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學術的名額化管理本質是剝奪學者的時間和自由

本文轉自：必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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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王汎森（1958-），台灣雲林人，1983年台灣大學曆史研究所畢業，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7年，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班（師從餘英時先生）。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同時升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開始任教于台灣大學曆史系及台灣清華大學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曆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7月，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委員會主席。特此分享。

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是我赴台通路的重要學術機構。所長王汎森先生在中研院對我相助良多，也熱情帶我同赴台北市的台灣大學、台中市的中興大學、中坜市的中央大學，一路引見學界朋友，暢談甚為投機。赴台前，許倬雲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餘英時的學生，我們都喜歡他。現在已經不凡了，将來會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見面，便由他邀與陳永發先生共進午餐，話題中心是餘英時先生和許倬雲先生。那天，我們談起2009年5月5日逝世的高信疆先生，不勝唏噓。王汎森在十七八歲時投稿給《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見報後，《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請他吃了一頓飯。多少年後，王汎森與高信疆成為摯友。高信疆當年可謂“紙上風雲第一人”，以《人間》副刊為舞台，策劃了一系列文化活動，轟動島内，對1970～1980年代的台灣文化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高信疆主持的《中國時報》副刊與痖弦主持的《聯合報》副刊，勢均力敵，相激相蕩。王汎森回憶：“我弟弟常常回憶說他在高中上學的路上撿到一張人間副刊，看後覺得内容很豐盛，現在完全沒有這種感覺了。高信疆當時聯絡了一大群在海外的學者，像餘英時、李歐梵、杜維明、劉紹銘的文章常常出現在副刊，這對台灣文化的多樣性和活潑性有很大的影響。高信疆有三本厚厚的本子，寫滿了海外學者的位址、電話，當時大家都覺得那是他的秘籍。”王汎森回憶當他在台灣大學曆史系讀書時，台大曆史系老輩凋零，一般學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學問的深淺，他記得李濟先生最後一次在台大演講，系裡還得要拉人去聽。逯耀東先生教近三百年學術史，王汎森很少聽課，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來，逯耀東尾随出來說：“你就是王汎森！”并說了幾句鼓勵的話。原來他看過王汎森的學習報告，但沒有見過王汎森來上課。逯耀東以寫飲食名世，王汎森記得：“逯老師對吃非常有興趣，他有一次上課談到大陸新出的食譜，感到豬油用得太多——因為人們太久沒有吃到好東西。”王汎森在大學時代遍讀錢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書樓聽講，卻不大聽懂錢先生的口音，有一件事倒是印象深刻：“當時南美有一位總統通路台灣，三軍儀隊及樂隊在機場歡迎他。錢先生認為現代人這種儀式不合古人之道，說是帶一群狼狗去歡迎人家——因為儀隊是帶槍的。”“我還記得那時錢先生還抱怨現代人出國要辦護照，他說孔子周遊列國時都不用帶護照。”讀台大曆史系時，正是台灣政治将解未解之際，王汎森說：“當時我親近的老師，都是言論傾向民主自由的先生。那時知識分子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民主自由，大家都批評當時的威權政治。”王汎森說讀書時經常到台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讓他感興趣、認為可以解答心中對現實及文化問題困惑的書，打開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書”的印記，那是殷海光故逝之後捐給台大的藏書。雖然沒有機會親炙殷海光的教誨，但是“圖書館的大量藏書給我開了一扇窗，那裡有一個世界比我所處的世界要寬。那時台大學生在課内所學的遠遠沒有課外學得多，風氣很自由。黨外雜志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年青人受到影響，漸漸掙脫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态”。台大曆史系碩士畢業後，王汎森進入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史語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稱，曾經孕育了許多中國現代學術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開玩笑說，如果碰到一個學術問題，在走廊上問，問第一個人他可能不知道，問到第二個、第三個，一定會有人知道。當年留學美國是台灣的風潮，王汎森在擔任曆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之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是史學大家餘英時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度過了一生最為難忘的讀書生涯，在餘英時先生的言傳身教之下，進入新的境界。