯博物館、河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等。我在想，這些建立的博物館，都會有文物庫房，都需要庫房門、存儲櫃和一些保護性的設施裝置。
文博這個行業是非常小衆的，可能吸引不來大企業的關注，很少有專門為它們量身定做的産品。比如文物庫房門，就用銀行金庫門或是普通的防盜門，文物儲藏櫃就用檔案櫃。是以，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後，我決定成立宏瑞文博，一個專門為文物築“家”的公司。
我們從零開始做這個行業原本沒有的産品。通常我們先從行業裡找出一個正常的産品作為參照物，然後再根據博物館的需求，去設計研發，産品疊代。就像我們的文物庫房門，最開始對标的是銀行金庫的門，我們先把這個産品用到博物館，然後再改進。
文物庫房門是我們進入文博行業裡的第一個産品。廣東省博物館新館建設時，我們找過去，推銷我們的産品。但他們表示，金庫門不适合他們。
常見的金庫門，外面有道主門，裡面有道像防盜窗一樣的栅欄門。平時從業人員進庫存取鈔票時，會把栅欄門關一下做個簡單的防護。
博物館的從業人員介紹，有時從業人員進入庫房，可能需要半天都在裡面。如果主門一直開着，隻靠一道栅欄門防護，對文物的安全保障可能會大打折扣。他們就問，有沒有可能把裡面的門做得紮實一點，防盜能力更強？
這個需求提出來後，我們的研發人員就着手研究。我覺得把第二道門就做成那種實體的防盜門也不是解決辦法，最後我們發明了一種“内外互鎖互開”的庫房門——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進到庫内，就可以把整個主門鎖上，如果還有保管人員要進來的話，他可以通過開啟相應的鎖具裝置進來。這也是我們申請的第一個發明專利。
還有的博物館表示，從業人員有時攜帶文物進出庫房，為了避免磕碰到文物，他們希望門開啟後能固定在某個角度。我們也根據他們的需求研發出來了。
管理學上有個概念叫“小而美”，我們創業的賽道、内容可能也是這樣。或許做這些東西不是說一定要多少高科技，但是要很專注、很用心，專注這些文物儲存、保護的需求，然後去研發、去改良。
我們堅持的一個原則或使命，就是給文物一個安全舒适的家。我們所有研發、創新，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必須用安全的材料。同時給文物做預防性保護。
我經常跟團隊分享，不要把文物隻看作一個物件，它是我們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是我們的文化瑰寶，我們要把它當小寶寶一樣呵護。我們從事的是文物保護工作，别到時候不僅沒保護好，反而對文化造成損壞，那就是造孽了。
讓博物館走進孩子們的童年
鐘玲 四川博物院副院長
坦白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對博物館教育的了解停留在講解、導覽上。随着我們國家的博物館免費開放，進入博物館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也有一些教育活動，但還不算豐富。
真正啟發我的，和兩次經曆有關。
2008年，我被選派到中國駐美國洛杉矶總領事館，在文化組擔任文化副領事。除了參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也和美國博物館開展了很多交流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對博物館教育功能有了新的了解。這些見聞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我的職業軌迹。
北京奧運會前，美國寶爾博物館舉辦的秦始皇兵馬俑特展。現場，有藝術家會去做兵馬俑的造型，還有一些寫小篆、竹簡的活動。不同膚色、族裔、年齡的觀衆，在博物館裡玩得不亦樂乎。
當看到博物館為學生、老師，甚至老年人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教育訓練服務時，我意識到：博物館不僅是展覽文物的場所，也是所有人可以終身學習的地方。這堅定了我回國後深入研究博物館教育的決心。
