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轉自中國農史公衆号，特此緻謝。
作者：秦晨 張俊峰
來源：《中國農史》2024年第1期
摘要：引泾灌溉是秦漢唐宋以來的一個國家大型水利工程，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發展、興盛、起伏、衰敗和重生，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水利類型。由于泾河洪水、沙石的巨大破壞性和引泾渠首工程的不穩定性，給關中水利灌區帶來諸多不确定性。宋元明清以來，發生在泾渠水利中的一系列國家治水和改造工程，以及與之相伴的水利法規、渠工經費、勞力征派、分水方案和水權制度，都是為了應對不确定性。然而事與願違，宋代尤其是明清以來，關中水利始終未能保持長久穩定的運轉，動辄處于大起大落的狀态，群眾不堪其苦。乾隆二年（1737）的“拒泾引泉”工程，意味着曆代官員為實作泾渠漢唐氣象所做的努力終歸失敗。
關鍵詞：關中 水利社會 不确定性 引泾 水利圖
關中引泾灌溉自秦鄭國渠始。作為戰國時代與都江堰、靈渠并稱的三大國家大型水利工程，鄭國渠對于王朝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民生均發揮了持久且關鍵的作用。冀朝鼎将這類大型水利工程所在區域，徑稱為“經濟鎖鑰區”或“基本經濟區”，很大程度上展現了水利與國家之間的密切關系。多年來，學界對關中水利灌區的研究，無論在資料整理還是在多學科研究方面，已有相當多的成果積累。就環境史角度言之，以法國遠東學院魏丕信，陝西師範大學李令福、蕭正洪，廈門大學鈔曉鴻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魏丕信的研究指出，宋以來曆代陝西官員緻力于恢複唐代鄭白渠的灌溉規模，卻屢屢受挫，其原因在于泾河河床的下切和側蝕的加劇，迫使引泾渠口被迫上移，開渠難度愈益加大。在泾河洪水含沙量和破壞性不斷加大的條件下，引泾灌溉的成本和維修費用越來越高，得不償失，終使曆代官員的各種努力付諸東流，以至于清代不得不拒泾引泉，灌溉面積急速下降，泾河灌區遂從一個超大型水利灌區變成一個中小型灌區。該研究展現了曆代以來人與水不斷較量的曆史，從環境史的立場來看，泾河與人共同塑造了關中水利灌區的曆史。李令福站在農田水利史的角度認為：關中水利有一個從淤灌向澆灌轉變的過程，年代最早的鄭國渠是引渾淤灌的水利工程，漢代六輔渠才是關中大型澆灌水利工程的創始，具有承前（鄭國渠）啟後（白渠）的意義。引泾灌渠在唐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分南北兩大渠系，奠定了關中宋元明清乃至今日引泾渠線的布局。不同的是，蕭正洪和鈔曉鴻的研究偏向于環境與社會層面，集中探讨關中水利社會中水權的形成與配置設定、水利共同體的形成與瓦解等問題，具有将環境史與水利史相結合的特點。以上對關中水利史的研究，時段主要限于曆史時期。
延至近代，随着制度、科技、人員和資金來源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由近代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主持修建的以泾惠渠為代表的關中八惠水利工程的興修，使古老的關中水利灌區煥發生機，進入一個全新時代。水利學界認為，泾惠渠從勘測到施工，包括攔河大壩、引水渠、總幹渠、河水節制及主要配套設施，運用了現代水利工程技術和新式建築材料，它不僅是陝西曆史上第一個現代化的大型灌溉工程，也是當時國内第一個大型新式灌溉工程，故被視為陝西現代化農田水利事業之發端，實際上也是國内現代化農田水利事業的開始。以上大體代表了目前學界對關中水利灌區尤其是引泾灌溉曆史的研究狀況。
本文欲在前述研究基礎上，從生态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對宋代以來關中鄭白渠水利社會的變遷重新加以解讀。之是以選擇宋代以來，是因為引泾灌溉在宋以後發生的變動越來越大，工程維修難度越來越高。對此，民國時期谙熟泾渠水利沿革史的宋士藹曾總結說：“泾陽縣志雲泾渠者，本引泾為渠也。自宋鑿石渠而制一變，明以泾水泉水并用而制再變，至清用泉不用泾，而制又一變。蓋昔引泾以為利，今則拒泾使不為害也，昔用泾以輔泉，今則防泉使不入泾，時異勢遷，今古易轍，有如是者。”可見，泾渠興衰變動和所在區域社會的變遷乃是探究不确定性的一個典型案例。為此，本文将以曆代泾渠圖和水利圖碑作為基本線索展開分析和讨論。
