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依然 笑傲死神
——憶母親楊沫
徐 然
組成生命本體的每一條血肉的絲絲縷縷,每一處細胞的點點滴滴,都感受到那個與我生命息息相關的人不在了。痛楚的完全降臨是在目睹她那完整的血肉之軀化成灰燼,尚且溫熱的骨灰分裝在兩隻鮮紅的綢口袋中。懷帶着一個女兒對母親的永恒愛情,我摸索掂量着别人交來的媽媽——一個紅綢口袋。死神擲還給我們的她,空靈虛飄,參差無形……
我曾目睹過不少“喪母之痛”,多是在傳媒。原來,原來我毫不知道什麼是喪母之痛!
最初的日子,我曾在每一個醒來的清晨力圖印證那隻是一場噩夢。但終于得不到那個印證,便開始絕望地哀哀哭泣。為了珍重自己不得不尋找寬慰了:我都50多歲了,還有媽媽,别人早年喪母不是更不幸?正因為50多年都有媽媽,我就太習慣有媽媽,才如此不能承受。
思考畢竟帶來轉機。不再老是涕淚交流的日子,昔日的媽媽竟然一次次回來!
她回來,卻似乎不是我眼前那個置放她的遺骨的色彩斑斓的花瓶,也不是一張張含笑的她的遺影。是在有一天,我讀到報紙上司空見慣的一句話:“XXX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我曾長久地把這一語看作套話,卻在此一刻潸然淚下,體味到它的真切與不謬。
我終于知道了母親的所在。
死神未能掠走一切,青春的健康的媽媽還活在我們的心中,人們的心中。闖出死神的制扼,她微笑着,對我切切絮語,述說着一樁樁一件件往事……
一、抗戰掠影 一生可謂幸運
母親的身份有兩種:老革命兼作家。這就使她不得不在戰争年代把孩子交給農村的公婆撫養。我和兩個弟弟都是在爺爺奶奶家度過了嬰兒期的童年。直到1944年春季,母親才接我到她戰鬥的冀中抗日根據地。還是兒童的我,雖然對母親的戰鬥歲月記憶不清,她所遭遇的一次大驚險卻至今不忘。一個冬夜,母親隻對我說有情況,沒有多加解釋,就留我在老鄉家,獨自匆匆而去。不記得過了多久,媽媽終于回來了,告訴我:“好險哪!”
原來她是渡過封凍的拒馬河,躲避日本人的掃蕩。那天夜裡,母親爬上黑黢黢的拒馬河堤,看看四下無人,就沖下大堤,踏冰去對岸那隐約可見的村莊。進村時,母親經過村口的一座瓦房院,看見臨街兩扇厚重的大黑門敞開着,阒無人迹,就沿路直往村裡走。淩晨的村落,清冷沉寂。
母親正欲尋找可藏身的“堡壘戶”,忽然與一人迎面而遇,那人向母親盯視片刻,似乎看出了母親的身份,悄悄驚呼:“老天爺,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他瞄了一下周圍,不遠處有個柴垛,就推拉着母親鑽進了柴草垛,這才說“村裡有日本人,我不來你可不能動!”
母親所遇到的是一位進步的村幹部,幾個小時後,他得機會才把凍得瑟瑟發抖的母親帶到一個老鄉家。那家人給母親換上當地婦女的衣裝,剛安頓好,就被敵人趕到場院上集中。母親站在婦女隊裡,她看見,場院上幾個身着八路軍軍服的戰士被日本鬼子捆綁着……
她就這樣闖過了日本人的屠刀。
使我對媽媽此次曆險不忘的還不是以上情景,而是後來她和那位救她的村幹部的一番對話:
“你從哪兒來?”
“從河北邊兒。”
“日本人占領這村兒好幾天了,河堤上一直放了哨呀!”
“……”
“你進村過一個大黑門沒有?”
“過了。”
“那是鬼子的司令部,大門口有哨兵呀!”
就是這麼巧,母親上堤,進村,恰遇村幹部都千載難逢的幸運。
“八年抗戰我的許多戰友都犧牲了……”不止一次,母親懷着既遺憾又難過的神情對我說。
《青春之歌》的出版盡管也有坎坷,但她在1958年問世,時間是恰當的。在她之前,一些描寫知識分子加愛情加革命的小說大都受到了批判;在此之後,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之歌》出版後,北京日報的田藏申女士獨具慧眼,在日報上給予連載,擴大了作品影響。接着由崔嵬導演并配以國内一流攝影、優秀演員的電影《青春之歌》拍攝成功,更使《青春之歌》家喻戶曉。再後,作品引起争議,讨論,又有茅盾先生做出結論性的評價。這是《青春之歌》毋庸隐諱的機遇。
母親的右眉上部有一顆黑痣,我的奶奶是個崇尚多神的迷信老太太。她不懂《青春之歌》是什麼,但對于兒媳婦當八路大難不死,卻深有感慨,她常念叨;“你媽那眉毛上是什麼?那是喜鵲登梅!你媽是福将!”
