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宏德
历史上一段时间大陆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化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县级以下的基层政权组织存在的一种形式。它始于1958年，终于1980年，先后存在23年时间。人民公社化的体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人民公社化存续时期，我的老家是广德县杨杆公社桥头大队第二生产队（即现在的广德市誓杰镇洪桥村第十一村民组。1980年，当时的第二生产队分又为两个生产队，分别命名为第二生产队和第十一生产队，分队后我就在第十一生产队）。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随即就回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此，对当时生产队存在形式及整个运作情况都了如指掌。虽然已经过去近五十年的时间，但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在，从“勿忘历史”的角度考虑，我简要的把当时生产队存在的形式、基本运作方式及部分涉及到社会风情记录下来，让广大读者去了解和品味。
队委会
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约有三十一、二户人家，总人口约为210人左右，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较大的生产队。生产队虽然是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最小的组织机构单位，但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却在这一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然有生产队这一级组织存在，那么也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就是队委会。一般情况下，队委会领导班子的设置和人员组成在5--6人之间，包括生产队长、付队长、贫协主席（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妇女队长、会计。有的生产队还设有政治指导员。
队委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讨论如何落实好公社和大队下达的年度生产任务计划并采取什么措施保证完成。那个年代，国家对各地农村实行的政策是计划经济，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村基本上是以种植粮食为主。上级下达的所谓的生产计划就是要完成种植多少亩的水稻任务，而且绝大部分又是双季稻的栽插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队委会的分工是，生产队长抓全盘，负责每天农活事项的总体安排；付队长负责安排第二天社员具体从事的农活，比如，明天谁用牛（即耕田），谁车水（用大小水车在河里提水）等，其他社员，男的做什么，女的做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要在头一天晚上全部落实完毕。另外，付队长每天早晨负责吹起床哨，吆喝出工，之后扛起一把铁锹去各个田块看水，（就是负责将本生产队的水田全部走一趟，检查水田田埂有没有漏水的情况、有没有需要补水的农田而进行补水）
生产队的贫协主席一定要是贫农或下中农出身的人担任，而且一般又是年龄较大的人。因此，贫协主席的主要角色一般都是以类似顾问的形式存在。队委会开会时，只提提一些建议而已。
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的角色和作用，在那个年代是比较重要的。毛主席的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当时的妇女们个个都像京剧《龙江颂》里边的江水英，身份陡增，作用陡长，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又必须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来带头。这个带头人就是妇女队长。另外，如果这个生产队的年轻姑娘比较多，生产队的领导还要求成立“铁姑娘战斗队”，这样，就能更大的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会计的作用除了参与本生产队的事物讨论外，主要在班子里起被咨询的作用，比如回答队长提出来的现在队里还有多少现金、多少粮食（具体的数字）等。
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单位、部门，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要紧跟形势突出政治。政治指导员的任务就是在农闲的时候，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报纸上的最新重要新闻，尤其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两报一刊社论。这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任务。