一、按圖索骥：《長安志圖》、廣惠渠圖碑與方志水利圖
關中引泾灌溉曆史久遠，從水利圖的角度而言，元代李好文的三卷本《長安志圖》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泾渠水利圖，該圖雖是對宋敏求所撰二十卷《長安志》的補繪，卻大體能夠反映宋元時期關中引泾灌溉的基本情形，是從圖像角度開展水利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文本。關中地區的引泾灌溉史正是在此圖表達的空間格局基礎上演變而來的。
（一）元李好文繪制《長安志圖》
“古人地志，必與圖俱”，本是古代修志傳統，以唐《元和郡縣圖志》為代表的州郡圖志，就有地圖與文字相輔相成。然而，宋敏求的《長安志》卻沒有繪制相應的地圖，令人生疑。元至正元年（1341），擔任陝西諸道行台治書侍禦史的李好文在《長安志圖》自序中認為《長安志》原來應該是有圖的，但是他不确定這些圖是當時所繪還是後人添加，“圖舊有碑刻，亦嘗锓附《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制呂大防為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志圖故有之。其時距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為彌補缺憾，李好文便組織人員繪圖，“因與同志較其訛駁，更為補訂，厘為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皆附于内。總為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是以圖為志設也。”該圖于元至正二年（1342）九月繪制完成後，付著于《長安志》書前，實作了志圖一體，并流傳至今。
圖1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之泾渠總圖
在李好文繪制的二十二幅地圖中，專門繪制了兩幅水利圖，分别是“泾渠總圖”和“富平石川溉田圖”。《長安志圖》分為三卷，第一卷為長安州縣政區和宮阙圖；第二卷為帝陵圖；第三卷名為“泾渠圖說”，表明當時人們将泾渠總圖和富平石川溉田圖均視為引泾灌渠。在《泾渠圖說》中，他分别從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則例、設立屯田、建言利病、泾渠總論六個方面做了介紹和評論，形成“二圖六說”的結構。在此意義上，《長安志圖》第三卷完全可以視為一部有關泾渠的水利專志，是研究以引泾灌溉為主的關中水利社會變遷的一部重要史料。這兩幅圖也是目前人們能看到的年代最早的泾渠水利圖。結合長安志圖第三卷的“二圖六說”和宋敏求《長安志》有關水利的内容，便能夠對宋元兩代關中水利及其社會變遷有一個直覺了解。
從區域比較的視角來看，與山西水利史研究中水利圖多見于地方志或鄉村廟宇等公共場所，或由縣令組織人員編纂繪制，或由地方官員、士紳精英和鄉村耆老等人發起刻立不同，《長安志》和《長安志圖》的作者不僅是廟堂高官，且多為知名學者。由宋元兩位史學家主持修志、繪圖，其目的不僅僅隻是修志存史，而是服務于朝廷和地方官員的治水需求，具有強烈的官方主導色彩。
（二）明項忠刊刻“廣惠渠圖碑”
“廣惠渠”圖碑是我們在關中地區發現的唯一一通水利灌溉圖碑，相較于山西數量衆多的管道水利圖碑，因其數量少而彌足珍貴。該圖碑刻于明成化五年（1469），由曾任陝西巡撫、右副都禦史的項忠所立。此圖系新開廣惠渠記碑碑陰上半部分，原名為“曆代因革畫圖”，碑陰下半部分為“廣惠渠工程記錄”，是考證泾渠曆代引水口位置變遷的重要史料。
圖2 成化五年項忠廣惠渠“曆代因革畫圖
