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实行早朝制度，叫“常朝御门仪”，也就是御门听政，俗称“上朝”。
清沿明制，顺治年间就开始实行御门听政，到了康熙皇帝时，御门听政作为一种皇帝处理政务的方式，它的礼仪制度已逐渐完备。在清代，御门听政主要场所在紫禁城乾清门或圆明园勤政殿举行。
乾清门
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年满十四岁的康熙帝诏命“躬亲大政”。同日，他“御乾清门听政”，并令“嗣后日以为常”。所谓的御乾清门听政，就是从这里开始，成为定制。
根据会典的描述，康熙年间的御门听政“每日”举行。这一方面固然是处理国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康熙帝向臣僚做出勤勉政务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致怠惰政事。
乾清门听政示意图
那么，御门听政的程序及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刊刻于康熙二十九年的《大清会典》，在《礼部·听政仪》中，对当时的御门听政有着详细记载，在此不多赘述。
到了雍正年间，御门听政的频率就大幅下降了。与御门听政次数减少相伴随的是，题本、奏本在处理规则上，也与之前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时雍正朝题奏本章的处理程序，已经由原来的皇帝先阅、然后下发内阁票拟，变为先呈内阁票拟、再交皇帝批准这一模式。在这种背景之下，由部院衙门面呈题奏本章给皇帝，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早先的意义，因为内阁已先于皇帝知道了题奏本章的内容，并给出了处理建议。
到了乾隆年间，御门听政的次数已大规模减少，此后各朝，更是大幅锐减。随着奏折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题奏本章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因此前述雍正朝这种先送到内阁进行票拟，再进呈给皇帝御览审阅的制度也就更加固定了下来。
尽管题本内容逐渐成为寻常事件，题本处理也逐渐沦为例行公事，御门听政从原有的重要政务商讨，逐渐演变成例行公务，对国家政务的影响也在减弱。但是，因为御门听政是由清代前期的“圣主”首创，代代坚持，已成为皇帝勤于政务的象征。所以作为一项祖制，它在礼法上、形式上的意义，远超过于它的实际内容。
圆明园四十景图 勤政亲贤
有的时候御门听政，甚至已经成为清朝君臣的负担。这一缺乏重要内容的国事活动，在清帝风华正茂、躬亲理政的时期尚可维持，但到了后期皆以幼主继位的情况下，就很难延续了。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御乾清宫听政”；四个月后，即咸丰十年三月十三日，搬往圆明园的咸丰帝“御勤政殿听政”。这是实录中记载的咸丰帝最后的两次御门听政。五个月后，在英法联军炮声的威逼之下，咸丰帝逃往热河。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一个月，再也没有举行过御门听政。
在同治帝即位之后，御门听政一直停止，直至清亡，再也没能恢复。而咸丰十年三月圆明园勤政殿的御门听政，就成为这一制度的最后展现。
故宫藏 红漆皮奏折匣
“大众化”御门听政制度的衰微，“小众化”皇帝接见军机及部院轮班奏事制度的持续，反映了清代政治日益注重实际效用及君主权力日渐加强的大趋势。御门听政这种仅具形式而无太多内容的早朝模式，到了同治朝完全停止，至清亡未再恢复。
［文章来源］
《清代的“早朝” 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
李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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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怀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