2011年，結束外事工作回國後，我就開始做關于博物館教育和研究的工作。中國有這麼豐富的文化遺産，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博物館教育體系和産品，我們也希望，從3歲甚至更小的孩子，到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都能夠走進博物館，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學習活動。
第二個對我觸動比較大的經曆是在2015年，受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我去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做通路學者。在那裡，我确實見識到了更加豐富的博物館教育活動。
這個館也有兵馬俑的展覽，他們會做一些模拟考古體驗活動，還有“兵馬俑修複”，比如兵馬俑穿的盔甲，每一片是怎樣連接配接的，怎麼把一些殘片繪制補充好。在展廳裡面，還有專門面向0-5歲的孩子的區域，有水池、攀爬、畫畫、音樂，從這個年齡段孩子認知和學習方式的特點出發，去建構他們的活動。
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樣——課餘時間有限，選擇無限。如果博物館做得不好，我們就從他們手裡“搶”不到時間。
這次訪學，讓我開始複盤、思考開展博物館教育的方法。博物館教育，除了博物館自身所涉及的這些學科之外，還和教育學、心理學相關聯，可能需要博物館人跨界去做相應的研究。
同一年，我和我的團隊在教育部門的支援下，共同成立了四川省博物館教育研究所。我們緻力于創新教育方法，确信并實踐“一個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學校”的理念。
2017年，四川博物院成為全國首家将博物館數字資源接入中國小智慧教育平台的博物館。轉年，我們在全省21個市州組建了68所文博教育聯盟學校；2021年我們成立了“四川省文博研學聯盟”；2023年建構了全國首個“家-校-館”協同育人聯盟，為教育資源的共享和傳播開辟了新路徑。
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隻有一次，我希望在他們的成長中，和博物館建立起親近的關系，愛上博物館。
是以，我經常會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我們要盡可能地提供好的展覽和豐富的學習、欣賞活動，牢牢地吸引住他們。
我們開課的次數最多一門課是《翹首觀宇宙》。我們會把中國人探索宇宙和現階段大陸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探索及成果進行古今連接配接。
比如，我們選取畫像磚當中的骖龍雷車，這是馬車架在星雲之上，好像騰空而起，它展現了漢代人對死後生活一種很雄健、很豪邁的期許。我們也會通過現代的一些方式，展示中國在航空航天的領域的一些成果。我們希望向孩子們傳遞一種觀念，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在探索宇宙、探索整個自然變化，然後運用到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不僅僅要了解過去，更重要的是去探索未來。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投入得到了認可。我們許多課實作了高複開率，《翹首觀宇宙》這門課4年間開課68場。經過8年的不間斷探索，博教所開發近200項研學課程，服務學生總數達4.4萬餘人。
我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吸引更多的人成為博物館的粉絲，感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綿延與悠長，體驗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感受中國博物館文化的魅力。
助力中國博物館走向世界
姜倩倩 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部教育教育訓練組組長
11年前，我從中國人民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畢業，進入故宮工作。