從普林斯頓學成後回到史語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認為台灣史學界的新星，成為史語所所長和中研院院士，在行政事務與學術研究之間遊刃有餘。在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室，顯眼處便挂着餘英時先生的書法。我們多次閑談，多是學界的趣聞轶事。談到史語所早期的發展，王汎森說史語所人才濟濟：“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們以全部學問支援一種學問。他們在各種文化裡受過陶冶，以衆部支一部。學問必須是以衆部支一部才能顯出精彩。我剛進史語所時，九十歲才是老一輩，七八十歲是中年一輩，四五十歲是少年，而二三十歲是幼稚園。每次去參加所裡的講論會都很緊張，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麼都知道。那時中研院比較簡單，有個同僚在報紙上寫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結果收到吳大猷院長一張紙條約他見面。吳院長一見到他就說：你是某某某，你寫的文章太幼稚了。”談到華人世界中無數學人最好的光陰浪費在運動裡，王汎森不無感慨：“我記得1980年代有一次聽傅聰彈鋼琴，在背景休息時有人問他：你喜歡什麼運動？他聽錯了，說：我怕運動！”我說：“有一次張五常請劉詩昆到香港大學彈鋼琴。香港大學校長王赓武聽後說：‘文革’究竟浪費了多少天才？”王汎森說：“時間最重要。光有研究經費不夠，要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人文才可以提升。我覺得亞洲的學術界，都在僵硬的名額下激烈競争而剝奪了學者的時間。而且太多審查、評鑒，以為學問是可以從此刻預測的，這裡面不留下一點雅量和空間。真正有價值的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灣大學門口的小館共進晚餐，所談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師輩。最後的話題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王汎森認為：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着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是經常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當時英國很多人擔心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隻知道一件大事。”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曆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柏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柏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曆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為标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裡。這一番議論，在我看來，正是王汎森多年實踐悟出的心得體會。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時代周報：從台灣大學曆史系碩士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怎麼就進入中研院史語所？王汎森：那時中研院正好有三個五年計劃，多了很多名額。我那時正在當兵，除了已經出版《章太炎的思想》一書外，另外加寫了一篇長文章（後來變成我的第二本書《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許久之後我才知道，當年入所的審查者之一是餘英時先生。時代周報：餘英時先生在1970年代用中文寫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機。王汎森：我曾對餘先生說：“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開始寫大量中文，在美國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寫了大量中文，您成為這個曆史文化傳統中的重要一分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餘先生沒有反對。他的文字開始介入社會時，大家都覺得很新：原來古代曆史、思想可以這樣談。時代周報：普林斯頓大學是餘英時先生教學的最後一站，從密歇根大學，到哈佛大學，到耶魯大學，最後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很奇妙。王汎森：我跟餘先生是同時到達普林斯頓，他剛好從耶魯轉過來。我還在做助理研究員的時候，已經聽到各種謠傳說餘先生要到普林斯頓。他到普林斯頓演講，好像寫了一首詩，有人從中讀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頓的意思。後來真的落實了。時代周報：餘英時先生怎麼教學的？王汎森：他比較注重引導你，讓你自己去發現。他很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他看西方的書很多，很及時，舊學也很厲害，是以對題目的潛勢看得很恰當，知道可能性在哪裡，限制在哪裡，知道怎麼引到有意義的方向。這不是一般老師能做到的。一般老師可能理論講得很好，但不一定對那個領域、材料掌握得那麼深。有一次讨論到一位有名的學人，他說這個教授隻能教大學，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為那個教授對材料的廣度及縱深掌握不夠。餘英時先生是兩者皆長，對研究所學生影響更大。一般大學見到老師比較難，但普林斯頓學生不多，學生要見教授，通常隻要敲個門就可以了。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