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剛剛建立的國家政權尚未穩定，再加上抗美援朝戰争的爆發，這讓彼時的中國無暇顧及戰犯問題的處理，尤其是對黨和人民造成巨大損傷的戰犯。
然而就在所有戰犯都以為自己将要在監獄裡，暗淡地過完自己的一生的時候。随着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基本建立後，戰犯的處理再次被提上議程。在截止到1975年12月的時間裡，我黨接連在毛主席的訓示下特赦釋放了七批戰犯。至此，全部國内在押戰犯全部釋放完畢，在最後的這批戰犯中，絕大部分都選擇留在了大陸，而其中有10個人為了投親會友選擇去了台灣。那麼這10個人的結局如何呢？他們分别是誰？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為了醫治給中國帶來的創傷，中國共産黨帶着各族人民一起艱苦奮鬥。并快速完成了土改、鎮反、北韓戰争等重大舉措，并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此，中國大陸已經基本得到了解放。
各項工作都走上正軌之際。一直被擱置的戰犯問題也被國家提上了議程。在全國各地經過十餘年改造的戰犯們，通過在獄中的不斷勞動與學習，逐漸對自己的罪行有了認知，在忏悔的同時，也希望給受到創傷的祖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彌補自己的虧欠。
同時，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政權已經基本穩固。這些改惡從善的戰犯中，絕大部分是在此之前國民黨的高管等人士，盡管他們被關在獄中，卻依舊有極大的影響力，是以為了動搖、瓦解這些反動勢力，緩解台灣當局的關系，并為後世打樣。1952年周總理對最高人民檢察署與公安部，做出了要抓緊研究日、僞、蔣戰犯案，并限期提出處理意見的訓示。
1954年4月，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表示；我們黨的政策，主要就是，以精神影響的形式，将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是以對于國内的戰犯，諸如宣統皇帝溥儀、康澤這樣的人都不殺。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可殺之罪，而是因為殺了他們對我黨不利。
是以，在毛主席的訓示下，為了國家的更好發展，我黨放下家國仇恨。在1956年6月，将中國境内關押的第一批改造之後，表現良好的35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釋放。
當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全世界都為之感到震驚。并對中國寬宏大量的釋放，這些曾給自己國家帶來巨大創傷與恥辱的日本戰犯，贊歎不已。在日本戰犯被從天津送回日本後，越來越多牢獄中的戰犯，看到了有希望可以與自己家人團聚的希望。
與此同時，随着中國的局勢的穩定，我黨一直惦念着的解放台灣的事宜，再一次進入我黨的工作重心中。在1955年的在全國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采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的戰略方針。
是以，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迫在眉睫，因為中央相信對于蔣介石集團戰争罪犯中，絕大多數人依舊留存着民族的立場，并擁有一定的愛國心。是以在這個時候，提出了這些國民黨戰犯與台灣有着十分重大的關系，如果處理得當的話，對于祖國的統一和平有着很重要的關系這一動議。
然而因為事關重大，是以我黨多次就此事進行了協商。1956年的政協二屆常委會第十九次擴大會議上，在對釋放戰犯這一提議進行讨論的時候。
周總理表示，對于這些在押的戰犯，如果都送到台灣去，台灣不僅可能不接受，還有一部分人還很有可能會被蔣介石殺掉。在這些人中，将官就有460人之多，現在在台灣國民革命軍二級陸軍上将孫連仲，都要依靠開飯館維持生活，将這些人送到台灣去，蔣介石哪裡養得起。而且，按照蔣介石多疑的個性，我們貿然将人送過去，這反而可能會讓兩岸的關系是以弄巧成拙。
是以，在對于這個事情的處理上，我黨決定一步一步地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并對他們在釋放以後，工作生活要安排好，如果他們願意留在大陸，我們就安排工作，如果願意去台灣或者去香港，就送他們去，如果他們去了願意回來，我們也樂意歡迎。是以，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内戰犯的釋放，開始有條不紊的開展着。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日子，為了慶祝這十年來，中國各族人民以及共産黨人在這一時期中，做出的巨大的貢獻。在這個隆重的日子中，經毛主席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對一批改造得比較好的戰争犯進行釋放。
9月17日，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一緻通過了這個建議。并在第二天《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上，釋出了這一特赦令。很快，随着這一重大新聞的一經發出，立即在國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因為在此之前，我黨就已經釋放了窮兇惡極的日本戰犯，是以對于這些國民黨戰犯，群眾的接受程度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高的。在這一批特赦的戰犯中，有末代皇帝溥儀，國民黨進階将領杜聿明、王耀武、陳長捷、宋希濂等人。
在對國内特赦的第一批名單中進行訓示的時候，看到名單中沒有溥儀的名字的時候，毛主席曾表示“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們共産黨要有這個氣魄”。是以，在中國被毛主席稱為“大蔣介石”的溥儀，在這一期間也得到了釋放。
溥儀
