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聶宏德
曆史上一段時間大陸農村實行的是人民公社化體制，是新中國成立後縣級以下的基層政權組織存在的一種形式。它始于1958年，終于1980年，先後存在23年時間。人民公社化的體制是以生産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即公社、大隊和生産隊。人民公社化存續時期，我的老家是廣德縣楊杆公社橋頭大隊第二生産隊（即現在的廣德市誓傑鎮洪橋村第十一村民組。1980年，當時的第二生産隊分又為兩個生産隊，分别命名為第二生産隊和第十一生産隊，分隊後我就在第十一生産隊）。1975年我高中畢業後，随即就回鄉參加生産隊的勞動。是以，對當時生産隊存在形式及整個運作情況都了如指掌。雖然已經過去近五十年的時間，但都曆曆在目，記憶猶新。現在，從“勿忘曆史”的角度考慮，我簡要的把當時生産隊存在的形式、基本運作方式及部分涉及到社會風情記錄下來，讓廣大讀者去了解和品味。
隊委會
我當時所在的生産隊約有三十一、二戶人家，總人口約為210人左右，這在當時也算是一個較大的生産隊。生産隊雖然是當時人民公社體制下最小的組織機構機關，但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濟核算機關卻在這一級。麻雀雖小五髒俱全，既然有生産隊這一級組織存在，那麼也必須要有一個組織機構，這個組織機構就是隊委會。一般情況下，隊委會上司班子的設定和人員組成在5--6人之間，包括生産隊長、付隊長、貧協主席（貧下中農協會主席）、婦女隊長、會計。有的生産隊還設有政治指導員。
隊委會的主要職責，就是讨論如何落實好公社和大隊下達的年度生産任務計劃并采取什麼措施保證完成。那個年代，國家對各地農村實行的政策是計劃經濟，就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農村基本上是以種植糧食為主。上級下達的所謂的生産計劃就是要完成種植多少畝的水稻任務，而且絕大部分又是雙季稻的栽插任務，沒有讨價還價的餘地。
隊委會的分工是，生産隊長抓全盤，負責每天農活事項的總體安排；付隊長負責安排第二天社員具體從事的農活，比如，明天誰用牛（即耕田），誰車水（用大小水車在河裡提水）等，其他社員，男的做什麼，女的做什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這些工作都必須要在頭一天晚上全部落實完畢。另外，付隊長每天早晨負責吹起床哨，吆喝出工，之後扛起一把鐵鍬去各個田塊看水，（就是負責将本生産隊的水田全部走一趟，檢查水田田埂有沒有漏水的情況、有沒有需要補水的農田而進行補水）
生産隊的貧協主席一定要是貧農或下中農出身的人擔任，而且一般又是年齡較大的人。是以，貧協主席的主要角色一般都是以類似顧問的形式存在。隊委會開會時，隻提提一些建議而已。
生産隊的婦女隊長的角色和作用，在那個年代是比較重要的。毛主席的一句“婦女能頂半邊天”，讓當時的婦女們個個都像平劇《龍江頌》裡邊的江水英，身份陡增，作用陡長，發揮着極大的作用，而這個作用又必須有一個非常能幹的婦女來帶頭。這個帶頭人就是婦女隊長。另外，如果這個生産隊的年輕姑娘比較多，生産隊的上司還要求成立“鐵姑娘戰鬥隊”，這樣，就能更大的發揮“半邊天”的作用。
會計的作用除了參與本生産隊的事物讨論外，主要在班子裡起被咨詢的作用，比如回答隊長提出來的現在隊裡還有多少現金、多少糧食（具體的數字）等。
那個年代，不管是什麼機關、部門，幹部也好、群衆也好，都要緊跟形勢突出政治。政治指導員的任務就是在農閑的時候，組織社員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報紙上的最新重要新聞，尤其是《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的兩報一刊社論。這在當時是必不可少的任務。