生产队里必备的生产资料
作为一个有两百多人口和两百多亩耕地的生产队，要保证日常的生产活动，必要的生产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以我所在的生产队为例，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除了现有的两百多亩耕地之外，其它的有：耕牛两头（每头牛还专门配有放牛的小孩，年龄在15---18岁之间。70年代中期，生产队添置了一台专门耕田的手扶拖拉机），掼通两副，（七十年代中期改为人力打稻机两部），大、小水车各一部，12匹的老式柴油机抽水机一部，木犁两副，水耙、水耖各一副，仓库三间等。不管效率高低，但这些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对当时能够在各时令季节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出工做活
那个时候，生产队社员出工做农活，工作时间不像是现在机关和企业的早八晚五模式，而是“早上、上午、下午”的三段式。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农活，每天早上都是要做一段时间的。一般情况下，早上这一段时间的农活，出工的时间在4.30----6.00之间，6.00之后回家吃早饭。特别忙的时候，比如栽早稻和进行“双枪”（抢收早稻、栽插双季晚稻）的时候，早上一般都是凌晨4点钟就要出工。早上的农活，每个家庭除了留一人在家烧早饭之外，所有男女劳力都要出工。生产队的付队长每天早上都要提前10分钟起床，然后吹哨子通知出工。
每天的上下午做农活，中间还有一个休息一段时间的模式，俗称“歇畔”。休息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这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连续劳动的人需要休息一下，二是让妇女回家抓紧时间做午饭，三是让在哺乳期的妇女回家喂小孩子的奶水。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人比较性化的考虑与管理。晚上收工的时间一般都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尤其是上下午劳动中休息的一段时间，妇女们走的特别快，有的甚至是一路小跑，目的是为了尽快回家做饭和喂小孩子的奶水。
如果遇到这一天有公社电影队来本生产队放电影，下午则会提前半个小时收工。这个时候，在放工的路上，男女老少都会高高兴兴有说有笑。而这也是每年当中很难得的一天。
这里还需要说一点的是，那个年代，生产队是大集体，做事干活都是搞大呼隆，再加又上缺少必要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除草剂不足等，看起来仅仅两百多亩的农田有百十来号的人每年不闲的去耕种，尽管晴天下雨都不歇工，但劳动效率和收益始终都不算高。
上工分及生产队全体会议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和小孩的工分值是不一样的。劳动力定工分，男劳动力一般都是10分工，女的是8分工，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孩，则要根据他（她）的身体情况，个头大小、做事的熟练程度来定工分。刚起步时一般为4分、5分、6分，然后慢慢增加。在特别农忙时，男女都是每天另加2分工，比如三夏“双抢”时。
一般情况下，每隔两天生产队都要统一进行上一次工分，（也就是记工分，老百姓习惯叫上工分。特别忙的季节里，有时候是一天上一次工分），就是把近两天生产队每个人参加劳动的事项通过在每个人手上的工分簿上进行记录。这天晚上，全生产队所有在前两天参加劳动的男男女女都要来到上工分现场，如实报告你的劳动情况。记工分的时间之所以不能超过两天，这是因为，超过两天容易会将前两天的劳动事项忘记掉，同时也防止少数人无中生有的去混工分。记工分时，生产队长必须在场，期间，由一名专职记工员，根据本人的口述，报告前两天所参加的劳动事项及时间，记下工分，然后再由一名复核的人员，核对好后盖上核对章，就算记工完毕。
而每逢生产队记工分的时间，也是生产队召开全体会议的时间。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接下来的农活事项和具体分工。大家来到现场一落坐（因为场地空间有限，大部分的人都站着），队长就开始明确明后两天的农活事项，然后再进行分工，谁谁谁做什么，谁谁谁做什么，剩下的人做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政治学习、高举紧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遇到下大雨而不能出工时，生产队就组织社员进行集体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新闻、文章。而参加学习的人是不记工分的。
打麦场
这是那个年代的每个生产队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立夏过后，午季逐渐成熟，都要进行收割和脱粒。70年代初之前，农村还没有脱粒机，农作物收割后，除了水稻用掼通进行脱粒外，麦子、油菜籽都要以打连枷的方式进行脱粒。连枷，就是用细毛竹（一般是一种水竹）做把，用其它毛竹破开后编制一块小板连在一起进行农作物脱粒的工具。脱粒时，都是选择在晴天的日子里进行，将收割回来的麦子或者油菜不厚不薄的、均匀地铺在平展的大稻场上，在让太阳暴晒一段时间后，男男女女每个人都带上连枷，按照现场的人数对半分开为两组，然后面对面举起连枷拍打麦子或油菜。需要说明的是，越是太阳大（热），越要拍打，因为这样脱粒的效果会更好。脱粒时，妇女队长时不时还用她清脆的嗓子呼喊着加油的口号，然后在场的数十人一起回应，煞是热闹。几十人的呼喊声整齐划一，再加上几十把打连枷的“啪啪”的声音，节奏感相当强，听上去十分悦耳好听，根本不亚于现在的某些流行歌曲，真是十分让人怀念。看看现场，简直就是一道十分靓丽的风景线。
