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明星 來源：《黨史博采》
鄧發，這個名字對于現在的人們神秘而又神奇。在新華社播發的“永遠的豐碑”中，鄧發這個名字再次被提及，稱他是“大陸勞工運動的著名領袖之一”。讀過斯諾《西行漫記》的人也不會對這個名字陌生，他被斯諾稱作“中國紅軍特務隊的首領”，大名鼎鼎的李克農、潘漢年等都曾是他的部下。
一、血雨腥風中，鄧發臨危不亂，成為工運領袖
鄧發，原名無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廣東省雲浮縣。父親鄧興戚和母親歐氏僅靠租種地主的幾畝薄田過活，生活常常無以為繼，隻得間或做點小買賣支撐着貧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貧寒，鄧發隻受過初小教育，十五歲時就随五哥鄧芳外出廣州、香港等地謀生，先後在旅店、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上當勤雜工。期間，他結識了常常來往于省港兩地的勞工領袖蘇兆征。受蘇兆征的影響，鄧發逐漸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從此，他就抱定志向，要為勞工階級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于是，他參加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
1922年春，中國勞工運動開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當年1月，鄧發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經過鍛煉成為勞工運動的活躍分子。1925年6月19日，聞名世界的省港大罷工開始，鄧發是這次大罷工的骨幹分子。他被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并任勞工糾察隊隊長，為罷工的勝利做出了傑出貢獻。同年10月，他加入中國共産黨，繼續從事勞工運動的上司工作。1926年夏，北伐開始，時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北伐青年工作隊隊長的鄧發，協助陳延年、鄧中夏、蘇兆征等組織宣傳隊、運輸隊和救護隊，追随北伐軍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後勤保障。
▲1922年春，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7年春，鄧發傳回廣東，出任中共廣東油業總工會支部書記。經過長期革命鬥争的考驗，他的革命經驗日益豐富，臨危不亂的品質為同志們稱道。當年4月15日，廣州的反動派繼蔣介石之後，對共産黨員和勞工積極分子進行了大屠殺，反動軍警到處搜捕鄧發。他指令身邊的同志馬上轉移，自己卻在燒毀檔案後，才從視窗逃走。當敵人遇到鄧發時，隻見他手上拿着畫筆，正靜靜地為一個小孩畫像，還以為他是位畫家呢！
1927年12月，鄧發又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任第5區副指揮，指揮油業勞工作戰。起義軍一度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很快失敗。這時，鄧發主動要求率領勞工赤衛隊到廣州長堤一帶阻擊敵人，掩護起義部隊撤退，英勇頑強地同數十倍的敵人浴血奮戰。12月13日下午3時左右，在勝利完成阻擊任務、赤衛隊隻剩下三個人後，鄧發臨危不亂的素質再次表露無遺：大家分頭隐蔽，分散儲存力量。随後，他跑到廣州四牌樓牌坊巷五号，躲到四叔公鄧北水家裡，敵人尾追很急。他一進屋就吩咐：“現在敵人四處搜查，不要怕，敵人還未看到我進來，隻要鎮定就沒事。”他叫堂姑鄧蓮彩給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來，又叫四叔婆找出幾張舊藥方紙，又把痰盂裡的髒水倒了些到鄧蓮彩床邊，蓋上一些爐灰，裝成“病人”嘔吐過的樣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鄧蓮彩的床上裝起病來。
當一切事情處理後，不到半小時，反動軍警就搜查到了。幾個端着槍的敵人，一進門就兇神惡煞地追問：有沒有共産黨進來？如果收藏了共産黨就要立即殺頭。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鄧發十分鎮定，裝成病得很痛苦的樣子。一個敵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當發現床前一堆“病人”“嘔吐”的髒物，加上看見這個“病人”不像裝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趕快退出了房間。接着，他們說了幾句“不準窩藏共産黨”的話，就到别處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動軍隊又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并到處殺人。為了安全起見，鄧發的哥哥把他從牌坊巷五号轉移到自己的家裡。在這個時候要出門危險性很大。為了躲避敵人，鄧發就叫哥哥趕緊回警察局“包膳食”的飯堂（當時他哥哥在省警察局包夥食）取來一盞印有警察局字樣的大“風燈”，舉着這盞大“風燈”，才順利地轉移。可是進屋不久，就聽到隔壁敵人搜查的聲音，鄧發靈機一動：把那盞印有警察局字樣的“風燈”挂到門頭上，把大門打開，兄弟二人在門邊站着，造成警察局的人正在屋裡搜查的樣子。就這樣，敵人搜查到門前一看挂着“風燈”，以為已有警察局的人在屋裡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關頭，鄧發臨危不懼，鎮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機智地脫了險。
▲年輕的鄧發。
1928年2月，鄧發又奉命回雲浮老家隐蔽，這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當時的廣州，反動派到處設崗哨，搜查共産黨人，一抓到就殺害。回雲浮要乘船上西江，而當時車站、碼頭敵人搜查得最厲害。為了避過敵人的嚴厲搜查，鄧發利用自己學到的“炭相”技藝，化裝成畫“炭相”的人，帶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過去畫的幾幅“炭相”（現有兩幅存雲浮烈士館），帶上一副平光眼鏡，裝成下鄉給人畫“炭相”的樣子，在碼頭避過了敵人的嚴密搜查，順利地回到了老家雲浮縣。在家鄉隐蔽時，他還寫了有關廣州起義的文章，後來發表在《紅色中華》上。家鄉人民沒有忘記鄧發，于1996年6月3日成立了重點中學——鄧發紀念中學。
