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承啟
父親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寫點紀念父親的文字，由于可寫的事兒太多太多，是以又不知從何處寫起。雖然這期間也寫了幾篇懷念父親的短文，但始終也不足以慰藉我這顆對父親的感恩之心。我最喜歡聽的一首歌是郁鈞劍唱的《父親》，他唱得我熱淚盈眶。每次聽到童聲版的《萬愛千恩》時，我也泣不成聲。這首歌是誰寫的？誰又會這麼用心地唱？
——題記
父親1925年農曆臘月初三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另外還有一個最年長的殘疾姐姐。父親自小身體健壯而且聰慧異常，自幼入私塾讀書，學習“四書五經”，學習《算法統宗大全》。十二歲時他就能扶犁駕車，跟随伯父給地主打短工，成了家裡正兒八經的壯勞力。伯父和父親都上過幾年學，既能識文斷字，又能書寫較好的毛筆字，甚至還能丈量土地，在當時應該算是個出類拔萃的文化人，家裡至今還儲存着他上學時讀過的書和他抄寫的碑文。
父親是個大孝子，伯父在1946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後，主動承擔起一大家子九口人的生活重擔。對于他來講，既有喪子的年邁父母，又有喪夫的嫂子、喪父的8歲侄子和一個襁褓中的侄女，還有比他僅大兩歲的二哥和二嫂，而他自己還不到二十一歲，那時我母親也嫁過來了。由于大伯父是中共黨員，我們家自然就成了“赤匪”家庭。1947年秋，二伯父被國民黨抓了壯丁，要自己掏錢買槍。當時一把槍需要一百八十萬，把家裡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賣幹淨才勉強湊夠。在當時一百八十萬能值現在多少錢，我沒有概念。關鍵是，禍不單行，偏偏二伯父站崗時又丢了槍。在當時丢了槍，就要被活埋。在外地躲難的父親想盡一切辦法又買了一把槍，保住了二伯父的命。這時的“家”早已名存實亡了。直到1948年曲阜第二次解放，父親才敢回家，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當時祖父母尚健在，一大家子的生計都落在了他和二伯父身上。當時二伯父被安排在防山八寶山小煤窯上出苦力挖煤。正是有了中國共産黨的上司，我們這一家人才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也正是因為這才使得二伯父、父親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念，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直到1958年吃食堂，一大家子十幾口人才分了家。到現在為止，正是因為有父親給我們打下的情感基礎，伯父家、二伯父家、我們家的人都很團結，親情關系遠超其他家族。
父親十分疼愛孩子，一生生了四男兩女，最大的兒子因為肺炎一歲多便夭折。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很大，是以後來的他隻要孩子一生病就馬上去醫院，隻要有預防針就必須打。他的二女兒也就是我的二姐四歲多因為意外落水溺水而亡，當他看到時，緊抱着不放，怎麼也不松手，泣不成聲。
在我的記憶中，隻要有好吃的一定讓我們吃，他自己卻舍不得吃一點。過年、過節更是盡可能讓我們多吃一點好吃的。最不能讓我忘記的是，1985年農曆十月一前後，星期六中午過後，他騎比較破舊的自行車接我回家。當時我已經上高三，他騎車二十多裡路到曲阜一中，沒有喝水，也沒吃飯。他騎自行車帶着我到了曲阜東關，東關是他最熟悉地方。他下來車，說帶我去吃點東西。我說别吃了，回家吃吧。他卻說蹬不動車了，我還想說我騎着，但沒敢再說。我知道他其實是想讓我吃點好的。我沒有再拒絕，那是我吃得最安心、最幸福的一頓飯。他喝了二兩多曲阜的散白酒，我們要了兩個菜，還要了水餃，我們倆都沒有吃多少，剩下的打包帶回家了。自從那以後，隻要我們一塊兒出來，最開心的事就是一起到飯館裡吃飯。是父親教會了我喝酒，也是他教會了我喝酒的規矩。我參加工作後，每年春節前都要到曲阜西關酒廠打二十斤最好的散白酒，那種醇香恐怕現在二百元一瓶的酒也難以企及。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沒有陪他多喝幾次。1986年我考上濟甯師專時，他那種高興勁兒是我無法形容的。
父親對我們的愛護遠遠超過對我們的要求。記憶中，父親僅僅打過我一次。那是一年冬天，放學後，我獨自去水庫滑冰，冰薄水深，十分危險。我被路過的父親發現，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頓。父親打了我之後，又把我緊緊摟在懷裡，兩眼噙着淚水。
為了家，為了我們這群孩子，父親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勞。所有的農活，父親都幹過。父親一雙手特别粗大，看起來笨拙，實際上相當靈巧，幹什麼工作都有模有樣，并且都很出色。