然耶非耶,聽了總是讓人高興。
二、不辍筆耕 手法憨實樸重
人,往往對近在眼前的東西越不仔細看,越難看得清。我是編輯,業餘又舞弄點文墨,使我對她的作品的藝術功力有些不服氣。我似乎說過:“《青春之歌》就是那麼回事兒……”“土八路的作品,就靠那麼點打日本的生活,表達一個既定的概念而已。”
改變我的狂妄自大是在兩年前。不記得是哪一篇文章,我寫到母親懷抱嬰兒的我逃出上海,在南京遭轟炸,她把我放在肚子底下,我使勁哭的情景。我好好琢磨了一陣子。那場景,母親叙述得有聲有色,我寫出來卻怎麼也不生動,無論怎樣權衡辭藻,還是幹巴巴的。
不久我拿到《楊沫文集》的散文卷,三翻兩翻翻到一篇文章,那兒,母親正寫着那讓我犯難的同一情節——“我一人緊抱着孩子,趴在潮濕的、雜草叢生的野地裡,這時,我既不看星星,更不看月亮,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我孩子身上——隻要她不被炸死,我就心滿意足。”既簡單又明白,卻使一個母親的形象躍然紙上。讀着讀着,我入迷了,心卻有點不是滋味,有點迷惘不解。思索了好久,我服氣了。
楊沫抱着小女兒豁然,戰友摟着徐然(1945年攝于河北固安牛駝)
樸實厚重是母親的文學風格;文學表達能給人以憨實樸重而不是華麗輕飄,本身就是高明的文學技巧,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吧?
我相信“文如其人”,盡管文與人的連帶形式常常極為複雜,但一般總有其可循的規律。母親正是一個憨實樸重之人。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她的成功依靠的是寫來寫去,熟能生巧。媽媽到70歲還在寫長篇小說《芳菲之歌》、《英華之歌》。快80歲還在自己動手整理、增改《楊沫文集》,還在應邀為出版社編改适合兒童閱讀的節本《青春之歌》等等。晚年的母親,生活能力和活動範圍受到許多限制,她老了,笨了,但在文學上卻始終保持着敏慧的頭腦。
不令母親遺憾的是,七卷,280餘萬字的《楊沫文集》,搶在她逝世一年前竣版。書十分精美,每一封面都是媽媽不同年代笑意盈盈的照片。遺憾的是,這些年許多名著都曾搬上銀幕,“三歌”也曾有不少影視部門問津,但母親卻始終未能目睹她的作品搬上電視螢幕。
三、信仰執着 兩起官司有因
《楊沫文集》第七卷,作為附錄登載了母親寫給我的約十萬字的書信。因為母親老邁多病,付梓前我作了一遍校改。實話說,從前拆讀這些信,此時整理這些信,我都有點兒忐忑。——怕挨罵。媽媽是個正統的“布爾什維克”,我在文章中稱她為“正統媽媽”。包括我女孩子時代的感情生活,媽媽幹預的言詞竟是:“像這樣雷鋒式的人物,你為什麼不愛?”
文化大革命對她畢竟有所撼動。她才認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優秀的共産黨員。“你要進步快點”、“要做一個好的革命後代”一類的話語,才不再經常出現在她的信中。她是真真切切信奉她為之奮鬥的共産黨人的事業,一點也不是作假,沒有信仰上的個人功利。我相信。
80年代,在我寂寞的文學路途上,有作品獲了幾種獎拍了電影。面臨全國文學作品評獎時,一個文壇前輩告誡我:“還是要活動一下,最好楊沫同志能打個招呼。”我沒有找人,也沒有懇求母親,我知道她不會幫這種忙,哪怕是為她自己也不會。作品落選了,落選的日子心裡失失落落的。
1994年,母親與我合著的共寫女性的集子《青藍園》出版,有誰知道,這本書差點出不來呢?根結是因為其中我的一篇中篇《韶華楊家三姐妹》。還是八、九年前,我曾采訪母親,聽她叙說她自己以及我的外祖父母二位姨媽的往事。除筆記外還有六盤錄音。
我自然用我的見解和手法行文,對于“性”,因為牽涉到母親和白楊,實在是小心又小心。完稿後的1993年秋,我挺自信地把稿子送給母親過目。忽然有一天,母親來一封信,厚厚的一個大信封,沉甸甸的!那封信我沒有膽量再看第二回的。是因為我寫了她的初夜,寫了外祖父母的浪漫結合。
“這麼寫不行,我給你說的你就都能寫嗎?”她說。