1928年夏天，鄧發奉調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曆任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書記、中共香港市委組織部長，并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鄧發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兼全國總工會南方代表，其後曆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為中共南方黨組織的恢複與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二、成為“中國共産黨秘密警察的頭子”
1930年9月，鄧發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并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戰鬥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陳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結合了。
1930年冬，鄧發調往福建任中共閩粵贛邊特委書記兼軍委會書記，由于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鄧發成為閩粵贛邊區的最高上司人。期間，他為建立由廣東通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不遺餘力。當年曾在鄧發身邊工作的盧偉良回憶說：“鄧發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閩西永定縣虎崗，擔任閩粵贛省委書記。他訓示我護送葉劍英同志途經香港、汕頭、澄海、大埔，最後到達蘇區。鄧發同志十分高興。此時，鄧發同志除直接要我經常去香港聯絡外，又帶回負責同志來，開辟了一條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擔任大埔交通站長。”就在這一時期，身為閩西最高上司人的鄧發，錯誤上司了反“社會民主黨”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給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
▲被斯諾稱為“中國共産黨秘密警察的頭子”的鄧發。
1931年7月，鄧發奉命奔赴中央蘇區并成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擔任紅軍總司令部政治保衛處處長，負責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19日，大會經過選舉，鄧發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并被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政治保衛局的職責，是“在蘇維埃境内依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之規定，在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管轄之下，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在保衛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分為蘇區、白區兩大系統。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特科主管，蘇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肅反委員會主管。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後，統管各蘇區、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保衛局在中共中央上司下，為鎮壓敵對勢力的反抗和破壞，維護秩序和穩定，捍衛紅色政權和維護國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國家政治保衛局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白區工作部等工作部門，偵察部部長為李克農，執行部部長為洪水（越南人），白區工作部部長為潘漢年，秘書長為歐陽毅。當年隻有25歲的鄧發，運用多年的白區秘密工作的經驗，以各種有效的手段訓練機要、警衛幹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項項保安措施。在鄧發的努力下，蘇區各省縣和紅軍各軍團、師、團陸續建立起各級政治保衛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實際上就是新中國公安部的前身。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葉坪，公安部隆重舉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舊址揭幕儀式。時任公安部長的賈春旺在講話中指出，“國家政治保衛局是‘人民公安的雛形’。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紅軍各部隊和蘇區各級保衛局的負責人，有許多成為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門的元老。
▲1931年11月，中央局委員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澤東、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顧作霖。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鄧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月，鄧發參加長征，曆任中革軍委第2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中央縱隊第1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陝甘支隊第3縱隊政委等職。1935年1月，鄧發參加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上，鄧發擁護毛澤東的上司。會後，紅軍進行了整編。在長征途中，鄧發既負責指揮部隊行軍打仗，又要嚴防敵人的破壞和襲擊，連夫人陳慧清好幾個月也難得見上他一面。長征結束後，鄧發繼續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當時，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就是由他從國民黨統治區西安接到陝北蘇區的。