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中國青年》雜志2024年第8期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劉偉兵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這既是對新時代黨上司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也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習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七個着力”的内容，其中之一就是“着力赓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延續，是對傳統中國的現代書寫。正是在此意義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在中華民族理論層面的“文明再造”，是新時代具象實踐層面的“禮樂更新”，是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舊邦新命”。“文明再造”：抽象理論層面的文化轉化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包含了文化思維、文化理念、價值觀、文化哲學的現代化轉化和現代性發展。自近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面臨着現代化的曆史使命，尋找傳統走向現代的文化路徑。這一過程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思維、文化理念、價值觀、文化哲學的再批判、再闡釋、再建構，而能夠實作這一轉化和發展的進路正是“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誕生于對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反思，是在探讨為人類求解放的發展目标過程中，深入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揭示和把握，包含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規律的科學發現，是包含了價值性、科學性的現代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用先進的現代性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再批判、再闡釋和再建構，形成既符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又能為人類現代文明提供中華民族智慧和方案的新價值、新思維、新文化、新思想。這一過程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思維對中國傳統思維的再批判、再闡釋、再建構，在結合過程中形成蘊含中國智慧的現代性思維。中國傳統的文化思維重倫理輕科學，重經驗輕邏輯，重感性輕理性，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批判建構下，生成了重視科學與倫理、重視邏輯和經驗、重視理性與感性，且具有深刻全面的辯證邏輯的現代性思維。這一過程還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價值對中華優秀傳統價值觀的再批判、再闡釋、再建構，在結合過程中形成蘊含中國獨特倫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提供具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現代價值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華文明具有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态”“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産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展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馬克思主義在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價值基礎上，生成了具有人民性、科學性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現代性價值理念，在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倫理再造”過程中，充分汲取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現代性因素，生成了當代中國價值觀最大公約數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凝練把握了反映人類共同的現代性價值觀，即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過程還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哲學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再批判、再闡釋、再建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哲學。中國傳統哲學主要包括宇宙論（天道論）、人生論（人道論）、緻知論（方法論）、修養論、政治論等五部分。其中，宇宙論、人生論、緻知論是中國哲學的主幹，相當于一般的哲學。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指出：“宇宙論可分為二部分：一，本根論或道體論，即關于宇宙之最究竟者的理論。二，大化論，即關于宇宙曆程之主要内容之探究。人生論可分為四部分：一，天人關系論，即關于人與本根之關系，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論究。二，人性論，即關于人性之研讨。三，人生理想論或人生最高準則論，即關于理想生活之基本準則之理論。四，人生問題論，即關于人生的各種問題如義與利、兼與獨、損與益、動與靜等等之讨論。緻知論包含二部分：一，知論，即關于知之性質、可能、标準之理論。二，方法論，即關于求道之方、名言與辯等之理論。”由這三部分結構決定了中國哲學的六大特征：一，合知行，中國哲學在本質上是知行合一的；二，一天人，即天人合一；三，同真善，真理即至善，求真即求善；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論，思想理論以生活實踐為依歸，注重人生實相之探求，生活準則之論究；五，重了悟而不重論證，不注重邏輯的論證，而認為經驗上的貫通與實踐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證明；六，既非依附科學亦不依附宗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揚棄德國古典哲學，以及反思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基礎上，通過異化邏輯、生産邏輯、資本邏輯的轉換，關注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和人民主體。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結合，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建構了新型的文化哲學，表現為将客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論置換為曆史唯物主義，明确了人民的曆史主體論，切中了實踐勞動的生成論，把握住了合規律的倫理觀，進而形成了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又指向人類解放的新型哲學。于是，中國文化不再是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也不抽象地探讨人與終極的關系，而是被放置于曆史的、社會的演進過程之中，既以存在論的視野被把握，也以生成論的次元而展現。總之，在理論層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構了新思維，生成了新價值，形成了新哲學，進而塑造了新文化，實作了抽象理論層面的文明再造。“禮樂更新”：具象實踐層面的文化轉化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隻是抽象的文化理念，還是具象的文化形态，是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除了要推進文化思維、價值理念、文化哲學的現代化，也要推進文化形态、文化作品、文化内容的與時俱進。馬克思從唯物史觀出發，在論述意識形态與文化時，除了在抽象理論層面探讨社會意識，還在具象層面特地強調了意識形式。“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态，以及與它們相适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習近平總書記就意識形态工作也曾指出文化的抽象和具象的規律：“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覺它、領悟它。”