我們部門的辦公地點，坐落在故宮的西南角，曾經這個地方叫“南大庫”，聽這個名字就知道，它原是一處庫房，用于存放燈籠等。雖然現在的建築是後建，但還是很“古老”。比如我們辦公室除了空調、電腦、列印機，再沒有别的電器，喝水都是提着水壺去水房接。防火對于故宮來說太重要了。
剛工作那會兒，我周邊的同學、朋友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在故宮做什麼工作，英語講解員嗎？”可見當時大家對博物館的認知不足。但現在，身邊人問的都是故宮最近有什麼展覽、出什麼書了，有沒有課程可以參與。這種變化也反映了中國博物館近年的蓬勃發展。
我能“進宮”，很大程度上，與一個機構有關。
2013年，國際博協、中國博協和故宮博物院正在合作籌建國際博協教育訓練中心，由故宮博物院營運管理，辦公室就設在我所在的宣教部。我也在同年進入故宮工作，可以說是和教育訓練中心一同成長起來的。
國際教育訓練讓我的英語專業有了用武之地。教育訓練中心每年舉辦兩期正常教育訓練班，主題涉及博物館管理、教育、藏品、展覽，以及博物館當下熱點話題。
上個月，我們剛剛辦完今年的春季班，一位國外專家問我，為什麼中國要建立一個國際博協的教育訓練中心，并在10年裡給予持續的資源和資金支援。
我說，因為我們非常看重這個項目的價值。那價值在哪裡？
可能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回答。但我想起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最近的兩期教育訓練，都有學員作為授課專家回歸。曾經的學員，經過10年的積累，已成長為一館之長或大學教授，用自己的所學反哺教育訓練項目。當然，這不全是教育訓練中心的功勞，但教育訓練中心的确打造了一個國際博物館人能力建設的平台，培養了未來的管理者。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學員們可以互相探讨共同關心的問題，分享疑惑困難，探讨可能的解決方案，同時也能夠互相了解，開拓思維，開闊眼界。
第二件事，就在前幾天，一位博物館同行咨詢能否幫忙聯絡南韓某家博物館，他們想去參觀交流。這種咨詢，我收到過很多，大多是希望通過教育訓練中心，與國外博物館建立聯絡，謀求合作。而他們之是以會找到我，是因為經過10年的發展，教育訓練中心建構起了一個囊括85個國家500多位國際博物館專家和專業人員的網絡。這個網絡不僅讓他們因共同的教育訓練經曆而拉近距離，也為博物館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儲備了人才。國際博協、中國博協和故宮博物院也都希望這個網絡，能夠促進博物館國際交往與合作。
參與教育訓練中心工作的過程，也是我個人能力不斷成長的過程。
在組織教育訓練的過程中，我的國際交往、統籌協調和應對問題的能力得到了鍛煉。我有幸在國際博協大會上，代表教育訓練中心發言，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同行展現中國博物館的實力與活動。
作為博物館教育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對于我做好博物館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在教育訓練期間接觸到國内外博物館先進的資訊、理念和案例。這些年，我做教育課程開發、圖書出版、短視訊營運，很多理念和想法都源于教育訓練課程的啟發。
2017年，我帶着自己開發的課程《康熙與西學》，在悉尼的中國文化中心給孩子們進行全英文授課。我想告訴悉尼的孩子們，在很久以前，中國就已經和西方有了文化往來，現在我們依然延續着這種往來，正是這種往來讓我們彼此了解、建立信任。
我也将自己組織教育訓練的經驗和思考以論文的形式分享出來，希望為大家組織和申報國際教育訓練項目提供借鑒。
未來，我也将繼續提升自己的專業積累，提高自己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汲取國際營養，推動中國博物館走向世界，讓中國聲音更加響亮。
我的博物館學術研究之路
楊理勝 湖北省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主任
我本碩博的研究方向分别為先秦文學、楚國曆史文化、石器時代，與荊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湖北省博物館的藏品體系基本是比對的。