後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産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萬元要他的首級⋯⋯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三、作為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不辱使命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受黨委派已赴蘇聯的鄧發兩個月後回國，赴新疆協助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雲工作。10月初，經過從延安來迪化(即烏魯木齊)的中央軍委聯絡員周小舟與新疆獨裁者盛世才進行磋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對外稱“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當陳雲、滕代遠相繼被調回延安後，已經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發（化名方林），次年１月被正式任命為中共駐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和駐在迪化的由紅軍西路軍左支隊餘部整編而成的“新兵營”的工作。
當時，中共與盛世才之間的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聯共黨員幫助盛當局開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動要受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雙重上司，事實上更多的是聽命于共産國際，而且還要遵守共産國際、蘇聯制定的以不宣傳共産主義、不公開黨員身份和不發展黨的組織為内容的“三不”組織原則等。在如此條條框框的局限下，鄧發要負責完成黨中央所賦予的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物資和人員往來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務，其艱難可想而知。
鄧發充分利用盛世才請求派共産黨員幫助其整頓和加強新聞工作的機會，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幹部派入新疆日報社工作，并對報社進行了改組，使其從社長、編輯到制版、校對、印刷工作，幾乎都由共産黨員擔任，報紙的宣傳内容等方面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他還派了一些共産黨員去和田、喀什、阿克蘇等地任地方報社社長和編輯。《新疆日報》除經常報道國内外形勢、八路軍的戰績、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迹和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等之外，還連載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發行了馬、恩、列、斯、毛澤東的著作以及國内外進步書刊等。上述宣傳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無産階級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強了其政治覺悟和抗日愛國熱情。新疆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抗日進步的濃厚氛圍，又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高度關注和稱贊，吸引了諸如杜重遠、薩空了、茅盾和趙丹等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千裡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從事講學、辦報和戲劇演藝等活動，促進并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新疆新文化運動。
▲抗戰時期鄧發在迪化留影。
經鄧發向盛世才舉薦，林基路（化名林為梁）、李雲揚（化名李志梁）等一批優秀共産黨員被選派入新疆學院、省立第一中學等學校擔任上司職務或教學。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辦學，向學生傳播馬列主義和抗日愛國進步思想，使學校的面貌和師生的精神狀态很快發生了深刻變化，為新疆培養了一代青年和專業人才，推動了邊疆教育事業的深入發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陳雲的籌劃，經黨中央準許後，鄧發又充分利用蘇聯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組建了航空隊，旨在為我黨我軍培養一批既能駕駛飛機又會維護修理的航空技術幹部。當時，若按《新疆日報》所刊招考啟事中限定的中學畢業生的學曆條件，我黨選派的這４３名同志是難以過關的。為此，鄧發就親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隊的蘇聯總教官尤吉耶夫解釋說：“我們選調來的學航空的這批幹部，都是從小參加紅軍的幹部、共産黨員，沒讀過什麼書，如按規定條件考試，都很難考上，是以，請對他們免于文化考試。至于身體條件，可照常進行，按條件錄取。”在一番耐心說服下，蘇聯總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見狀，也隻好點頭答應。此外，鄧發還着手組建了航空隊黨支部，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大陸現代化空軍和民航事業建設中的骨幹。
1938年夏，為了進一步發揮“新疆群眾反帝聯合會”的作用，鄧發将黃火青（化名黃民孚）等優秀黨員派入該會，分别擔任秘書長和内設部門的部長等職，實際上控制了該會。其分會又遍及全疆各地，進而使“反帝會”真正成為全疆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群衆性進步組織。“反帝會”以出版會刊《反帝戰線》和舉辦幹部訓練班等活動，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幹部。