廣惠渠的開鑿頗費周折。最初由項忠任陝西巡撫期間倡率興建，明成化三年（1467），工程未竣即奉調進京。繼任者陝西巡撫陳價不理舊政，工程停工。明成化四年（1468），甯夏固原盜亂，西北土官滿四聚衆2萬餘人起事，陳價因讨伐失利被降職。項忠奉命率軍西征，途經陝西時過問廣惠渠工程進展，遂由西安水利同知閻玘等人重新召集民工修建。三個月後項忠平叛歸來，閻玘報告管道進展順利，項忠大喜，“遂親詣渠，祭告山水之神，并立前人姓氏界牌與夫新鑿功程，镌諸碑陰，立石于廟”，親自撰寫“新開廣惠渠記”和“記事之碑”記述此事，在兩通碑的碑陰部分分别刻有“曆代因革畫圖”“曆代修渠界碑”“告文碑”，告誡後繼者要重視這一民生水利工程，“莫以事不由己創而不加修葺焉。”此後，直至明成化十八年（1472），曆經餘子俊、阮勤兩任陝西巡撫，加上此前的項忠和陳價，前後共計4位巡撫大員，18年間停工10年，實際開工僅8年。其中，項忠兩次主持的創修工程曆時5年，期間停工2年；餘子俊曆時3年，“于大龍山鑿竅五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淺狹者”，工未竣升任兵部尚書，最終完成工程的是副都禦史阮勤，他采用“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的方式，減輕五縣民人負擔，曆經2年完工，“渠合中泉水深八尺餘，下流入土渠，汪洋如何。又下流至古所謂‘三限渠’——曰中限、南限、北限者。中限至彭城閘，又分四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這一數字雖與宋代豐利渠的七縣25093頃相去甚遠，但比起之前白渠的2700餘頃的灌溉數字，卻已經是大為提升了。以上是明成化年間（1465—1487）開鑿廣惠渠的艱難過程，後人對此曾感慨說“秦漢開渠以來，未有如此工之艱難也。”
傳回來看成化五年（1469）項忠所立廣惠渠“曆代因革畫圖”，可知其深刻用意。項忠在廣惠渠《記事碑記》中，批評了巡撫陳價不修水利的錯誤，告誡官員們不要因為工程不是自己親手所創就不盡心盡力。其刊碑記述工程沿革、工程花費和工程水利圖的目的，就是希望後來者能夠充分認識引泾灌溉工程的重要性，自覺重視這一重大水利工程的擘畫、經營和維護。繪制廣惠渠曆代因革圖，有助于後任者直覺了解和認識引泾工程的曆史和現實意義，展現出來的依然是官方治水色彩。
（三）清至民國的泾渠志圖和方志水利圖
清代以來的泾渠圖，主要表現為泾渠水利專志的修撰和引泾各縣方志中繪制的泾渠水利圖。無論水利專志還是省府州縣志，均可通稱之為方志水利圖。就方志水利圖的編繪而言，因其發行範圍和閱聽人多為官員和士人群體，與普通群眾關系不大。是以，可以将其了解為主要服務于國家和政府官員的水利治理和曆史借鑒之用，展現的是國家意志或者官方話語，這是認識方志水利圖的一個基本立場。
1.《泾渠志》《後泾渠志》《泾渠志稿》
現存清代民國時期的泾渠水利專志共有三部，分别是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任西安督糧道兼管水利事的直隸定興人王太嶽所著《泾渠志》三卷；道光二十一年（1841），固原舉人、《泾陽縣志》作者蔣湘南所撰《後泾渠志》三卷。此處的《後泾渠志》，實為《龍洞渠志》；民國二十四年（1935），協助李儀祉修建泾惠渠的泾陽人高士藹所撰《泾渠志稿》。其中，王太嶽《泾渠志》中附有泾渠圖4幅，分别是《古泾渠圖》《龍洞渠首圖》《龍洞渠全圖》《關中古渠全圖》。《後泾渠志》因附錄于道光二十一年《泾陽縣志》，縣志中已有水利圖5幅，分别是龍洞渠圖、冶渠圖、清渠圖、水經注水道圖、長安志水道圖，故而《後泾渠志》就不再附圖了。高士藹的《泾渠志稿》中附有作者親自繪制的泾渠圖4幅，分别是秦鄭渠略圖、漢白公渠略圖、唐高陵劉公四渠略圖和曆代渠口略圖。
三種水利專志圖各有特點。王太嶽主要參考了《陝西通志》刻本中的水利圖。《後泾渠志圖》則參考曆代地理文獻中的圖繪制而成。高士藹的四幅圖是其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踏勘親自繪制而成的略圖，帶有考證和研究性質。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認為漢代白渠口不在鄭國渠口之上，而是在鄭國渠口之下。人們誤将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和真宗景德三年（1006）建立的兩個白渠别口當作白渠口了，他批評王太嶽的泾渠圖，認為其“魚魯亥豕，以訛傳訛，未敢據為信志。……今已考證其誤而不記載，恐年湮代遠，有志考古者竟從其訛傳焉。……以後來有志泾渠者鑒焉。”顯示了作為一名治水者的責任擔當和長遠考慮。
2. 明清引泾各縣方志水利圖
