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承启
父亲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点纪念父亲的文字，由于可写的事儿太多太多，所以又不知从何处写起。虽然这期间也写了几篇怀念父亲的短文，但始终也不足以慰藉我这颗对父亲的感恩之心。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郁钧剑唱的《父亲》，他唱得我热泪盈眶。每次听到童声版的《万爱千恩》时，我也泣不成声。这首歌是谁写的？谁又会这么用心地唱？
——题记
父亲1925年农历腊月初三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另外还有一个最年长的残疾姐姐。父亲自小身体健壮而且聪慧异常，自幼入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学习《算法统宗大全》。十二岁时他就能扶犁驾车，跟随伯父给地主打短工，成了家里正儿八经的壮劳力。伯父和父亲都上过几年学，既能识文断字，又能书写较好的毛笔字，甚至还能丈量土地，在当时应该算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化人，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他上学时读过的书和他抄写的碑文。
父亲是个大孝子，伯父在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主动承担起一大家子九口人的生活重担。对于他来讲，既有丧子的年迈父母，又有丧夫的嫂子、丧父的8岁侄子和一个襁褓中的侄女，还有比他仅大两岁的二哥和二嫂，而他自己还不到二十一岁，那时我母亲也嫁过来了。由于大伯父是中共党员，我们家自然就成了“赤匪”家庭。1947年秋，二伯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要自己掏钱买枪。当时一把枪需要一百八十万，把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干净才勉强凑够。在当时一百八十万能值现在多少钱，我没有概念。关键是，祸不单行，偏偏二伯父站岗时又丢了枪。在当时丢了枪，就要被活埋。在外地躲难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又买了一把枪，保住了二伯父的命。这时的“家”早已名存实亡了。直到1948年曲阜第二次解放，父亲才敢回家，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当时祖父母尚健在，一大家子的生计都落在了他和二伯父身上。当时二伯父被安排在防山八宝山小煤窑上出苦力挖煤。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一家人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也正是因为这才使得二伯父、父亲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58年吃食堂，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才分了家。到现在为止，正是因为有父亲给我们打下的情感基础，伯父家、二伯父家、我们家的人都很团结，亲情关系远超其他家族。
父亲十分疼爱孩子，一生生了四男两女，最大的儿子因为肺炎一岁多便夭折。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所以后来的他只要孩子一生病就马上去医院，只要有预防针就必须打。他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姐四岁多因为意外落水溺水而亡，当他看到时，紧抱着不放，怎么也不松手，泣不成声。
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有好吃的一定让我们吃，他自己却舍不得吃一点。过年、过节更是尽可能让我们多吃一点好吃的。最不能让我忘记的是，1985年农历十月一前后，星期六中午过后，他骑比较破旧的自行车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上高三，他骑车二十多里路到曲阜一中，没有喝水，也没吃饭。他骑自行车带着我到了曲阜东关，东关是他最熟悉地方。他下来车，说带我去吃点东西。我说别吃了，回家吃吧。他却说蹬不动车了，我还想说我骑着，但没敢再说。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让我吃点好的。我没有再拒绝，那是我吃得最安心、最幸福的一顿饭。他喝了二两多曲阜的散白酒，我们要了两个菜，还要了水饺，我们俩都没有吃多少，剩下的打包带回家了。自从那以后，只要我们一块儿出来，最开心的事就是一起到饭馆里吃饭。是父亲教会了我喝酒，也是他教会了我喝酒的规矩。我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前都要到曲阜西关酒厂打二十斤最好的散白酒，那种醇香恐怕现在二百元一瓶的酒也难以企及。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没有陪他多喝几次。1986年我考上济宁师专时，他那种高兴劲儿是我无法形容的。
父亲对我们的爱护远远超过对我们的要求。记忆中，父亲仅仅打过我一次。那是一年冬天，放学后，我独自去水库滑冰，冰薄水深，十分危险。我被路过的父亲发现，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父亲打了我之后，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两眼噙着泪水。
为了家，为了我们这群孩子，父亲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劳。所有的农活，父亲都干过。父亲一双手特别粗大，看起来笨拙，实际上相当灵巧，干什么工作都有模有样，并且都很出色。