我從事的工作涉及博物館的學術和教育兩個環節。簡單來說，我們做學術研究，就是通過我們的學術能力，把晦澀難懂的考古報告、研究資料等“翻譯”出來。
這是我們藏品保管的基礎，是我們陳列展覽的基礎，是我們社會教育的基礎，當然，也是我們跟觀衆交往交流的基礎。
“翻譯”出來之後，還要進行“闡釋”——将“翻譯”過來的學術觀點，展示給觀衆，包括資訊化的展示，或是提供教育活動等。
我大學學中文，喜歡古代文學，尤其是先秦文學。特别是《楚辭》《詩經》，到現在，我在家裡也偶爾吟誦一段，我女兒很小的時候就能背《離騷》。
但像這些文學作品，如果你不了解楚國曆史，覺得還是有點虛。我們是師範類院校，大學畢業之後，我沒有拿着教師資格證去學校當老師，而是選擇去讀曆史專業的研究所學生，慢慢完成從文學到曆史學角度的轉型。
在我看來，考古本身是個很有個性的專業。因為每年它都有很多新的發現、新的材料，不停地給人驚喜。而且做考古發掘，就像“開盲盒”，你永遠不知道這個墓坑裡能挖掘出來些什麼。
進入博物館工作也是偶然的機會。當然，每一次偶然背後關聯着一系列的必然。
2010年，我研究所學生畢業，當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資料室想招一名圖書管理者。我的導師跟我說，考古所資料室的考古發掘報告比學校資料室的還多，到那裡可以盡情讀書。然後我就很開心地去了。但是報到之後，機關可能覺得一個研究所學生去當圖書管理者可能有點浪費，就給我調換了3次崗位。
我在博物館辦公室待了5年，主要負責新媒體以及宣傳方面的工作，并承擔了博物館一些重要稿件的撰寫。這個時段也是我思考、踐行學術應該如何通俗表達的開始，與此同時，也是我思考、踐行博物館的從業人員應該如何與我們的觀衆打成一片的開始。
資訊中心的8年，我主持了湖北省博物館的智慧博物館建設。雖然我不是計算機專業出身，但從行業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專業背景給了我們很強的支撐。這個資訊化的産品做成什麼樣子，隻是一個形式，對内容的了解、延伸需要專業的支撐。
在資訊中心，我有機會去探索如何在展覽之餘，把我們的文物、我們的展覽通過資訊化手段去建立關聯，然後通俗表達。
2012年，我擔任中央電視台大型曆史文化專題片《楚國八百年》的文史統籌。201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專著《楚文化符号系統的提煉與考察》。
我們做資訊化工作時，我就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展覽隻能在規模上做大，如何把這些文物連成一個展覽體系，将一個完整性的故事講給觀衆聽？
我希望觀衆來到湖北省博物館參觀以後，不是隻記住曾侯乙編鐘、越王勾踐劍這些明星文物，而是通過館方努力，把湖北省博物館的館藏資源當成一個整體，把荊楚文化當成一個整體講給觀衆聽。從另一個方面說，我們的學術研究要做的，是努力向觀衆呈現某一支地域文化的生老病死，文物背後的喜怒哀樂，進而“品”出一些詩意來。
張謇先生有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在湖北省博物館建館 70周年之際，在湖北省博物館釋出《湖北省博物館三年發展計劃（2023-2025年）》的關鍵節點我願再接再厲，為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高品質發展，為湖北省博物館建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館盡綿薄之力。
讓“初心紅”變成“中國潮”
阮竣 中共一大紀念館副館長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興業路76号）。如今，百餘年過去，每天都有上萬名觀衆走進中共一大紀念館，走進那個18平方米的房間。
走進來的參觀者有着怎樣的輪廓？我們進行了畫像統計，資料顯示，24歲以下、36歲~40歲兩個年齡段觀衆占比最高，男女比例幾乎一樣，進階知識分子較多。
根據他們的評價，革命類紀念館的問題也凸顯出來：陳舊、單一、同質化現象嚴重，似乎與當下的新視野、新表達格格不入。但挑戰也是機遇，我們需要思考，如何用好自身的紅色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打造帶得走的紅色文化符号？
從2021年開始，我們組建了一支紅色文創的團隊，試圖去解構這個時代的命題。我們希望讓每個走進中共一大紀念館的觀衆都可以留下感動，同時帶走回憶。這條路很難，但我們找到了一些方法。
