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甯郎中婁關炎，年過八秩，健朗爽談，好讀書，善交友，廣聞博記，神思妙論。我們相識有年，他曾陪我觀錢塘潮，遊故人居，講海甯古往今來，論地方吳音越語。二十多年來，他利用業餘時間，完成多篇有關語源、訓诂、音韻、考古方面的論文，更有一本宏著《“我之源？”新證》接近完稿。日前送我一本，想聽聽不同意見。我對語源、訓诂之類事不懂，細緻到吳音越語，就更是外行了。但既然有了這樣一本書，而且專談的是“我”，作為一個哲學研究者，自然興緻多多。
是訓诂學的問題，更是哲學問題
翻閱幾章，發現至少有兩個問題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論述或者說要解決的，是以也就不揣冒昧，把哲學上所了解的語音中的“の”與文字中的“我”在起源上加以區分。在現代人的口語表達中，很多方言裡“の”就是“我”。我出生在西安，西安人說“我”就發“の”音。
婁先生敏銳地發現：“曆來訓诂，你（二、耳）他（它、蛇）早明，唯獨主要的“我”一直語焉未詳。”這許是訓诂學上的一個問題，但更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是什麼？黑格爾說，“我就是一種認識作用”，認識，首先就是認識周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黑格爾稱之為“感性确定性”。你或他（樹木或房子）就是作為“感性确定性”首先被認識到的；認識，在這裡也可以簡單了解為“看見”：我看見了他和你（樹木或房子），因為他和你就在那裡存在着，但“看見”了他或你的“看見”，卻反而是我們看不見的。媽媽教孩子認東西，也通常是指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問“這是什麼？”當指着孩子自己問“這是誰？”時，孩子通常會說“這是蘋蘋或圓圓”而不會說“這是我”。是以黑格爾直接說，作為他或者你的對象真實存在着，而看見了他或你的“看見”，也就是“我”，卻是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參見《精神現象學》甲、意識，第一章“感性确定性：這一個和意謂”）。是以人類是最後才會“看見”自己的，也就是有了對自我的意識，知道自我的存在，才是他或你、樹木或房屋等一切外在事物存在的終極根據。“我”消失了，外物自然也就消失了。當然還有别人在，别人也依然可以看見外物的存在。這雖然已經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或常識了，但并不是當小孩子們看見了爸爸、媽媽時就能明白爸爸、媽媽的存在與自己的存在之間有這樣一種關系。相對于爸爸、媽媽的存在，自己的存在反而是最後才能被意識到的，甚至認為有沒有自己，爸爸、媽媽都會存在。這是黑格爾一開始講哲學，講“這一個和這一個的意謂”時首先要講明的一個問題。有些人終其一生，也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切身利害。
首先要把人看成有意識的動物
第二個問題，婁先生借用達爾文、赫爾德等西方學者的意見，也認為“語言是自然選擇漸變過程，源于人類對大自然各式各樣聲音的模仿”，且“人類最早的詞，是模仿客觀世界的聲音，尤其是動物的叫聲而産生的”。
于是，婁先生就驚異于漢語自然元音“我”與鷗鳴的“の”正好同音，甚至連聲調也驚人地一緻。于是，他猜想這個“我”，也就是“の”，起源于海鷗的鳴叫。
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大膽而又很具有挑戰性的猜測。總體上的邏輯就是：人是從大自然這位教師那裡接受語言的，而且完全是經由聽覺（沒有聽覺就不可能發明語言，而且聽覺在傳遞訊息上恰好處于觸覺與視覺之間）重複了大自然，特别是動物的聲音。因為人不能發明聲音，隻能發現和模仿聲音。“有了觸覺為伴，視覺相鄰，聽覺是便于達成語言的首要器官，我們能一邊聽一邊思維，這些器官聯合起來，變成語言也就不遠了，我們就成了擁有語言的生物。”
是這樣嗎？人在成為“擁有語言的生物”中完全是被動接受、模仿自然的嗎？存在、因果、真理、正義、邏輯，從哪種動物的聲音中能模仿到？而沒有類似的這些語言，人又怎麼可能一邊聽，一邊思維？離開了語言，人就根本無法思維。你可以說，這些詞語（概念）是從古人或外國人那裡聽來的。但古人、外國人又是從哪裡聽來的？從摩西、從上帝那裡聽到的，這是一種說法。但從摩西、從上帝那裡聽到的，也首先需要知道“の”或世界上的任何一種發音的所指，知道“這一個”或“那一個”的意謂。否則，僅僅發音（無論發什麼音）無濟于事。而且，因為“聽”是瞬間消失的，隻有變成文字（婁先生提到的骨刻文、甲骨文），變成畫面（古人的岩畫），才能讓後人學到、思索這個音就是這個字，并了解其意謂。婁先生說，人是在有了語音的“我”之後，再造出一個文字的“我”，這才有了文明。其實，語音的“我”就要有所指、有意謂，它到底指什麼？意味着什麼？不意識到這些問題，有沒有文字的“我”也就變得沒有多大關系了。
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把人看成有意識的動物，而且能意識到自己有意識，于是就有了自我意識。什麼是意識？黑格爾說，意識就是欲望。欲望是什麼？就是欲求、希望、目的、力量、想象、愛和承認（要求獲得承認，同時也承認别人）。阿克塞爾·霍耐特寫了一本《承認》的書，概括了近代以來的歐洲觀念史，從“自我的喪失”（如盧梭說“人生來自由，卻無往不在鎖鍊中”；薩特更是看到了人封閉性的一面，于是說“他人即地獄”），到“自我的控制”（古代中國的道德訓誡是最明顯的，如“非禮勿視”之類），再到“自我規定”（如康德的道德絕對指令，如黑格爾主奴關系中的互相承認，解釋了一個人為什麼會為了他者而進行道德上的自我限制，如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等等），這一切的背後就是意識活動，就是意識中要求承認（這才有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追求）的力量。霍耐特的書解釋整個歐洲的觀念史，即意識發展史。前提就是人有意識，而意識又離不開對語言文字及其意謂的追索。
怎麼從“我”變成了“我們”
至于語言文字是從哪裡來的，真的不是一個哲學可以回答的問題。
與“我”這個字詞最緊密相關的，就是怎麼從“我”變成了“我們”。陳宣良在“解百字之80”中專門談到了“我”這個漢字的字形：“我，從戈者，取戈自持也。”于是這個“我”字就與武器、與自持，也就是與護衛、防守發生了關系；再進一步，從甲骨文上考據，有人說，在很早的古代，“我”本身就是一種武器；後來又演進為“幡”，演進為“軍旗”，于是“我”就成為了“自己人”隊列中的一員。他的結論是，“我”雖然是代詞，但代的是複數，用現代漢語來說，就是“我軍”“大陸”“我方”等等。如“敵我不分”“敵進我退”等話語表達中，這裡的“我”就是複數的“我們”。他認為漢語沒有性、數、格，不注意區分代詞中的單複數。許慎在《說文》中将“吾”直接訓為“我”，而古代表達單數第一人稱的還有“餘”“自”“己”“在下”“鄙人”“奴家”“妾身”等等，說明單數第一人稱所重視的是說話者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社會的等級觀念密不可分。隻是到了現代的白話文革命出現了“我”，才出現了這種消除等級觀念的積極作用。以“我”代表“我方”的複數（我們）意義卻一直儲存了下來。（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