無獨有偶，詹姆遜曾直言：“不是到人們的觀點或謬誤、世界觀或者思想體系中去找出意識形态的東西，而在另一過程中去尋找。這一過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準規範性的程式所有層次上（人體和感官、精神狀态、時間、空間、工作過程和閑暇時間）對日常生活重新進行全面有系統的組織。”齊澤克對意識形态進行了三種劃分，其中就涉及了意識形态物質性概念。“客觀形式的意識形态，即：意識形态的物質性，意識形态國家機器。”阿爾都塞更是“強調意識形态本質上是對主體的物質性建構”，是對意識形态理論徹底的唯物化。俞吾金也提出：“機械唯物主義者把意識形态作為純粹精神的東西與物質的東西相對立顯然是幼稚的。誠然，意識形态在内容上是精神的，在形式上卻不得不是物質的。”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理論層面的躍遷，更要深入具象實踐層面，進行中華文明的新的“禮樂更新”。曆史上，伴随着每一次的生産力躍遷和朝代的更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往往是通過具象實踐的“制禮作樂”方式實作的。從周公的制禮作樂開始，到秦朝封建制度的确立，以及之後每個王朝對人的日常行為規範、衣食住行的規定，都深刻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和發展深刻依賴于人的具象實踐，表現在具體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文化作品之中。近代以來開啟的現代化程序，也正是從對中國傳統禮儀的變革開始，才真正觸及并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和發展。平等的價值理念是通過廢除不平等的跪拜禮節推進的，民主的價值觀念是通過民主政治實踐踐行的。人們的生活習慣、傳統習俗的現代變革，以及電影、電報、電話等新型科技的湧入深刻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生産生活方式，進而在文化層面推進了近代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和發展。例如，五四運動除了在理論上批判傳統文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推進文化習俗、語言文字的改變，進而推動新文化的發展。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當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伴随着政治制度完善和國潮熱、國漫熱、文旅融合、文化遺産保護、傳統文化作品大量出現而逐漸展現出來的。例如，新時代以來，大黨大國的典禮制度體系逐漸建立并得到完善，包括功勳榮譽表彰制度在内的國家榮典禮儀制度成為了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轉化并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法—禮—德”的治理實踐，推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法安天下、禮正行儀、德潤人心”的思想；新時代以來，優質國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引領了“國潮熱”的消費新趨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優質的文化産品、文化作品，在人們的消費過程中得到了傳播與發展；新時代以來，文旅融合賦能高品質發展，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旅遊業中，重塑新型旅遊方式，讓人們在閑暇中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在旅遊發展的過程中推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總之，新時代以來正是抓住了具象化的重要抓手，從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把握“兩創”，真切抓到了“雙創”的規律。可以說，新時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和口号，而是鮮活的生産生活實踐，是人們的日常習慣，構成了新時代的“禮樂更新”。“舊邦新命”：文化轉化和發展的目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目标是實作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即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了如下界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作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這一論斷彰顯了新時代以來，赓續中華文脈，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文明意義。近代以來開啟的現代化程序，在文化發展層面一直面臨着“古今中西之争”，甚至由于生産力的差距，使得當時還停留在農耕文明的中國面臨着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文化發展境遇。這種古今中西之争，在文化發展還停留在自發階段時，表現為“全盤西化”和文化保守主義之争。這一争論，事實上也暴露了當時文化發展的不自信、不自強、不自覺。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事實上涵蓋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三層内容。文化自覺就是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的文化覺醒，明确了文化主體與文化的自主性，把握住了文化發展的規律和方向。在此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目标正是在文化自覺基礎上得以彰顯。可以說，有文化自覺，才能創造文化。文化自信，是在文化心态上消除文化自卑，打消崇洋媚外的病态心理，割斷古中、今西的錯誤認知，客觀、全面地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性、獨特性和現代性因素，及對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價值力、創造力的高度認同。文化自信彰顯的是對文化身份的認同，是對以文化人的自我認同。正是由于文化自信，才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公允的把握，才能真正做到去蕪存菁。這既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文化發展的認可，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強，是在文化自覺的規律把握和目标引領基礎上，确證文化心态的自信，明确文化主體的自主性，進而集中彰顯中華優秀文化的生産力、先進性，并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力、影響力和競争力。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是無目的的轉化，更不是原地踏步的發展，而是以文化繁榮、文化強國為目标的轉化與發展。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前提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就具有了建構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可能。也正是如此，現代化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有中國特色，其建構的人類文明新形态還是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這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根和魂的關鍵所在。新時代青年在學習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青春活力和創新基因。是以，新時代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充分發揮青年群體的力量，在推進“文明再造”過程中，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青春活力，在“禮樂更新”的實踐過程中，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青春力量，在“舊邦新命”的目标指向過程中，實作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青春再造。
（作者系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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