我也犟,決定不理媽媽,不出這本書,還通知了出版社。許多天不去看望正在海軍總醫院住院的媽媽。還是她心軟了,打電話告訴我,改一改用……善良多情的媽媽又回來了。我也妥協,但是改起來毫無激情,删去前面的細節,後來卻又延續,剩下幹巴巴的骨頭。——連名字也改了。原名是《青春楊家三姐妹》,媽不讓用“青春”二字……
可以想見,對于人家寫《楊沫的初戀》、《梅開二度訪楊沫》一類,正統的母親是何等的反感。
兩場糾葛,尤其是後者,傷了媽媽的元氣。
媽媽一向豁達寬容。她喜好讀書,從不拒絕新鮮事物,一雙美麗的眼睛總是渴求地注視着世界。直到晚年,我與她談話,無論是抽象的抑或是具體的,她都善解人意。卻不知為什麼,一關乎她的私生活,别人想弄幾筆,母親就非常警覺,毫不寬容。
當然,她是個信仰純正的革命者。
四、一波三折 未料走得匆匆
母親離世後,一些報章登載紀念文章,談及她的死因,說法不一。雖然母親已年逾古稀,但弄不清楚她的死因,于我說就有母親死的不明不白之痛。1995年8月,查出她胸部有積液,在積液中找到癌細胞。母親尚無自覺症狀,依然紅潤,健康,精神。那時有從醫的友人告知:“老年人新陳代謝慢,相對癌細胞發展也慢,她身上的癌細胞可能早就有了,到危及生命總有一段時間,多加強點免疫力,就更有希望……”
我始終相信這分析有道理。
在選擇進行放療的醫院時,母親因為得知葉君健先生在北大醫院治好了癌症,而對這家醫院情有獨鐘。我則興奮地在一旁幫腔:“媽,我相信我的直覺,就這兒好!在市中心,我們看你友善。” 那時,媽媽眨動着眼睛含笑望我,輕信的她怎會不相信女兒的直覺?
中國人善禮儀,知道誰得了不治之症,再忙也要見上一面的。北大醫院在北京市中心,我去看望媽媽友善,别人也友善。這樣,母親一面做放射治療,一面要不斷會見前來探視的親朋好友,病房裡你來我往,有時五六人同擠小屋探望媽媽,這其中包括我一家。
秋末冬初,大城市流感極其猖獗……
母親一直充滿自信地配合着醫院進行治療,後來的一波三折不是她所料,也不是我們所料。
不包括使用維持生命的機械而延續的那幾個小時,母親告别人世的實際時間是1995年12月10日(周日)上午11時35分。那一個上午,母親曾多次用眼睛示意,用嘴巴蠕動表達某個要求。我猜了幾次,大聲問着她,她都急切地搖頭表示不是,就那麼帶着遺憾匆匆而去了。
是以我有着久久的懊悔和自責。
臨終前,她十分難受?讓我叫大夫?
是讓我去叫她感情深笃的晚年伴侶——我們的李叔叔?
是讓我拿紙筆?她說不出卻可以寫!
媽媽,對不起!
媽媽走後,夢中見過她的。12月21日晨,我與媽媽看展覽,到達一個大廳,她說:我鞋不合适,腳難受,你回家給我找一雙合适的來。我奔走在都市的樓宇間,總不能找到母親的住所,又去百貨店,店裡一副收攤停業的混亂狀況,沒有鞋可買。夢醒的那天上午10時,在母親的寓所操辦後事的弟弟打來電話說,媽媽的腳腫着,你給她再買雙大點号的鞋……
還是這一天的正午,小睡一刻,恍惚中想,明天下午的活動,約媽媽一起去。立刻凄然而悟——明天下午是媽媽的告别式啊……
母親生前打電話給我總是一式的開場:“徐然嘛,我是媽媽!”不管我對她的聲調多麼熟悉,媽媽總是認認真真地自報:我是媽媽。
聽!電話鈴鈴,我依在期待……
栩栩如生的媽媽無處不在,死神能挖去活在人們心中的她麼?
1996年2月10日
徐然,本名馬徐然,1936年出生于北京。 曾在華北軍區文工團、内蒙古歌舞團工作;就讀于黑龍江大學,後在貴州都勻任教。20世紀80年代任職于北京市文聯,曆任編輯、副編審。1984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青藍園》《愛也溫柔,愛也冷酷》《深雪》等。作品《紅軍留下的兒子》獲北京市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征文報告文學一等獎、《北京文學》雜志獎,并拍攝為同名電影,《圓内的點線》《愛魂》分别獲《随筆》雜志佳作獎,《媽媽,女兒想對你說》獲全國婦聯第三屆好作品獎,《戰勝烏莎》獲第11屆亞運會優秀作品獎,《三個被判死緩的女囚》獲國風文學獎。
來源:三家村
作者:徐 然
供圖:馬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