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刚刚建立的国家政权尚未稳定，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让彼时的中国无暇顾及战犯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损伤的战犯。
然而就在所有战犯都以为自己将要在监狱里，暗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的时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基本建立后，战犯的处理再次被提上议程。在截止到1975年12月的时间里，我党接连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特赦释放了七批战犯。至此，全部国内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完毕，在最后的这批战犯中，绝大部分都选择留在了大陆，而其中有10个人为了投亲会友选择去了台湾。那么这10个人的结局如何呢？他们分别是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医治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中国共产党带着各族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并快速完成了土改、镇反、朝鲜战争等重大举措，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此，中国大陆已经基本得到了解放。
各项工作都走上正轨之际。一直被搁置的战犯问题也被国家提上了议程。在全国各地经过十余年改造的战犯们，通过在狱中的不断劳动与学习，逐步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认知，在忏悔的同时，也希望给受到创伤的祖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弥补自己的亏欠。
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权已经基本稳固。这些改恶从善的战犯中，绝大部分是在此之前国民党的高管等人士，尽管他们被关在狱中，却依旧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为了动摇、瓦解这些反动势力，缓解台湾当局的关系，并为后世打样。1952年周总理对最高人民检察署与公安部，做出了要抓紧研究日、伪、蒋战犯案，并限期提出处理意见的指示。
1954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党的政策，主要就是，以精神影响的形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所以对于国内的战犯，诸如宣统皇帝溥仪、康泽这样的人都不杀。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可杀之罪，而是因为杀了他们对我党不利。
因此，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为了国家的更好发展，我党放下家国仇恨。在1956年6月，将中国境内关押的第一批改造之后，表现良好的35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释放。
当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都为之感到震惊。并对中国宽宏大量的释放，这些曾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创伤与耻辱的日本战犯，赞叹不已。在日本战犯被从天津送回日本后，越来越多牢狱中的战犯，看到了有希望可以与自己家人团聚的希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局势的稳定，我党一直惦念着的解放台湾的事宜，再一次进入我党的工作重心中。在1955年的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采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
因此，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迫在眉睫，因为中央相信对于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中，绝大多数人依旧留存着民族的立场，并拥有一定的爱国心。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些国民党战犯与台湾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对于祖国的统一和平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一动议。
然而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我党多次就此事进行了协商。1956年的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在对释放战犯这一提议进行讨论的时候。
周总理表示，对于这些在押的战犯，如果都送到台湾去，台湾不仅可能不接受，还有一部分人还很有可能会被蒋介石杀掉。在这些人中，将官就有460人之多，现在在台湾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孙连仲，都要依靠开饭馆维持生活，将这些人送到台湾去，蒋介石哪里养得起。而且，按照蒋介石多疑的个性，我们贸然将人送过去，这反而可能会让两岸的关系因此弄巧成拙。
因此，在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我党决定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并对他们在释放以后，工作生活要安排好，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大陆，我们就安排工作，如果愿意去台湾或者去香港，就送他们去，如果他们去了愿意回来，我们也乐意欢迎。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内战犯的释放，开始有条不紊的开展着。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祝这十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以及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在这个隆重的日子中，经毛主席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对一批改造得比较好的战争犯进行释放。
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在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发布了这一特赦令。很快，随着这一重大新闻的一经发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因为在此之前，我党就已经释放了穷凶恶极的日本战犯，所以对于这些国民党战犯，民众的接受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在这一批特赦的战犯中，有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宋希濂等人。
在对国内特赦的第一批名单中进行指示的时候，看到名单中没有溥仪的名字的时候，毛主席曾表示“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因此，在中国被毛主席称为“大蒋介石”的溥仪，在这一期间也得到了释放。
溥仪
而这其中，杜聿明得到释放，是无数人想不到的。作为黄埔军校一期中的将领，杜聿明在国民党中深受蒋介石的重视，所以在解放战争中的多次重大战役，他都有参与，其中淮海战役，他更是国民党方面的实际指挥官。在1949年1月，在被捕的时候，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甚至拒绝与大陆国家领导人见面。
那么为什么杜聿明会被释放呢？这主要还是与他在狱中受到了极大的感化所致的。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尽管位高权重，却无法抵御在战时落下的一身毛病。
然而，对于杜聿明的伤痛，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只是在国民党中哪里会有体贴这一说，都不过是为蒋介石王朝贡献利益的工具罢了。但是，在狱中的时候，是我党尽心尽力的为杜聿明治病，甚至为了他花大价钱，从香港买回美国进口药，将他的病治好，不然他根本没有可能能活到出狱。
也正是因为如此，杜聿明在狱中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说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而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杜聿明、溥仪、王耀武等第一批受特赦的人，还在周总理的邀请下，来到周总理的西花厅与周总理进行了会见，并与他们就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生活问题以及前途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杜聿明
在这一次谈话后，众人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的杨波涛，还将与周总理谈话的记录正常在身边，并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并多次劝导过去的同事与部下回到家乡中来，而后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重要资料，为大陆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杜聿明也在这之后，在与其他人一起为编写自己亲历的史实进行努力的同时，他还写信劝与自己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女婿杨振宁回国，为新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振宁
在中央的关注下，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1960年11月我党特赦了第二批战犯，而这其中包括了范汉杰、李仙洲等在战场时期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将领。1961年12月，特赦了第三批包含廖耀湘在内的68名战犯。并在1964年到1966年期间，我党还两次特赦了包括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内的数百名战犯。
在受到特赦的这些战犯中，获得自由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的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祖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正是因为这些重获第二次生命的他们，对我党的再造之恩心存感激，很快他们把党的政策与自己的情况带到了港澳台以及海外，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这期间，因为国家动荡的时期的到来，所以战犯特赦的工作也因此停滞了。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因为上了年纪，在狱中渐渐去世。
1974年12月，周总理拖着病体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工作时，毛主席在谈话期间再一次提及了战犯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后一批战犯的特赦准备工作也因此提上了日程。
1975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请示战犯特赦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而后在具体政策和特别待遇方面交代道，在释放他们的时候要给他们开欢送会，多吃点鱼、肉，每个人发100元的零用钱，每个人都有公民权。
因此，我党在3月19日，将293名战犯全部特赦，而这其中包括了括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李九思等人。
与前几批特赦的战犯一样，我党对他们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再一次谨遵，有工作能力的，都安排工作，丧失工作能力的，都养起来，愿意回到台湾去的给足路费，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的处理准则，一一妥帖安排好。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量受到特赦的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而这其中，也有部分特赦释放的人员的命运十分曲折。在最后一批释放的人员中，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村、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十人个人为了与家人亲友团聚，选择去了台湾。
因为彼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选择到台湾去的他们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在送他们到台湾之前，我党在著名饭店为他们办理了欢送会，为他们制作了新衣，发放了2000元的港币。并一路护送他们到罗桥湖进入香港。
然而，这些对于国民党而言的有功之人，在抵达台湾后，非但没有受到欢迎，台湾当局还觉得是我党“统战阴谋”，觉得他们是“共谍”，“通胀分子”，拒不接纳他们回台湾。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回台湾。尽管在各方媒体的施压下，双方僵持一个月，台湾当局却依旧拒绝松口，这让这些想要到台湾与家人团聚的十人感到心灰意冷。
但好在部分人与自己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在香港实现了团圆的愿望。而张铁石因为现实的冲击，在与家人团聚无望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在香港的住处自杀。赵一雪、杨南村和张海商三人在认清现实后，选择重新返回了大陆，并在我党的帮助下，安排了工作，而陈士章、段克文、周养浩和王秉钺则远渡重洋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