面對當時新疆由于連年戰亂而造成的财政混亂、經濟低迷、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嚴峻局勢，束手無策的盛世才隻得向鄧發求援。鄧發經請示黨中央同意後，将從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經迪化的毛澤民留下來擔負起了這一艱巨任務。理财工作經驗豐富的毛澤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為省财政廳副廳長、代廳長後，果然不負衆望，經過他整頓财經幹部作風、健全完善财經制度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内，就實作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價趨于穩定、生産穩步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由此，使新疆援助全國抗戰的實力大大增強。
根據對盛世才的深入觀察和準确判斷，鄧發在與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終采取既鬥争又團結的方針。針對盛世才既對中共人士處處設防和監視又打着“親蘇友共”的幌子，他時常教導同志們：“他不讓我們宣傳馬列主義，我們就用馬列主義精神宣傳‘六大政策’，也等于宣傳馬列主義。他不讓我們發展組織，我們就用馬列主義教育群衆，為發展組織做好心理準備。”在他的上司下，新疆黨的組織準備工作穩定前進。
▲1938年底在延安舉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圖為政治局部分委員合影。右起：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鄧發、劉少奇、王稼祥、陳雲。
1938年夏起，盛世才對蘇聯和中共的态度發生一定的轉變，他從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産黨，轉而對中共采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鄧發之間的關系迅速惡化。于是，毛澤民向共産國際和黨中央寫信反映這些情況。由于抗戰時期新疆成為中共和蘇聯及共産國際聯系的最重要管道，又處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抗日戰争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盛世才對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尋常的意義。是以，這種情況早已經引起了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蘇治療的周恩來抵達迪化(即烏魯木齊)，滞留大約一周左右。周恩來在新疆逗留期間，除了會見當地的黨的從業人員外，主要是進行中共和盛世才的關系問題。他認真聽取了陳潭秋和鄧發的報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動向。然後，他又親自同盛世才進行了4次會談，其中兩次是兩人單獨進行的。會談中，盛世才向周恩來斷然要求中共立即從新疆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鄧發在烏魯木齊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周恩來答應，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鄧發，鄧在新疆的任期還有4個月，這期間他将不會和盛世才見面，此後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将由其他人進行。關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針，周恩來認為，盛世才不允許共産黨人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們就應該按照他的要求進行我黨的宣傳工作。周恩來還同意緻電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鄧發，因為鄧發是政治局委員，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問題都要請示他，盛世才也了解這一點。周恩來赴蘇後，和共産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同簽發了一封緻中共中央的電報，指出“鑒于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迪化。訓示他務必不要在迪化滞留”。後來，周恩來說，盛世才對鄧發既恨又怕，恰恰說明他在新疆幹得不錯。
▲鄧發與夫人陳慧清在延安留影。
1939年夏，鄧發在乘坐小車去機場接人時，因車禍撞斷了肋骨，需要長期治療調養。根據他的身體狀況以及盛世才的态度，黨中央決定将他調回延安。這時，他完全可向組織上申請将妻子陳慧清也一起帶走，但他并未那樣做。直至1942年底，陳慧清才被調離新疆，回到延安與鄧發團聚。
1939年9月，鄧發告别新疆，臨行前他還和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化名徐傑）一道研究了有關工作。末了，他懷着對黨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一片赤誠之心，一針見血地告誡陳潭秋說：“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盛世才在1942年後大變臉，反蘇反共，投靠蔣介石，證明了鄧發的遠見卓識。
▲1939年6月1日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建校三周年紀念大會上。右起：鄧發、劉少奇、王明、陳雲、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
四、兩做“紅娘”，成全了毛澤民、朱旦華與鄧小平、卓琳的天作之合
在新疆期間，鄧發一手撮合成了毛澤東親弟弟毛澤民和朱旦華的婚事。朱旦華，原名姚秀霞，1938年從上海到延安、畢業于陝北公學的朱旦華與27位同學一起被黨派到了新疆從事統戰工作。朱旦華先在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後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1939年的初春，在省政務委員會議室裡，政務委員們正圍坐在長方形桌子周圍，聽省财政廳代廳長周彬（毛澤民）宣讀《在全疆實行财政預算和決算制度及實施辦法》的計劃。計劃宣讀後，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主張拿出去試試看再說，有的人表示反對。朱旦華在聽了各種意見後，毅然站起來，堅決支援周廳長的主張，并講了理由。
毛澤民問鄧發：這位操浙江口音的女委員是誰？鄧發當時是新疆的黨代表，當然知道朱旦華的情況。沒幾天，鄧發找朱旦華談話：“你的年紀不小了，該成家了吧！”鄧發開門見山。