例如，讓數字起作用，一盒奶糖有21粒100克的分量，對應标志性的時間，能在傳遞甜蜜的同時傳承一份責任；讓體驗更生動，用白米粽搭配紅糖“墨汁”，立刻呈現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趣事，“真理的味道有點甜”；讓一條遊船去呈現浦江兩岸，穿越百年；讓一輛車裝載着一個展覽，走遍大江南北，進入學校、社群、田間地頭……
在迎接建黨百年之際建立的“一大文創”品牌，從零開始至今，已經實作了“一個小目标”，截至去年年底總營收超1億元。大家用購買文創參與活動的方式給我們的創意投票，也佐證了這些紅色文化符号可以抵達人心。
2023年，中共一大紀念館全年累計接待參觀者293萬，其中，散客比例超過60%，曆史上首次出現團隊客人少于散客的情況，且45歲以下參觀者比例超過了70%，我們感受到，年輕人對革命紀念館的期許正在提高。盡管，很多人是看了《覺醒年代》，想了解一下革命先烈是怎麼戰鬥和生活的，但就是這麼樸素的原因，讓他們有機會走近曆史，聽一個來自過去的青年“講述”自己有内涵、有溫度、有共鳴的故事。
但我們對自己也有清醒的認知，畢竟面對近300萬的參觀者，紀念館可接納公衆的空間非常有限。是以，我們意識到，紅色文化的賦能不僅僅在産品，“文創+”的概念可以在文教文旅、産業化探索、公益項目開發等多領域激發可能，同時，紅色文化的傳播也不應囿于牆内，“沒有圍牆的博物館”甚至可以出現在課堂。
在紅色文化的傳播中，“質樸”“真誠”是珍貴而有效的，包括推動“初心紅”成為“中國潮”，也不能陷于隻滿足于自我表達、晦澀艱深的“博物館思維”。放下身段，傳遞公衆想要的，才是激發共鳴的關鍵。
立在城市潮流地标中的中共一大紀念館是神聖的，也是年輕的，希望它始終能以健康的形象迎接所有人，雖已百年，風華正茂。
未來20年是博物館的黃金時代
蔣菡 蘇州博物館文化創意部主任
2013年，我開始負責文創工作，當時團隊隻有3個人，我們要把蘇州博物館打造成“博物館裡的文藝青年”。11年過去，團隊已超60人，這位擁有超過1500款産品的“文藝青年”不再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它遊走于網絡世界，出現線上下商場、書店，處處留下“1平米”的身影。
“1平米博物館”更像一次微型的展覽，能夠輕量地觸達困在鋼筋水泥森林裡的人。從事博物館工作至今，我越來越感受到，博物館絕不是被建築框住的“聖殿”，我們需要文創作為一個連結公衆和博物館的視窗，安放初萌的興趣和來自未知的不安，進而拉近彼此的距離，甚至能通過跨界合作，不斷探索博物館的邊界。
但為什麼以前的博物館不“卷”文創呢？這與博物館的公衆意識覺醒過程有關。2008年，中宣部、文化部等四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各地陸續免費開放了一大批博物館、紀念館，那時博物館參觀人數迎來明顯增長，為文創的發展肥沃了土壤。2023年，解除新冠疫情防控後，去博物館“打卡”再次成為風潮，且衍生出多樣的訴求，文創工作又有了新花樣。
在展廳裡，我經常不戴工牌豎着耳朵聽觀衆在談論什麼，發現有越來越多資深、專業的觀衆，可以對着展品言之有物，甚至能通過對比不同博物館提出紮實的意見。是以，當公衆素養有所提升後，我們也需要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挖掘更多讓人感興趣的東西。但與此同時，很多東西火得很突然，消失得也很快，我們也十分警惕博物館“泛娛樂化”趨勢，尤其在跨界時，還是要謹慎地選擇合作夥伴“是消耗我的還是滋養我的”？
為了讓博物館的輸出更長久，除了培養專業的觀衆外，還得不斷創新，加入新鮮血液。和我當年進入博物館相比，現在博物館的職場環境明顯有了提升，我們這一代從業者花了十幾年時間培養了公衆對博物館的興趣，是以，現在加入博物館，對年輕人來說不失為一個可以表達和發揮的良好機遇。
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博物館被大家給予了很高的期待，年輕人怎麼提升自身素養、調整心态，去比對這種期待，還需要在選擇時謹慎考量。任何時候，謙卑和敬畏都是在博物館的生存之道，戒驕戒躁才能在這個平台真正施展自己的才華，我覺得，未來20年才是博物館的黃金時代。
（本版文字整理 記者 梁璇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