在抗日戰争時期，年輕的父親在伯父翟秉昌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産主義兒童團，任萬柳莊村兒童團團長，後任青年團職務，積極參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動。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曲阜第一次解放，黨組織和黨員由秘密轉為公開。1946年8月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倒算，伯父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父親被迫逃到兖州酒莊避難。當時，如果被逮住，一定無法活命。1948年曲阜二次解放後，父親回到本村，繼續參加革命工作，任曲阜縣大官莊鄉财糧（相當于鄉财政所長），1953年被選為大官莊鄉人大代表，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并在防山鄉程莊村駐隊多年，負責大官莊鄉自然災害時期上司工作，掌管大官莊、土門、程莊的三個糧庫，力保不餓死任何一位群衆，深得廣大群衆稱頌。1960年後，父親回萬柳莊村任大隊會計。根據工作需要，又改任萬柳莊一生産隊會計；“四清”和“社教”時期遭受迫害，但始終堅信中國共産黨，經查沒有問題後，又任萬柳莊大隊果園隊管理工作，帶領當時的果園隊員施肥、修剪果樹、打藥、疏果、采摘、賣果，為大隊副業發展奠定了比較富足的經濟基礎。1976年任大隊外水（相當于後勤主任），負責大隊财物管理和買賣，負責脫粒機、耕具、拖拉機等大型裝置的購置，為大隊的建設和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父親是個特别通情達理又熱心的人，在村裡威望很高。誰家有沖突，不管是兄弟分家，還是家産處理不開，他都會去悉心調解，用不了多久，沖突就能化解，當事人都十分感激我的父親。
為人耿直，具有公平心，堅持原則，不怕事，不向困難低頭，也是父親的性格。我很敬佩父親的記憶力和口才，在我的記憶中，隻要是他經曆的事，不管你什麼時候問他，他都能說得清清楚楚。父親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要存住氣，沉着氣。”這句話讓我受益至今。父親曆經滄桑，算得上是條硬漢，可他的心地卻又是那麼得善良柔軟，見不得鄰裡鄉親有困難。隻要還過得去，他都盡可能地幫一下。過去，有讨飯的登門，父親和母親總給讨飯的人很多地瓜幹，那時沒有别的東西。其實，我們家的日子也很拮據。父親常說，隻做好事，莫問前程。
父親愛生活，愛整潔，并一直保持着勤勞的習慣。他七十多歲的時候還能做耕、耙、耩、揚等農活。父親比較喜歡幹淨，又不願麻煩人，吃完飯總是把碗泡在水盆裡。擇擇菜、刷刷鍋、刷刷碗都是他比較喜歡做的事情。沒事的時候，他也喜歡打麻将、推牌九，還能吟誦《論語》《弟子規》《千字文》等經典名著。隻可惜我當時沒有跟着父親學，現在後悔，為時已晚。
在最後的一年裡，不知道什麼原因，父親早晨好好地去地裡幹活，中午回來吃飯時，嗓子啞了。開始我們都沒有當回事，以為缺水，過幾天就會好。可一兩個星期過去了都沒好，他自己總說沒事，我不放心，便帶他到醫院檢查，結果是食道癌晚期。醫生建議，最好的醫療辦法是手術再化療，但是以他的身體狀況，可能下不了手術台。父親是個很要強的人，我想告訴他，但又怕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一直瞞着他。現在看來，根據他的見識，他應該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隻是不想讓我們知道，故作鎮靜，其實是怕我們害怕、擔心，更怕花錢，畢竟生活才剛剛好轉。後來我才确定其實父親自己知道得了什麼病，不想讓我們知道。而我知道父親的病情，不想在他最後的時間裡讓他失去應有的尊嚴，也不願意讓他精神上承受更多痛苦。我們都在編織自己善意的謊言。
在最後的幾個月裡，父親更加消瘦，隻能進食半流質、流質食物，不能進食時就靠靜脈注射增加營養。
最後的一個月，醫生會想盡辦法去打止疼針，就連杜冷丁都用上了。父親漸漸瘦得皮包骨頭，有時甚至神志不清。稍稍清醒時，他就問這問那，關心、牽挂着每個人。外邊的人來看望他，他躺在被窩裡，伸出無力的大手來跟人握手，勉強地笑着，艱難地跟人家說話。人家要走的時候，他還擺擺手以示送别。在病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父親待人接物還是那麼熱情禮貌。
在最後的幾天裡，我和姐姐、哥哥、弟弟兩人一組，黑、白兩班倒。杜冷丁從兩天一支到一天一支，再到半天一支，再到一次一支，最後父親含淚帶着懇求的眼神叮囑我，不要打”樂上”和“社火”。我的心早就碎了，隻是強忍淚水說不出一個字。就連這時，他老人家仍然想着孩子們不要花無用的錢，給孩子們盡可能多留下點财富。
在彌留之際，他對姐姐說：“我兜裡有錢”。兩個小時以後，我和姐姐在他的兜裡找到了我給他預備趕南辛集的一百多元錢。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親，我意識到無力回天，趕忙把大伯家的哥哥和二伯家的哥哥、弟弟都叫了過來。
1997年農曆四月十一早上七點五分，父親呼吸越來越微弱，眉頭慢慢地舒展開，心髒漸漸地停止了跳動。跟前有三個兒子，一個閨女，三個侄子，表情十分安詳，享年七十三歲。據說人到咽氣時，跟前有幾個侄子、侄女、兒子、女兒就叫得了幾個孩子的繼，也就是父親得了七個孩子的繼。
平凡而偉大的父親走了，他帶着對生的向往，對孩子的挂念，對家庭美好未來的期待，在睡夢中靜靜地走了。他走得很安詳，仿佛隻是睡過去，一直沒有離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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