朱旦華被猛然一問，頓時滿臉通紅，無言以對。鄧發又以一個長者的口氣說道：“女同志找對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就是這種人，他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難怪和毛澤東有些像哩。”她恍然大悟之後，忍不住又問了一句，“毛澤民不是早就結了婚嗎？”
▲毛澤民、朱旦華及他們的孩子毛遠新。
鄧發說：“由于性格上的差異，他們長期不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是經過組織準許分手的。”并告訴她，“周廳長身邊的秘書、司機、公務員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從鬥争形勢和黨的工作上說，周廳長需要一位賢内助。”不久，毛澤民和朱旦華開始了直接交往。毛澤民去蘇聯治病時，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炒了幾個菜，為毛澤民餞行，也将朱旦華請來了。席間，鄧發舉起酒杯，高聲說道：“今天的宴請，既是為周彬餞行，也是為周彬與朱旦華辦的訂婚酒。”1940年4月間，毛澤民與朱旦華舉行了婚禮。1941年2月14日，朱旦華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兒子。毛澤民已45歲，中年得子真是喜不自勝，親自為兒子取名“毛遠新”。
1939年秋，鄧發回到延安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再次成人之美。又一次做“紅娘”，撮合成鄧小平、卓琳的婚事。1939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一起從太行山赴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到延安後，鄧小平與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到：鄧發和鄧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認鄧發是鄧小平的“好友”。鄧發熱心快腸，見鄧小平與前妻離婚後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個漂亮姑娘。一有空閑，鄧發就拉着鄧小平到處轉，劉伯承戲說他們活像兩個“夜遊神”。皇天不負有心人，在戰友的熱心幫助下，鄧小平還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鄧小平與卓琳的婚禮在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同時舉行婚禮的還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孔原和許明。出席婚禮的佳賓，都是未來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這些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突然童心大發，捉弄起新郎來，拼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丢下新婚的妻子，獨自在洞房裡酣然沉睡。而素來酒量小的鄧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當時，很多人都稱鄧小平“海量”。其實，這是鄧發做的手腳。當酒陣剛擺開陣勢時，鄧發見來頭不善，就對劉伯承說：“我們要想個法子幫小平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總是不好。”于是，他與李富春合謀，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免出洋相，不然鄧小平一樣會醉倒金山。為了給鄧小平夫婦提供洞房，鄧發還把居住的窯洞騰了出來。
▲1939年，鄧小平與卓琳、孔原與許明兩對夫婦在延安結婚時，鄧發為他們拍照留影。
1940年初，黨中央為加強職工運動的上司，又調任鄧發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此後他一直肩負解放區職工運動的上司工作，并主持創辦《中國勞工》月刊。
1945年4月，鄧發這位被周恩來稱為“勞工隊伍裡培養出來的領袖”，當選為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9月，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勞工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朱學範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勞工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上，鄧發作了演說，代表中國勞工提出了八項主張，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支援，并當選為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委員。
1946年1月，鄧發回國，在重慶與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範一起為中國勞工組織的統一和勞工運動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和朱學範結下了深厚友誼。值得一提的是，鄧發回國前，畢加索贈送給毛澤東一幅油畫，托他帶到延安面呈毛澤東。為不負所托，他将油畫精心包裹，形影不離。1946年4月8日，鄧發、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同志在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那幅畢加索名畫，也灰飛煙滅。
▲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大會。
1946年4月19日，在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大會的同一天，周恩來在《新華日報》寫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
“鄧發！你是勞工隊伍裡培養出來的領袖，最後，你為中國勞工階級聯合戰線同時也是為世界勞工階級聯合戰線，建立了光輝的成績。但是這成就剛剛開始，你竟一去不返。”
新中國成立後，為紀念鄧發光輝而短暫的一生，其家鄉雲浮故居被列為廣東省級文物保護機關。
【作者：夏明星 來源：《黨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