大队干部检查
插秧的季节到了。
一般情况下，在清明前后，生产队的队长都要派人将种有红花草的农田，在其花朵盛开的时候进行翻耕，灌水沤肥，为栽插早稻秧做准备。选择这个时候翻耕，是因为这个时候是红花草生长最茂盛的时期，沤肥效果最好，早了、晚了都不行。而当时农村十分缺少化肥，每年用红花草沤肥肥田，是农田施肥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这里顺便说一下，生产队的农田每年种植红花草的多少在当时上级也是有硬性要求的。因为它在沤肥以后，其肥田的效果非常好。
生产队每年栽插早稻是有任务的，而且是公社和大队下达的强制性的任务，根本不容你来讨价还价。同时，水稻秧苗的栽插，其行距、株距也是有要求的，一律五五寸，宽了不行，窄了则可以。如果发现某块农田秧苗的栽插，大面积地超过这个尺寸，就要返工，毁掉重来。当时的大队干部，在早稻秧苗栽插的时候，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各个生产队早稻栽插的田块进行检查。检查时，两人一组，手里各拿一把尺子，在已经栽插好的田块，仔细查看，并时不时地用尺子去测量行距、株距。发现不符合尺寸要求的，少了就批评生产队的干部，面积多了就要毁掉重来，一点不含糊。这种做法，科学不科学摆在一边，但却反映和体现出那个特殊年度的基层干部，做事是多么的机械，其生搬硬套的工作作风真是让人无语。
双抢
这是当时农村生产队一年当中所有农活的一场重头戏。因为它关乎到整个生产队全年的粮食产量、关乎到缴纳国家的公余粮任务（即农业税和定购粮）、关乎到每个家庭全年的粮食分配与吃饭问题。
大暑前后，早稻成熟。而在早稻成熟的季节里，气候一是高温，一是多雷阵雨。而越是这样，越要进行抢收。因为不及时地将已经成熟的早稻抢收回来，稻子就会倒伏在田里，这就造成收割非常困难；另外，还要赶在立秋之前把双季晚稻的秧苗插下去，超过立秋的季节就没有用。这就造成了时间紧、活路重的局面。因而这段时间就必须要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加班加点干农活、赶时间。因此，农民们非常辛苦。
双抢的时候，第一，社员一般不允许请假；第二，做活出工的时间早晨不得迟于4点，晚上收工时间不得早于6点，十分辛苦，且水稻收割时，只要不下雨就进行；插秧时，不管是晴天阴天、刮风下雨，风雨无阻。更有甚者，这个时期的天气是全年中气温最高、最酷热的时候，在田里干活十分受罪。现在上年纪的人一提起那个时候的双抢，个个都是刻骨铭心，感慨不已。
交公粮卖余粮
公粮，即农业税；余粮，即定购粮。两项都是国家的硬任务，是根据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面积而确定的。
早稻收割登场后，就要开始交公粮。当时的叫法叫“完公粮”。完公粮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双抢任务完成之后进行。完公粮时，首先是把已经收割回来的稻谷，进行晾晒并风干扬净，组织人力送到公社粮站。稻谷的含水量、含杂量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如果送到的稻谷其水分超过要求，粮站就会拒收，并且要你要么退回、要么在粮站的场地重新进行晾晒，这样就十分的麻烦。因此，每次去公社粮站完公粮时，其稻谷不管是其含水量和含杂量都是符合要求的，免得达不到要求到最后还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我们生产队交公粮，送到公社粮站，路途中，中间要经过一条大河（桐汭河）。当时河上还没有现在的公路大桥，只有一座长约50米、宽约60公分的木板桥，且走在上面还摇摇晃晃。交公粮这一天，生产队的全体社员或者挑着箩筐，或者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前往公社的粮站。在路途中经过这座晃晃的木板桥时，有的胆小的人硬是不敢上桥。这个时候，就会有其他胆大的人帮忙把他的箩筐接过来送过去。每当交完公粮时，在返回的路上，总是能够听到愉快的歌声和叽叽喳喳的说笑声。这是因为，大家都为完成了一项光荣的国家任务而感到十分高兴。
卖余粮的时间一般在秋天比较农闲的时间进行，质量标准要求与公粮一样。余粮又叫定购粮，也是有指标任务的。国家收购余量主要是供应给城市的居民和部队的官兵，也是种田农民一项光荣的任务。卖余量的所得的现金，用来年终社员的发红和生产队来年的生产之用。
积肥
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田里没有肥料，就长不出庄家、或者说庄家的产量很低。那个年代，由于缺少化肥，生产队就要想办法积肥。一般情况下，往农田里积肥（施肥）有两种方法：一是前面讲的种红花草沤肥；二是在冬季农闲的时候，组织部分社员，用一种小木船和塘泥夹，将村子附近水塘里的底泥夹上小木船，再用一种叫着“掀”的农具，把塘泥摔倒岸上的空田里堆起来，等塘泥干了以后，再组织社员挑到农田里。别看这点不起眼的塘泥，对农田的粮食增产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年终分红
大集体时，生产队的社员们盼去盼来，就是踮起脚等着年终的决算分红。