而這其中，杜聿明得到釋放，是無數人想不到的。作為黃埔軍校一期中的将領，杜聿明在國民黨中深受蔣介石的重視，是以在解放戰争中的多次重大戰役，他都有參與，其中淮海戰役，他更是國民黨方面的實際指揮官。在1949年1月，在被捕的時候，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刺頭”，甚至拒絕與大陸國家上司人見面。
那麼為什麼杜聿明會被釋放呢？這主要還是與他在獄中受到了極大的感化所緻的。作為國民黨進階将領，杜聿明盡管位高權重，卻無法抵禦在戰時落下的一身毛病。
然而，對于杜聿明的傷痛，蔣介石并非不知道，隻是在國民黨中哪裡會有體貼這一說，都不過是為蔣介石王朝貢獻利益的工具罷了。但是，在獄中的時候，是我黨盡心盡力的為杜聿明治病，甚至為了他花大價錢，從香港買回美國進口藥，将他的病治好，不然他根本沒有可能能活到出獄。
也正是因為如此，杜聿明在獄中思想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并說中國共産黨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而後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杜聿明、溥儀、王耀武等第一批受特赦的人，還在周總理的邀請下，來到周總理的西花廳與周總理進行了會見，并與他們就立場問題、觀點問題、工作、生活問題以及前途問題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談話。
杜聿明
在這一次談話後，衆人思想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參加了這一次會議的楊波濤，還将與周總理談話的記錄正常在身邊，并一直堅持做對台工作，并多次勸導過去的同僚與部下回到家鄉中來，而後他還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了數萬字的重要資料，為大陸對争取台灣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杜聿明也在這之後，在與其他人一起為編寫自己親曆的史實進行努力的同時，他還寫信勸與自己剛獲得諾貝爾獎的大女婿楊振甯回國，為新中國的統一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楊振甯
在中央的關注下，特赦戰犯的工作一直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着。1960年11月我黨特赦了第二批戰犯，而這其中包括了範漢傑、李仙洲等在戰場時期叱咤風雲的國民黨将領。1961年12月，特赦了第三批包含廖耀湘在内的68名戰犯。并在1964年到1966年期間，我黨還兩次特赦了包括了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在内的數百名戰犯。
在受到特赦的這些戰犯中，獲得自由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的他們，通過書信、廣播、撰寫回憶錄等方式，為祖國的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正是因為這些重獲第二次生命的他們，對我黨的再造之恩心存感激，很快他們把黨的政策與自己的情況帶到了港澳台以及海外，并是以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在這期間，因為國家動蕩的時期的到來，是以戰犯特赦的工作也是以停滞了。與此同時，随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人因為上了年紀，在獄中漸漸去世。
1974年12月，周總理拖着病體飛赴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四屆人大的工作時，毛主席在談話期間再一次提及了戰犯的問題。根據毛主席的訓示，最後一批戰犯的特赦準備工作也是以提上了日程。
1975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請示戰犯特赦的問題的時候表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而後在具體政策和特别待遇方面交代道，在釋放他們的時候要給他們開歡送會，多吃點魚、肉，每個人發100元的零用錢，每個人都有公民權。
是以，我黨在3月19日，将293名戰犯全部特赦，而這其中包括了括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将司令黃維、第十三兵團中将副司令李九思等人。
與前幾批特赦的戰犯一樣，我黨對他們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再一次謹遵，有工作能力的，都安排工作，喪失工作能力的，都養起來，願意回到台灣去的給足路費，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的處理準則，一一妥帖安排好。
在這樣的情形下，大量受到特赦的人都擁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而這其中，也有部分特赦釋放的人員的命運十分曲折。在最後一批釋放的人員中，王秉钺、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王雲沛、段克文、楊南村、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十人個人為了與家人親友團聚，選擇去了台灣。
因為彼時大陸與台灣的關系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緊張的，是以選擇到台灣去的他們受到了比較大的關注。在送他們到台灣之前，我黨在著名飯店為他們辦理了歡送會，為他們制作了新衣，發放了2000元的港币。并一路護送他們到羅橋湖進入香港。
然而，這些對于國民黨而言的有功之人，在抵達台灣後，非但沒有受到歡迎，台灣當局還覺得是我黨“統戰陰謀”，覺得他們是“共諜”，“通脹分子”，拒不接納他們回台灣。
不僅如此，台灣當局還千方百計地阻撓他們回台灣。盡管在各方媒體的施壓下，雙方僵持一個月，台灣當局卻依舊拒絕松口，這讓這些想要到台灣與家人團聚的十人感到心灰意冷。
但好在部分人與自己的親人取得了聯系，在香港實作了團圓的願望。而張鐵石因為現實的沖擊，在與家人團聚無望後，萬念俱灰的他選擇了在香港的住處自殺。趙一雪、楊南村和張海商三人在認清現實後，選擇重新傳回了大陸，并在我黨的幫助下，安排了工作，而陳士章、段克文、周養浩和王秉钺則遠渡重洋去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