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郎中娄关炎，年过八秩，健朗爽谈，好读书，善交友，广闻博记，神思妙论。我们相识有年，他曾陪我观钱塘潮，游故人居，讲海宁古往今来，论地方吴音越语。二十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多篇有关语源、训诂、音韵、考古方面的论文，更有一本宏著《“我之源？”新证》接近完稿。日前送我一本，想听听不同意见。我对语源、训诂之类事不懂，细致到吴音越语，就更是外行了。但既然有了这样一本书，而且专谈的是“我”，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自然兴致多多。
是训诂学的问题，更是哲学问题
翻阅几章，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或者说要解决的，因此也就不揣冒昧，把哲学上所理解的语音中的“の”与文字中的“我”在起源上加以区分。在现代人的口语表达中，很多方言里“の”就是“我”。我出生在西安，西安人说“我”就发“の”音。
娄先生敏锐地发现：“历来训诂，你（二、耳）他（它、蛇）早明，唯独主要的“我”一直语焉未详。”这许是训诂学上的一个问题，但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是什么？黑格尔说，“我就是一种认识作用”，认识，首先就是认识周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黑格尔称之为“感性确定性”。你或他（树木或房子）就是作为“感性确定性”首先被认识到的；认识，在这里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看见”：我看见了他和你（树木或房子），因为他和你就在那里存在着，但“看见”了他或你的“看见”，却反而是我们看不见的。妈妈教孩子认东西，也通常是指着“这一个”或“那一个”问“这是什么？”当指着孩子自己问“这是谁？”时，孩子通常会说“这是苹苹或圆圆”而不会说“这是我”。所以黑格尔直接说，作为他或者你的对象真实存在着，而看见了他或你的“看见”，也就是“我”，却是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参见《精神现象学》甲、意识，第一章“感性确定性：这一个和意谓”）。所以人类是最后才会“看见”自己的，也就是有了对自我的意识，知道自我的存在，才是他或你、树木或房屋等一切外在事物存在的终极根据。“我”消失了，外物自然也就消失了。当然还有别人在，别人也依然可以看见外物的存在。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或常识了，但并不是当小孩子们看见了爸爸、妈妈时就能明白爸爸、妈妈的存在与自己的存在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相对于爸爸、妈妈的存在，自己的存在反而是最后才能被意识到的，甚至认为有没有自己，爸爸、妈妈都会存在。这是黑格尔一开始讲哲学，讲“这一个和这一个的意谓”时首先要讲明的一个问题。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切身利害。
首先要把人看成有意识的动物
第二个问题，娄先生借用达尔文、赫尔德等西方学者的意见，也认为“语言是自然选择渐变过程，源于人类对大自然各式各样声音的模仿”，且“人类最早的词，是模仿客观世界的声音，尤其是动物的叫声而产生的”。
于是，娄先生就惊异于汉语自然元音“我”与鸥鸣的“の”正好同音，甚至连声调也惊人地一致。于是，他猜想这个“我”，也就是“の”，起源于海鸥的鸣叫。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胆而又很具有挑战性的猜测。总体上的逻辑就是：人是从大自然这位教师那里接受语言的，而且完全是经由听觉（没有听觉就不可能发明语言，而且听觉在传递讯息上恰好处于触觉与视觉之间）重复了大自然，特别是动物的声音。因为人不能发明声音，只能发现和模仿声音。“有了触觉为伴，视觉相邻，听觉是便于达成语言的首要器官，我们能一边听一边思维，这些器官联合起来，变成语言也就不远了，我们就成了拥有语言的生物。”
是这样吗？人在成为“拥有语言的生物”中完全是被动接受、模仿自然的吗？存在、因果、真理、正义、逻辑，从哪种动物的声音中能模仿到？而没有类似的这些语言，人又怎么可能一边听，一边思维？离开了语言，人就根本无法思维。你可以说，这些词语（概念）是从古人或外国人那里听来的。但古人、外国人又是从哪里听来的？从摩西、从上帝那里听到的，这是一种说法。但从摩西、从上帝那里听到的，也首先需要知道“の”或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发音的所指，知道“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意谓。否则，仅仅发音（无论发什么音）无济于事。而且，因为“听”是瞬间消失的，只有变成文字（娄先生提到的骨刻文、甲骨文），变成画面（古人的岩画），才能让后人学到、思索这个音就是这个字，并了解其意谓。娄先生说，人是在有了语音的“我”之后，再造出一个文字的“我”，这才有了文明。其实，语音的“我”就要有所指、有意谓，它到底指什么？意味着什么？不意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文字的“我”也就变得没有多大关系了。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把人看成有意识的动物，而且能意识到自己有意识，于是就有了自我意识。什么是意识？黑格尔说，意识就是欲望。欲望是什么？就是欲求、希望、目的、力量、想象、爱和承认（要求获得承认，同时也承认别人）。阿克塞尔·霍耐特写了一本《承认》的书，概括了近代以来的欧洲观念史，从“自我的丧失”（如卢梭说“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锁链中”；萨特更是看到了人封闭性的一面，于是说“他人即地狱”），到“自我的控制”（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是最明显的，如“非礼勿视”之类），再到“自我规定”（如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如黑格尔主奴关系中的相互承认，解释了一个人为什么会为了他者而进行道德上的自我限制，如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等），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意识活动，就是意识中要求承认（这才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追求）的力量。霍耐特的书解释整个欧洲的观念史，即意识发展史。前提就是人有意识，而意识又离不开对语言文字及其意谓的追索。
怎么从“我”变成了“我们”
至于语言文字是从哪里来的，真的不是一个哲学可以回答的问题。
与“我”这个字词最紧密相关的，就是怎么从“我”变成了“我们”。陈宣良在“解百字之80”中专门谈到了“我”这个汉字的字形：“我，从戈者，取戈自持也。”于是这个“我”字就与武器、与自持，也就是与护卫、防守发生了关系；再进一步，从甲骨文上考据，有人说，在很早的古代，“我”本身就是一种武器；后来又演进为“幡”，演进为“军旗”，于是“我”就成为了“自己人”队列中的一员。他的结论是，“我”虽然是代词，但代的是复数，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我军”“大陆”“我方”等等。如“敌我不分”“敌进我退”等话语表达中，这里的“我”就是复数的“我们”。他认为汉语没有性、数、格，不注意区分代词中的单复数。许慎在《说文》中将“吾”直接训为“我”，而古代表达单数第一人称的还有“余”“自”“己”“在下”“鄙人”“奴家”“妾身”等等，说明单数第一人称所重视的是说话者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的等级观念密不可分。只是到了现代的白话文革命出现了“我”，才出现了这种消除等级观念的积极作用。以“我”代表“我方”的复数（我们）意义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