生産隊裡必備的生産資料
作為一個有兩百多人口和兩百多畝耕地的生産隊，要保證日常的生産活動，必要的生産資料是必不可少的。以我所在的生産隊為例，當時的主要生産資料除了現有的兩百多畝耕地之外，其它的有：耕牛兩頭（每頭牛還專門配有放牛的小孩，年齡在15---18歲之間。70年代中期，生産隊添置了一台專門耕田的手扶拖拉機），掼通兩副，（七十年代中期改為人力打稻機兩部），大、小水車各一部，12匹的老式柴油機抽水機一部，木犁兩副，水耙、水耖各一副，倉庫三間等。不管效率高低，但這些必不可少的生産資料對當時能夠在各時令季節確定生産的正常進行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出工做活
那個時候，生産隊社員出工做農活，工作時間不像是現在機關和企業的早八晚五模式，而是“早上、上午、下午”的三段式。也就是說，不管做什麼農活，每天早上都是要做一段時間的。一般情況下，早上這一段時間的農活，出工的時間在4.30----6.00之間，6.00之後回家吃早飯。特别忙的時候，比如栽早稻和進行“雙槍”（搶收早稻、栽插雙季晚稻）的時候，早上一般都是淩晨4點鐘就要出工。早上的農活，每個家庭除了留一人在家燒早飯之外，所有男女勞力都要出工。生産隊的付隊長每天早上都要提前10分鐘起床，然後吹哨子通知出工。
每天的上下午做農活，中間還有一個休息一段時間的模式，俗稱“歇畔”。休息的時間在半個小時左右。這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一是連續勞動的人需要休息一下，二是讓婦女回家抓緊時間做午飯，三是讓在哺乳期的婦女回家喂小孩子的奶水。這在當時也算是一個人比較性化的考慮與管理。晚上收工的時間一般都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尤其是上下午勞動中休息的一段時間，婦女們走的特别快，有的甚至是一路小跑，目的是為了盡快回家做飯和喂小孩子的奶水。
如果遇到這一天有公社電影隊來本生産隊放電影，下午則會提前半個小時收工。這個時候，在放工的路上，男女老少都會高高興興有說有笑。而這也是每年當中很難得的一天。
這裡還需要說一點的是，那個年代，生産隊是大集體，做事幹活都是搞大呼隆，再加又上缺少必要的生産資料如化肥、農藥、除草劑不足等，看起來僅僅兩百多畝的農田有百十來号的人每年不閑的去耕種，盡管晴天下雨都不歇工，但勞動效率和收益始終都不算高。
上工分及生産隊全體會議
那個時候，生産隊的男女勞力和小孩的工分值是不一樣的。勞動力定工分，男勞動力一般都是10分工，女的是8分工，剛剛參加勞動的小孩，則要根據他（她）的身體情況，個頭大小、做事的熟練程度來定工分。剛起步時一般為4分、5分、6分，然後慢慢增加。在特别農忙時，男女都是每天另加2分工，比如三夏“雙搶”時。
一般情況下，每隔兩天生産隊都要統一進行上一次工分，（也就是記工分，老百姓習慣叫上工分。特别忙的季節裡，有時候是一天上一次工分），就是把近兩天生産隊每個人參加勞動的事項通過在每個人手上的工分簿上進行記錄。這天晚上，全生産隊所有在前兩天參加勞動的男男女女都要來到上工分現場，如實報告你的勞動情況。記工分的時間之是以不能超過兩天，這是因為，超過兩天容易會将前兩天的勞動事項忘記掉，同時也防止少數人無中生有的去混工分。記工分時，生産隊長必須在場，期間，由一名專職記工員，根據本人的口述，報告前兩天所參加的勞動事項及時間，記下工分，然後再由一名複核的人員，核對好後蓋上核對章，就算記工完畢。
