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開始實行早朝制度，叫“常朝禦門儀”，也就是禦門聽政，俗稱“上朝”。
清沿明制，順治年間就開始實行禦門聽政，到了康熙皇帝時，禦門聽政作為一種皇帝處理政務的方式，它的禮儀制度已逐漸完備。在清代，禦門聽政主要場所在紫禁城乾清門或圓明園勤政殿舉行。
乾清門
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年滿十四歲的康熙帝诏命“躬親大政”。同日，他“禦乾清門聽政”，并令“嗣後日以為常”。所謂的禦乾清門聽政，就是從這裡開始，成為定制。
根據會典的描述，康熙年間的禦門聽政“每日”舉行。這一方面固然是處理國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康熙帝向臣僚做出勤勉政務的榜樣，促使他們不緻怠惰政事。
乾清門聽政示意圖
那麼，禦門聽政的程式及具體内容是什麼呢？刊刻于康熙二十九年的《大清會典》，在《禮部·聽政儀》中，對當時的禦門聽政有着詳細記載，在此不多贅述。
到了雍正年間，禦門聽政的頻率就大幅下降了。與禦門聽政次數減少相伴随的是，題本、奏本在處理規則上，也與之前産生了較大的變化。
當時雍正朝題奏本章的處理程式，已經由原來的皇帝先閱、然後下發内閣票拟，變為先呈内閣票拟、再交皇帝準許這一模式。在這種背景之下，由部院衙門面呈題奏本章給皇帝，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早先的意義，因為内閣已先于皇帝知道了題奏本章的内容，并給出了處理建議。
到了乾隆年間，禦門聽政的次數已大規模減少，此後各朝，更是大幅銳減。随着奏折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題奏本章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是以前述雍正朝這種先送到内閣進行票拟，再進呈給皇帝禦覽審閱的制度也就更加強定了下來。
盡管題本内容逐漸成為尋常事件，題本處理也逐漸淪為例行公事，禦門聽政從原有的重要政務商讨，逐漸演變成例行公務，對國家政務的影響也在減弱。但是，因為禦門聽政是由清代前期的“聖主”首創，代代堅持，已成為皇帝勤于政務的象征。是以作為一項祖制，它在禮法上、形式上的意義，遠超過于它的實際内容。
圓明園四十景圖 勤政親賢
有的時候禦門聽政，甚至已經成為清朝君臣的負擔。這一缺乏重要内容的國事活動，在清帝風華正茂、躬親理政的時期尚可維持，但到了後期皆以幼主繼位的情況下，就很難延續了。
鹹豐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上禦乾清宮聽政”；四個月後，即鹹豐十年三月十三日，搬往圓明園的鹹豐帝“禦勤政殿聽政”。這是實錄中記載的鹹豐帝最後的兩次禦門聽政。五個月後，在英法聯軍炮聲的威逼之下，鹹豐帝逃往熱河。在那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十一個月，再也沒有舉行過禦門聽政。
在同治帝即位之後，禦門聽政一直停止，直至清亡，再也沒能恢複。而鹹豐十年三月圓明園勤政殿的禦門聽政，就成為這一制度的最後展現。
故宮藏 紅漆皮奏折匣
“大衆化”禦門聽政制度的衰微，“小衆化”皇帝接見軍機及部院輪班奏事制度的持續，反映了清代政治日益注重實際效用及君主權力日漸加強的大趨勢。禦門聽政這種僅具形式而無太多内容的早朝模式，到了同治朝完全停止，至清亡未再恢複。
［文章來源］
《清代的“早朝” 禦門聽政的發展及其衰微》
李文傑
［編輯］
付 懷 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