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戰争初期，張家口是我軍晉察冀根據地首府，地理位置和政治意義都十分突出。但張家口面臨兩面受敵的情況，為改變敵我态勢，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請示中央後，決定發起大同集甯戰役，重擊華北國軍。但戰役結果卻很難令人滿意，我軍不僅沒能打下大同，不久後還丢了更重要的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兵力嚴重受損、根據地迅速收縮，形勢非常被動，直到平津戰役前基本上處于守勢。
聶帥把這一仗當成教訓，軍政生涯中始終耿耿于懷。不過晚年撰寫回憶錄時，聶帥稱傅作義取勝有“僥幸因素”，并且引用了傅作義本人的話：集甯會戰得到勝利是一個僥幸。兩位重要當事人，都說國民黨軍“運氣好”才打了勝仗，那事實确實如此嗎？有一位解放軍指揮員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當年的這場會戰從根上就錯了、不該打，而非運氣使然。
說這話的人，是開國上将張宗遜。張宗遜級别比聶帥低，但很敢說話，因為大同集甯這一仗，跟張宗遜将軍的名譽也是密切相關的。當年我軍的一線負責人，正是時任大同前線指揮部司令員的張宗遜，統一排程晉察冀軍區、晉綏野戰軍及地方部隊共9個旅的兵力。張宗遜的部隊将敵将董其武的3個師壓縮在大同城内，敵人非常困難。
董其武是傅作義嫡系愛将，傅作義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他派出援軍第101師等部隊，于9月12日與我方接戰。面對這個變化，張宗遜司令員做了一個決定：将全力攻城改為“先打援，後攻城”。這是聶榮臻事後最惱火的一件事，他認為董其武已經陷入絕境、心驚膽戰，我軍應當堅持住、繼續全力攻擊大同城内敵人，而非分兵拒敵。後來董其武與援軍兩面夾攻，戰場形勢逆轉，我軍不得不撤離戰場，完全沒有達成作戰目的。
涞源會議上張宗遜遭到聶榮臻嚴肅批評，被批為“指揮不力”；但張宗遜認為晉察冀軍區首長應該負有主要責任，自己下令阻援沒有問題，為此跟聶帥鬧得不愉快。由于将帥失和，不久後張宗遜被調離這一戰區，到西北戰場輔佐彭老總去了。若非大同集甯一戰，也許張宗遜不會成為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
話說回來，到底是誰的責任呢？後人看待史料，隻能見仁見智，不好妄加評議。跟聶帥一樣，張宗遜将軍也有回憶錄，詳細分析了當年的那次失利。他總結道：晉察冀前期主動裁軍過多，打大仗時兵力不足，是一大問題；軍區上下彌漫輕敵情緒，堅持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打攻堅戰，是其二；最後張宗遜強調：毛主席及黨中央，事先3次發電訓示“勿動傅作義部隊”，軍區相關首長不以為然，并給中央提供錯誤回報。
孰是孰非難以論說。但不能看出，大同集甯戰役是張宗遜将軍的一大心結，晚年仍然十分遺憾。有意思的是，關于這一戰，傅作義确實曾自稱“僥幸”，這裡面有兩個因素：傅作義是一代名将，很會打仗，戰後總結時比較理智全面，不願自誇；另外傅作義在49年北平起義後，終歸屬于“棄暗投明”的将領，講話謙虛低調也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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