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五嶽四鎮的劃分不僅定義了地理疆界，更建構了民族的精神版圖。
霍山在五嶽四鎮（五鎮）中極具典型性，它既與先秦時期方國祭祀有關，最終也發展成為天下型國家祭祀的重要對象。
多方面的特質是其他嶽、鎮很少具有的，因而可以比較準确地揭示自古以來山嶽祭祀演化的一般規律。
霍山，作為其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到底有着怎樣不同尋常的意義？
山嶽崇拜與商朝的國家山嶽祭祀
山嶽崇拜是人類社會一種普遍的現象，幾乎與人類曆史一樣久遠。烏丙安在讨論原始信仰時指出，人類祖先“從來都不是對所有事物和現象加以等同的崇拜……而是對人們認為最有威力的、最惠于人類的、具體的自然力和自然物才倍加崇拜”，其中包括天象、大地、山石、水火等。這裡的“山”指較為雄偉高大的山。
古代中國山嶽祭祀究竟出現在何時？從學理上推導，原始人類有自然崇拜，這當然包括山川崇拜，是以有原始人類便有對山川進行祭祀的儀式。原始人類的山川崇拜屬于原始信仰範圍，從“禮學”角度來區分，這種祭祀儀式當屬于禮制建立前的禮俗。這種禮俗逐漸與天神崇拜結合，成為泛神論觀念，屬于原始宗教的組成部分。
商朝禮制應當是王權禮制，已有較為規範的國家祭祀山嶽的禮儀形式，上述蔔辭中的祭名、祭物與占蔔手段都可以作為證明。從山嶽崇拜到王權國家山嶽祭祀是鎮嶽化的重大發展。
霍山祭祀的産生與演變
傳世典籍所載霍山祭祀首見于《史記》。
霍太山就是霍山。如果剝離其玄虛内容，大緻可以判定在商朝時秦先祖已為小部落領袖或是小國之諸侯，殷亡時蜚廉曾為壇于霍山進行祭祀。需要指出的是，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築壇祭祀，并非是諸侯國正常祭祀。霍山規範化的“國家祭祀”始于西周初的霍國。
周武王封弟叔武為霍國，境内有霍山，是霍國祭祀的山嶽。《國語》載宰孔語：“晉侯将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浍以為渠，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宰孔提及的“景霍”便是霍太山，即霍山。衆所周知，繼商而起的王權國家周朝出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一主的觀念，周王自然擁有對境内名山峻嶽的祭祀權。在西周分封制度下，受封者對封地内擁有統治權，同樣也擁有對境内山川祭祀的權力。
霍作為西周所封之國，理所當然擁有祭祀霍山的權力，遺憾的是現存典籍沒儲存霍國祭祀霍山的直接資料。不過《史記》有段十分重要的旁證資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将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蔔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于齊，複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複穰。”
顯然，霍為晉滅，但晉侯為禳災而召霍侯來祭霍山。為什麼會出現國亡存祀的現象？其實這是春秋時期禮制之規範。據《左傳》載晉滅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楊伯峻注：“虞祀者，天子命虞所祭之其境内山川之神。虞雖被滅，晉仍不廢其祭。”
楊伯峻雖未說進行虞祀儀式者為何人，實際當是虞人後裔，因為春秋時期滅國亡族而存其祀是禮制規定，這還可以另一條記載為證：
“衛人讨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杜預注：“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于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祀。”
顯然，春秋時期确實存在滅國亡族而不廢其祀的禮制規定。因而《史記》載霍亡之後，晉仍以霍君主持霍山之祭當是信史。由此可見，霍國原有霍山之祭，其性質與商朝人祭祀山嶽類似，隻不過是屬于王權禮制下的諸侯國級别的山嶽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稱的“霍太山”，“太”通“大"，表示山之雄偉峻峭，這是許多地方命名山嶽的通則。如東嶽泰山一稱太山；其他地方亦有泰山；泰山也可稱太山，故霍太山又可稱霍泰山。實際上，一些地方的大山或直接稱太山、或稱某太山，如山西省蒲縣蒲子山就稱太山，吉林長白山又稱徒太山，四川省三台縣有中太山等等。
霍山之是以稱霍太山、霍泰山，可能最初便稱太山、泰山，因在霍國境内，冠以國名，故稱霍太山、霍泰山，簡稱霍山。古人有“國”加“地名”（山名）的習慣，如“孔子、顔淵登魯東山，望吳昌門”，此魯、吳都指春秋時期國名。因而霍亡，“晉大旱，蔔之，曰‘霍太山為祟’”，此霍字完全可解釋為霍國，即霍國的太山（即太嶽山）為祟。
霍山以國命名，國家對霍山進行祭祀，正表達了霍國諸侯對霍山所代表的疆域進行合法的掌控。至今儲存的典籍中，并沒有連續不斷祭祀霍山的史料，這存在兩種可能，一是霍山确實在某一時間内退出了國家祭祀；二是史料亡佚，故相關記載出現斷缺。從霍國祭祀來看，霍山祭祀僅是當時衆多諸侯國之一的國家祭祀，所代表的區域極為狹窄；霍滅歸晉後的霍山祭祀，雖然仍以霍國原諸侯祭祀，但實際已轉化為晉國的國家祭祀，保佑的是晉國國家利益。
當然，晉國的霍山祭祀從保佑的區域範圍來說自然遠遠超過霍國，但它仍屬諸侯國級别的祭祀，祭祀性質也沒有改變。從“複之，以奉霍太山之祀”來判斷，霍山祭祀應當延續到晉國滅亡。三家分晉後霍山祭祀如何？始撰于戰國時期的《周禮》，其中《職方氏》載九州山鎮，霍山在其列；《司馬》載九山鎮，其中“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之說，《大司樂》有“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從上述數條資料判斷，戰國時期有霍山祭祀是可以肯定的。