在抗日战争时期，年轻的父亲在伯父翟秉昌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任万柳庄村儿童团团长，后任青年团职务，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曲阜第一次解放，党组织和党员由秘密转为公开。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伯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父亲被迫逃到兖州酒庄避难。当时，如果被逮住，一定无法活命。1948年曲阜二次解放后，父亲回到本村，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任曲阜县大官庄乡财粮（相当于乡财政所长），1953年被选为大官庄乡人大代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防山乡程庄村驻队多年，负责大官庄乡自然灾害时期领导工作，掌管大官庄、土门、程庄的三个粮库，力保不饿死任何一位群众，深得广大群众称颂。1960年后，父亲回万柳庄村任大队会计。根据工作需要，又改任万柳庄一生产队会计；“四清”和“社教”时期遭受迫害，但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经查没有问题后，又任万柳庄大队果园队管理工作，带领当时的果园队员施肥、修剪果树、打药、疏果、采摘、卖果，为大队副业发展奠定了比较富足的经济基础。1976年任大队外水（相当于后勤主任），负责大队财物管理和买卖，负责脱粒机、耕具、拖拉机等大型设备的购置，为大队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是个特别通情达理又热心的人，在村里威望很高。谁家有矛盾，不管是兄弟分家，还是家产处理不开，他都会去悉心调解，用不了多久，矛盾就能化解，当事人都十分感激我的父亲。
为人耿直，具有公平心，坚持原则，不怕事，不向困难低头，也是父亲的性格。我很敬佩父亲的记忆力和口才，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是他经历的事，不管你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存住气，沉着气。”这句话让我受益至今。父亲历经沧桑，算得上是条硬汉，可他的心地却又是那么得善良柔软，见不得邻里乡亲有困难。只要还过得去，他都尽可能地帮一下。过去，有讨饭的登门，父亲和母亲总给讨饭的人很多地瓜干，那时没有别的东西。其实，我们家的日子也很拮据。父亲常说，只做好事，莫问前程。
父亲爱生活，爱整洁，并一直保持着勤劳的习惯。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做耕、耙、耩、扬等农活。父亲比较喜欢干净，又不愿麻烦人，吃完饭总是把碗泡在水盆里。择择菜、刷刷锅、刷刷碗都是他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打麻将、推牌九，还能吟诵《论语》《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名著。只可惜我当时没有跟着父亲学，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在最后的一年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早晨好好地去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饭时，嗓子哑了。开始我们都没有当回事，以为缺水，过几天就会好。可一两个星期过去了都没好，他自己总说没事，我不放心，便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食道癌晚期。医生建议，最好的医疗办法是手术再化疗，但是以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下不了手术台。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我想告诉他，但又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一直瞒着他。现在看来，根据他的见识，他应该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只是不想让我们知道，故作镇静，其实是怕我们害怕、担心，更怕花钱，毕竟生活才刚刚好转。后来我才确定其实父亲自己知道得了什么病，不想让我们知道。而我知道父亲的病情，不想在他最后的时间里让他失去应有的尊严，也不愿意让他精神上承受更多痛苦。我们都在编织自己善意的谎言。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父亲更加消瘦，只能进食半流质、流质食物，不能进食时就靠静脉注射增加营养。
最后的一个月，医生会想尽办法去打止疼针，就连杜冷丁都用上了。父亲渐渐瘦得皮包骨头，有时甚至神志不清。稍稍清醒时，他就问这问那，关心、牵挂着每个人。外边的人来看望他，他躺在被窝里，伸出无力的大手来跟人握手，勉强地笑着，艰难地跟人家说话。人家要走的时候，他还摆摆手以示送别。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父亲待人接物还是那么热情礼貌。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和姐姐、哥哥、弟弟两人一组，黑、白两班倒。杜冷丁从两天一支到一天一支，再到半天一支，再到一次一支，最后父亲含泪带着恳求的眼神叮嘱我，不要打”乐上”和“社火”。我的心早就碎了，只是强忍泪水说不出一个字。就连这时，他老人家仍然想着孩子们不要花无用的钱，给孩子们尽可能多留下点财富。
在弥留之际，他对姐姐说：“我兜里有钱”。两个小时以后，我和姐姐在他的兜里找到了我给他预备赶南辛集的一百多元钱。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我意识到无力回天，赶忙把大伯家的哥哥和二伯家的哥哥、弟弟都叫了过来。
1997年农历四月十一早上七点五分，父亲呼吸越来越微弱，眉头慢慢地舒展开，心脏渐渐地停止了跳动。跟前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三个侄子，表情十分安详，享年七十三岁。据说人到咽气时，跟前有几个侄子、侄女、儿子、女儿就叫得了几个孩子的继，也就是父亲得了七个孩子的继。
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走了，他带着对生的向往，对孩子的挂念，对家庭美好未来的期待，在睡梦中静静地走了。他走得很安详，仿佛只是睡过去，一直没有离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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