而每逢生産隊記工分的時間，也是生産隊召開全體會議的時間。會議的主要内容就是接下來的農活事項和具體分工。大家來到現場一落坐（因為場地空間有限，大部分的人都站着），隊長就開始明确明後兩天的農活事項，然後再進行分工，誰誰誰做什麼，誰誰誰做什麼，剩下的人做什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政治學習、高舉緊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遇到下大雨而不能出工時，生産隊就組織社員進行集體學習，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人民日報》上的重要新聞、文章。而參加學習的人是不記工分的。
打麥場
這是那個年代的每個生産隊的一道特殊風景線。
立夏過後，午季逐漸成熟，都要進行收割和脫粒。70年代初之前，農村還沒有脫粒機，農作物收割後，除了水稻用掼通進行脫粒外，麥子、油菜籽都要以打連枷的方式進行脫粒。連枷，就是用細毛竹（一般是一種水竹）做把，用其它毛竹破開後編制一塊小闆連在一起進行農作物脫粒的工具。脫粒時，都是選擇在晴天的日子裡進行，将收割回來的麥子或者油菜不厚不薄的、均勻地鋪在平展的大稻場上，在讓太陽暴曬一段時間後，男男女女每個人都帶上連枷，按照現場的人數對半分開為兩組，然後面對面舉起連枷拍打麥子或油菜。需要說明的是，越是太陽大（熱），越要拍打，因為這樣脫粒的效果會更好。脫粒時，婦女隊長時不時還用她清脆的嗓子呼喊着加油的口号，然後在場的數十人一起回應，煞是熱鬧。幾十人的呼喊聲整齊劃一，再加上幾十把打連枷的“啪啪”的聲音，節奏感相當強，聽上去十分悅耳好聽，根本不亞于現在的某些流行歌曲，真是十分讓人懷念。看看現場，簡直就是一道十分靓麗的風景線。
大隊幹部檢查
插秧的季節到了。
一般情況下，在清明前後，生産隊的隊長都要派人将種有紅花草的農田，在其花朵盛開的時候進行翻耕，灌水漚肥，為栽插早稻秧做準備。選擇這個時候翻耕，是因為這個時候是紅花草生長最茂盛的時期，漚肥效果最好，早了、晚了都不行。而當時農村十分缺少化肥，每年用紅花草漚肥肥田，是農田施肥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這裡順便說一下，生産隊的農田每年種植紅花草的多少在當時上級也是有硬性要求的。因為它在漚肥以後，其肥田的效果非常好。
生産隊每年栽插早稻是有任務的，而且是公社和大隊下達的強制性的任務，根本不容你來讨價還價。同時，水稻秧苗的栽插，其行距、株距也是有要求的，一律五五寸，寬了不行，窄了則可以。如果發現某塊農田秧苗的栽插，大面積地超過這個尺寸，就要返工，毀掉重來。當時的大隊幹部，在早稻秧苗栽插的時候，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各個生産隊早稻栽插的田塊進行檢查。檢查時，兩人一組，手裡各拿一把尺子，在已經栽插好的田塊，仔細檢視，并時不時地用尺子去測量行距、株距。發現不符合尺寸要求的，少了就批評生産隊的幹部，面積多了就要毀掉重來，一點不含糊。這種做法，科學不科學擺在一邊，但卻反映和展現出那個特殊年度的基層幹部，做事是多麼的機械，其生搬硬套的工作作風真是讓人無語。
雙搶
這是當時農村生産隊一年當中所有農活的一場重頭戲。因為它關乎到整個生産隊全年的糧食産量、關乎到繳納國家的公餘糧任務（即農業稅和定購糧）、關乎到每個家庭全年的糧食配置設定與吃飯問題。
大暑前後，早稻成熟。而在早稻成熟的季節裡，氣候一是高溫，一是多西北雨。而越是這樣，越要進行搶收。因為不及時地将已經成熟的早稻搶收回來，稻子就會倒伏在田裡，這就造成收割非常困難；另外，還要趕在立秋之前把雙季晚稻的秧苗插下去，超過立秋的季節就沒有用。這就造成了時間緊、活路重的局面。因而這段時間就必須要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加班加點幹農活、趕時間。是以，農民們非常辛苦。