這裡的“九州”是戰國時期學者對大一統國家構成的設想，是以《職方氏》九鎮的構想也與大一統國家構成密切相關。換句話說，霍山在時人眼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其政治色彩非常濃郁。戰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有始》所列九山并無霍山，且冀州就列有王屋、首山、太行和羊腸數山。為何霍山退出“名山”之列？目前尚無史料可以說明。
《史記·封禅書》中記載了秦祭祀名山峻嶽之事，所羅列山名中不包括霍山，目前無法确認秦王朝是否進行霍山祭祀。西漢初祭祀霍山情況不詳，但文帝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緻禮”，至少至此西漢政府應當恢複了“嘗祀而絕”的冀州名山霍山的祭祀，這一點是需要強調的。
但應當注意的是，武帝時封霍山為南嶽，此霍山非山西之霍山，而是指今安徽省的南霍山（天柱山），《水經注》明确記載“在廬江灊縣西南”；漢文帝分淮南立衡山國，故南霍山又名衡山，與今湖南省之南嶽衡山也不是同一座山。
東漢亦沿襲南霍山為南嶽的說法，如班固《白虎通義·巡狩》載五嶽為東方岱宗、南方霍山、西方華山、嵩山、北方恒山；劉向《說苑·辨物》稱“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東漢自光武帝起“不立北郊，故後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内”，即北郊合并于南郊，山嶽除五嶽外，還有“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闾山、蔣山……會稽山”，可見霍山是作為名山受到祭祀的。
明帝诏“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緻雨者，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章帝、順帝、質帝都祭過“名山”，霍山都在祭祀之列。但無論是西漢文帝之後或東漢諸帝祭祀名山，都有五嶽而無四鎮，四鎮僅稱“名山”，與其他祭祀的名山沒有差異。
就目前所見史料而言，強調四鎮重要性自東漢末年鄭玄注經起，他沿襲五嶽四鎮之說，将今山西霍山确立為四鎮之一，鄭注雲：“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楊（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闾，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
鄭玄的五嶽四鎮說，是繼承《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說而來的，但它明确指出五嶽與四鎮名稱，将四鎮置于五嶽之下、其他名山之上，可以說這在《周禮》的基礎上有了發展，初步完成了王權一統天下的九州山鎮到封建大一統國家的五嶽、四鎮、名山體系的建構，山嶽祭祀的鎮嶽化又向前躍進一步。
由于鄭注影響極大，對後世建構山嶽祭祀體系最終完成起到關鍵作用。不過，鄭玄注經雖明确了四鎮，但沒有明确各鎮東南西北的方位。三國西晉未見明确的祭祀霍山的記載，東晉明帝“始诏立北郊”，即恢複北郊祭地，陪祭有四十四神，其叙述順序與東漢無異，顯然霍山也在祭祀之列。
山嶽祭祀的鎮嶽化在南北朝出現重大進展，不但出現稱某山為某鎮，甚至還大緻明确了具體的方位山鎮之名。《隋書·禮儀志二》載蕭梁北郊有“嶽鎮海渎之座”，出現“鎮”字，此是指沂山、霍山等山鎮；北齊祭祀時更是明确稱沂鎮、會稽鎮、衡鎮、太嶽鎮（即霍山）、醫無闾山鎮五鎮，均附于某嶽之後，其他山隻稱某山，故肯定已經存在五座山鎮且有大概方位，完善了五嶽、五鎮、名山的祭祀體系。
有學者認為“到唐初仍沿先秦說法為五嶽四鎮而無中鎮之稱”，顯然有誤。不過，《隋書》記載這段話确實比較混亂，按照其記載順序，五嶽之後配山鎮情況為：岱嶽（東嶽）後配沂鎮、會稽鎮兩鎮；崧嶽（中嶽）、霍嶽（南嶽）後配衡鎮；華嶽（西嶽）後配太嶽鎮；恒嶽（北嶽）後配醫無闾鎮，出現一嶽兩鎮，兩嶽一鎮的情況，實在無法解釋如此著述之原因。當然還需要強調的是，沂山置岱嶽後，當定為東鎮，而霍山（太嶽）置于西嶽之後，似作者認作西鎮，霍山作西鎮顯然與隋後定為中鎮不同。
隋代最終确立了五嶽、五鎮、名山祭祀體系：“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诏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闾山，冀州鎮霍山，并就山立祠……東鎮晉州霍山鎮，若修造，并準西鎮吳山造神廟。”
這是典籍首次确定了五座山鎮的方位，霍山當為中鎮。隋唐鼎革，武德初僅祭四鎮，霍山并不在内，直到玄宗天寶年間封五鎮為公，霍山才恢複山鎮祭祀，故宋初有“《開元禮》惟祭四鎮山，自天寶後始益霍山為五鎮”之說。宋代繼承了五鎮之祭，元明清均承襲不改。
換句話說，霍山祭祀至少從東漢起到清代大多時間被列入國家祭祀之中，逐漸确立了在五鎮在山嶽祭祀中的地位。需要補充的是，蕭梁、北齊祭祀嶽鎮顯然是受到鄭玄經學影響，尤其北齊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接受漢族儒家經典，充分說明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空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