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术的指标化管理本质是剥夺学者的时间和自由

本文转自：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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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王汎森（1958-），台湾云林人，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师从余英时先生）。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7月，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席。特此分享。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访问的重要学术机构。所长王汎森先生在中研院对我相助良多，也热情带我同赴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台中市的中兴大学、中坜市的中央大学，一路引见学界朋友，畅谈甚为投机。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见面，便由他邀与陈永发先生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那天，我们谈起2009年5月5日逝世的高信疆先生，不胜唏嘘。王汎森在十七八岁时投稿给《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见报后，《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请他吃了一顿饭。多少年后，王汎森与高信疆成为挚友。高信疆当年可谓“纸上风云第一人”，以《人间》副刊为舞台，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轰动岛内，对1970～1980年代的台湾文化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与痖弦主持的《联合报》副刊，势均力敌，相激相荡。王汎森回忆：“我弟弟常常回忆说他在高中上学的路上捡到一张人间副刊，看后觉得内容很丰盛，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高信疆当时联络了一大群在海外的学者，像余英时、李欧梵、杜维明、刘绍铭的文章常常出现在副刊，这对台湾文化的多样性和活泼性有很大的影响。高信疆有三本厚厚的本子，写满了海外学者的地址、电话，当时大家都觉得那是他的秘籍。”王汎森回忆当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汎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汎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汎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汎森来上课。逯耀东以写饮食名世，王汎森记得：“逯老师对吃非常有兴趣，他有一次上课谈到大陆新出的食谱，感到猪油用得太多——因为人们太久没有吃到好东西。”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一件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我还记得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读台大历史系时，正是台湾政治将解未解之际，王汎森说：“当时我亲近的老师，都是言论倾向民主自由的先生。那时知识分子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民主自由，大家都批评当时的威权政治。”王汎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故逝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的教诲，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汎森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汎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新的境界。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在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我们多次闲谈，多是学界的趣闻轶事。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汎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问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学问必须是以众部支一部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研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汎森不无感慨：“我记得1980年代有一次听傅聪弹钢琴，在后台休息时有人问他：你喜欢什么运动？他听错了，说：我怕运动！”我说：“有一次张五常请刘诗昆到香港大学弹钢琴。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听后说：‘文革’究竟浪费了多少天才？”王汎森说：“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人文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汎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是经常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柏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柏林偶然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柏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汎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怎么就进入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那时中研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19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王汎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开始写大量中文，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写了大量中文，您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歇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谣传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王汎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材料掌握得那么深。有一次讨论到一位有名的学人，他说这个教授只能教大学，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为那个教授对材料的广度及纵深掌握不够。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