雙搶的時候，第一，社員一般不允許請假；第二，做活出工的時間早晨不得遲于4點，晚上收工時間不得早于6點，十分辛苦，且水稻收割時，隻要不下雨就進行；插秧時，不管是晴天陰天、刮風下雨，風雨無阻。更有甚者，這個時期的天氣是全年中氣溫最高、最酷熱的時候，在田裡幹活十分受罪。現在上年紀的人一提起那個時候的雙搶，個個都是刻骨銘心，感慨不已。
交公糧賣餘糧
公糧，即農業稅；餘糧，即定購糧。兩項都是國家的硬任務，是根據每個生産隊的耕地面積而确定的。
早稻收割登場後，就要開始交公糧。當時的叫法叫“完公糧”。完公糧的時間基本上是在雙搶任務完成之後進行。完公糧時，首先是把已經收割回來的稻谷，進行晾曬并風幹揚淨，組織人力送到公社糧站。稻谷的含水量、含雜量一定要符合國家的要求。如果送到的稻谷其水分超過要求，糧站就會拒收，并且要你要麼退回、要麼在糧站的場地重新進行晾曬，這樣就十分的麻煩。是以，每次去公社糧站完公糧時，其稻谷不管是其含水量和含雜量都是符合要求的，免得達不到要求到最後還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
我們生産隊交公糧，送到公社糧站，路途中，中間要經過一條大河（桐汭河）。當時河上還沒有現在的公路大橋，隻有一座長約50米、寬約60公分的木闆橋，且走在上面還搖搖晃晃。交公糧這一天，生産隊的全體社員或者挑着籮筐，或者推着獨輪車，浩浩蕩蕩前往公社的糧站。在路途中經過這座晃晃的木闆橋時，有的膽小的人硬是不敢上橋。這個時候，就會有其他膽大的人幫忙把他的籮筐接過來送過去。每當交完公糧時，在傳回的路上，總是能夠聽到愉快的歌聲和叽叽喳喳的說笑聲。這是因為，大家都為完成了一項光榮的國家任務而感到十分高興。
賣餘糧的時間一般在秋天比較農閑的時間進行，品質标準要求與公糧一樣。餘糧又叫定購糧，也是有名額任務的。國家收購餘量主要是供應給城市的居民和部隊的官兵，也是種田農民一項光榮的任務。賣餘量的所得的現金，用來年終社員的發紅和生産隊來年的生産之用。
積肥
莊家一枝花，全靠肥當家。田裡沒有肥料，就長不出莊家、或者說莊家的産量很低。那個年代，由于缺少化肥，生産隊就要想辦法積肥。一般情況下，往農田裡積肥（施肥）有兩種方法：一是前面講的種紅花草漚肥；二是在冬季農閑的時候，組織部分社員，用一種小木船和塘泥夾，将村子附近水塘裡的底泥夾上小木船，再用一種叫着“掀”的農具，把塘泥摔倒岸上的空田裡堆起來，等塘泥幹了以後，再組織社員挑到農田裡。别看這點不起眼的塘泥，對農田的糧食增産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年終分紅
大集體時，生産隊的社員們盼去盼來，就是踮起腳等着年終的決算分紅。
一到年終農活結束快要接近年關時，生産隊就要進行年終決算。年終決算，除了現場擠滿了各家庭的人，大隊的主要幹部是要參加的。各家庭的當家人參加，主要是想早早的得到消息，知道本家庭到底是餘糧戶還是缺糧戶；大隊的主要幹部參加，這一是當時體制上的要求，二是大隊幹部要逐一了解掌握全大隊每個生産隊的生産收入配置設定和生産效益情況。如果那個生産隊的收入高、效益好，他們就要在各個生産隊進行宣傳，推廣經驗；如果那個生産隊的收入低、效益差，他們就要在這個生産隊開會找原因。如果發現太差的，就要撤換生産隊長。
記得在70年代時期，我們生産隊每年年終決算的工分值（即每一個工，也就是10分工）都在0.72---0.75之間，在全大隊的12個生産隊中，基本上是處于中遊的位置。這在當時還算是比較好的。以我家的1975年決算分紅為例，那一年，我家在家的9口人，4個勞動力，年終分紅時，結果是餘糧戶，除了分得按照人口應獲得的基本口糧之外，還分得許多全年掙工分應得的糧食，并且還獲得了現金73元，是一個妥妥的“餘糧戶”，人人都很羨慕。而還有少數的家庭則不然，由于家庭小孩多，在生産隊做活的勞動力少，全年掙得的工分又少，年終生産隊已決算，除了得到部分的人口基本口糧外，工分糧則分得的很少，整個家庭還倒欠生産隊的錢，成為一個“缺糧戶”，日子非常難過。