一到年终农活结束快要接近年关时，生产队就要进行年终决算。年终决算，除了现场挤满了各家庭的人，大队的主要干部是要参加的。各家庭的当家人参加，主要是想早早的得到消息，知道本家庭到底是余粮户还是缺粮户；大队的主要干部参加，这一是当时体制上的要求，二是大队干部要逐一了解掌握全大队每个生产队的生产收入分配和生产效益情况。如果那个生产队的收入高、效益好，他们就要在各个生产队进行宣传，推广经验；如果那个生产队的收入低、效益差，他们就要在这个生产队开会找原因。如果发现太差的，就要撤换生产队长。
记得在70年代时期，我们生产队每年年终决算的工分值（即每一个工，也就是10分工）都在0.72---0.75之间，在全大队的12个生产队中，基本上是处于中游的位置。这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以我家的1975年决算分红为例，那一年，我家在家的9口人，4个劳动力，年终分红时，结果是余粮户，除了分得按照人口应获得的基本口粮之外，还分得许多全年挣工分应得的粮食，并且还获得了现金73元，是一个妥妥的“余粮户”，人人都很羡慕。而还有少数的家庭则不然，由于家庭小孩多，在生产队做活的劳动力少，全年挣得的工分又少，年终生产队已决算，除了得到部分的人口基本口粮外，工分粮则分得的很少，整个家庭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成为一个“缺粮户”，日子非常难过。
参与国家建设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各个生产队并不是只干本生产队的活，其它的可以不管。其实不然。那个时候，口号叫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社、大队乃至县里有什么事情，摊到各生产队去完成的，生产队必须要派人去做。去做事的人同样与在生产队出勤一样，按天记工分，年终时在本生产队参加分红。
自国家在县级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人民公社化以来，各生产队派人参加的国家项目建设和本公社的基本项目建设就多大数起，包括：修建青弋江上游的陈村水库，广德县誓节公社境内的张家湾水库（1958年刚开始修建时叫上游水库），广德卢村水库，本杨杆公社境内的候村水库，杨杆桐汭河上的宗洪圩堤等等。不过，所有参与的这些国家工程和地方工程，都是为了替老百姓造福，最终为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享受着包括当年参与修建者的本人和他们的后人。每当一些当初参与建设而现在还健在的人谈到这些事时，都流露出一份骄傲的表情。
接纳下放学生
在人民公社化的23年时间里，其中有10年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度过的。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声令下，全国各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浩浩荡荡来到农村。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1981年11月，历时13年。当时接收下放学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从1968年到1974年，我所在的生产队先后接收两批下放知青。第一批是1969年1人，是一位芜湖市的应届初中生，男，姓刘。 第二批是1974年的上海市应届高中生，6人，全部都是女性，分别姓茅、吴、卢、张、沈和杜（均有档案可查）。生产队接收下放学生，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是国家的大政策、硬任务，不得推诿扯皮、讨价还价，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当时，为了安置这些下放学生，我们生产队里专门为他们盖了三间草房（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盖草房），打了一口两口锅的灶，配备了木板床、饭桌、椅子等必须的生活用品。这些下放在我们生产队对的七名知青，除了一名茅姓的女知青在1979年被推荐到某某大学就读之外，其余的6人全部在1980根据政策回城。
这些城市学生下放在本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段历史，也是本生产队在23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小插曲。
不尽的怀念
斗转星移，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那个年代的基层体制是大集体、大呼隆，生产力也很低下，老百姓生活清苦，但是在做农活的时候，生产队长真是一呼百应，个个干劲十足，没有一个人偷懒，农活分工时从不讨价还价。人多干活的时候，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心情特别愉快。尤其是在晚上上工分的时候，场面热热闹闹，说笑不停，气氛非常热烈。1964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积极响应。因为有方向、有目标、有要求，所以社员们干起农活时特别起劲。这也是当时农村生产队的一大风景。
回忆往往是美好的。大集体时生产队的情景至今还让人不尽的怀念。
【作者简介】聂宏德,广德市邱村镇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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