參與國家建設
人民公社大集體時，各個生産隊并不是隻幹本生産隊的活，其它的可以不管。其實不然。那個時候，口号叫着“實行黨的一進制化上司”，公社、大隊乃至縣裡有什麼事情，攤到各生産隊去完成的，生産隊必須要派人去做。去做事的人同樣與在生産隊出勤一樣，按天記工分，年終時在本生産隊參加分紅。
自國家在縣級以下基層組織實行人民公社化以來，各生産隊派人參加的國家項目建設和本公社的基本項目建設就多大數起，包括：修建青弋江上遊的陳村水庫，廣德縣誓節公社境内的張家灣水庫（1958年剛開始修建時叫上遊水庫），廣德盧村水庫，本楊杆公社境内的候村水庫，楊杆桐汭河上的宗洪圩堤等等。不過，所有參與的這些國家工程和地方工程，都是為了替老百姓造福，最終為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好處，享受着包括當年參與修建者的本人和他們的後人。每當一些當初參與建設而現在還健在的人談到這些事時，都流露出一份驕傲的表情。
接納下放學生
在人民公社化的23年時間裡，其中有10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度過的。1968年12月22日，偉大領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聲令下，全國各城市的初高中畢業生，浩浩蕩蕩來到農村。這個運動一直延續到1981年11月，曆時13年。當時接收下放學生是以生産隊為機關的。從1968年到1974年，我所在的生産隊先後接收兩批下放知青。第一批是1969年1人，是一位蕪湖市的應屆國中生，男，姓劉。 第二批是1974年的上海市應屆高中生，6人，全部都是女性，分别姓茅、吳、盧、張、沈和杜（均有檔案可查）。生産隊接收下放學生，安排好他們的生産生活，是國家的大政策、硬任務，不得推诿扯皮、讨價還價，有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當時，為了安置這些下放學生，我們生産隊裡專門為他們蓋了三間草房（限于當時的條件，隻能蓋草房），打了一口兩口鍋的竈，配備了木闆床、飯桌、椅子等必須的生活用品。這些下放在我們生産隊對的七名知青，除了一名茅姓的女知青在1979年被推薦到某某大學就讀之外，其餘的6人全部在1980根據政策回城。
這些城市學生下放在本生産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一段曆史，也是本生産隊在23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段令人難忘的小插曲。
不盡的懷念
鬥轉星移，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雖然那個年代的基層體制是大集體、大呼隆，生産力也很低下，老百姓生活清苦，但是在做農活的時候，生産隊長真是一呼百應，個個幹勁十足，沒有一個人偷懶，農活分工時從不讨價還價。人多幹活的時候，叽叽喳喳，有說有笑，心情特别愉快。尤其是在晚上上工分的時候，場面熱熱鬧鬧，說笑不停，氣氛非常熱烈。1964年，當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号召後，全國各地從上到下積極響應。因為有方向、有目标、有要求，是以社員們幹起農活時特别起勁。這也是當時農村生産隊的一大風景。
回憶往往是美好的。大集體時生産隊的情景至今還讓人不盡的懷念。
【作者簡介】聶宏德,廣德市邱村鎮退休老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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