自秦漢以來享受引泾灌溉之利的縣份最多時共計七個，分别是醴泉、泾陽、三原、高陵、栎陽、雲陽、富平。其中，泾陽、三原、高陵三縣是核心地帶，受益最廣。随着政區調整和變革，至元元年（1264）雲陽劃歸泾陽，至元四年（1267）栎陽劃歸臨潼縣（今西安臨潼區）。至正二年（1342）李好文《泾渠圖說》記載當時富平縣已不再享有白渠灌溉之利了：“舊時南境北限白渠，澆溉脾陽、大澤、豐潤三鄉，今皆撥屬三原、栎陽，餘地即引石川、金定二水以溉。”對此，明代泾渠碑刻可以印證。明代項忠開廣惠渠時，可以享受泾渠之利的縣份有泾陽、醴泉、三原、高陵和臨潼五個縣。清代拒泾引泉後，由于水量的急劇減少，能夠享有龍洞渠灌溉的隻有醴泉、泾陽、三原、高陵四縣了。對于泾渠在清代灌溉規模急劇萎縮的狀況，高士藹頗多感慨，“至清乾隆二年拒泾用泉，僅灌泾原高醴四縣地六百七十八頃八十畝四分八厘三毫。定制每月開鬥一次，一百零五鬥支配。每年每畝灌溉一次，下流十不一灌。其水利之徼，可想而知。何如昔日引泾汪洋沾足哉！”水利衰敗狀況令人心寒。
明清方志中有泾渠水利圖者僅有醴泉、泾陽、三原和高陵四縣。四縣中，泾陽縣受引泾灌溉利益最大，水利圖也最為豐富。泾陽縣志有明嘉靖，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宣統六種版本。泾渠圖、冶渠圖、清渠圖在各版縣志中均有繪制。前四種版本的縣志中，除嘉靖版繪圖方式比較獨特外，康雍乾三種版本的繪圖基本相似。與前四種不同，道光縣志水利圖有了新變化，将原來的泾渠圖改為龍洞渠圖，新增北魏郦道元《水經注》水道圖和元李好文《長安志》水道圖與泾渠相關内容。宣統《重修泾陽縣志》則采用水墨山水畫的方式繪制龍洞渠圖、冶渠圖和清渠圖。明清《泾陽縣志》中保留如此豐富的泾渠圖，顯示了引泾灌溉對于泾陽縣所具有的突出作用，因而會得到方志編纂者的重點關注，展現出的是泾陽縣的官方意志和地方意志。
三原縣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緒三年（1877）和光緒六年（1880）三種版本的縣志，均繪有鄭白渠圖和峪水渠圖。其中，光緒三年版本中采用了水墨山水畫的形式繪制，乾隆四十八年和光緒六年則是黑白線條式。這些圖表明，三原縣在唐代以前曾享有鄭渠和白渠之利。清濁二峪在鄭國渠初創時，曾被其橫絕河道，彙入鄭國渠，故而屬于鄭國渠灌溉系統。但随着唐以後鄭國渠的衰敗，清濁二峪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利用，脫離了鄭國渠水利系統，獨自灌溉三原縣和栎陽縣，成為支撐當地農田水利灌溉的重要水源。
高陵縣志中繪制了五渠圖，即由唐高陵縣令劉仁師所建彭城閘來規範調節的中白渠、中南渠、析波渠、高望渠和隅南渠。此五渠自唐以來，長期處于穩定狀态，隻是在清代拒泾引泉後由于來水量的減少，導緻灌溉面積大幅縮小，已不足4000畝。醴泉縣志繪制了一幅洪堰總圖，是在元代李好文《長安志圖》中所繪泾渠總圖基礎上改繪的，圖中注明醴泉縣界，可知泾河東岸有醴泉縣地畝和村莊。結合文獻可知，醴泉縣地畝與泾陽縣的王屋等四鬥共同使水，元代修洪口石堰後可溉其縣東之地3390畝。清代開龍洞渠後，仍可溉田3265畝，因地處龍洞渠上遊，較下遊占有優勢，故而沒有出現大的變動。
總體上看，自宋豐利渠開鑿石渠以來，泾渠灌溉規模在逐漸下降。宋代豐利渠溉田數最高時約為9000頃，元代降至七八千頃，明成化十八年（1482）增至8312.3頃，至明天啟年間（1621—1627）已銳減至755.5頃。清乾隆以後，基本維持在700頃上下，清末則縮減為200頃左右。對于明清時期的泾渠四縣而言，泾陽縣占據最大份額，高陵、三原、醴泉三縣相差無幾，均在四千畝上下，整個龍洞渠已經從宋代的超大型灌區變成一個不足10萬畝小型灌區了。盡管如此，宋元明清以來泾河水利開發仍然得到了國家和地方官員的高度重視，他們一直在努力想要恢複昔日的盛況。隻是在泾河水文環境惡化、取水條件日益艱難，經費、人力和物資投入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泾渠水利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和質的提升。泾河的破壞性和多變性，無疑是關中水利最大的變量和不确定性因素。
二、泾渠變遷：豐利渠—廣惠渠—龍洞渠—泾惠渠
從秦鄭國渠到漢六輔渠和白公渠，形成引泾灌溉南北兩大幹渠。唐代白渠渠系進一步成熟，伴随三限口、彭城堰等重要分水設施的修建，形成三限口下分“太白、中白、南白”三大幹渠、彭城堰下分劉公四渠的灌溉系統。鄭國渠則日漸廢棄，原為鄭國渠橫絕的冶、清、濁、漆、沮諸水不再彙入鄭國渠，形成各自獨立的灌溉渠系，至唐後期鄭國渠已是名存實亡，唯獨清水仍可補給北白、中白二渠下遊之水量。于是，唐代改鄭白渠為三白渠，成為引泾灌溉的唯一管道，奠定後世引泾灌溉的基本格局。即便如此，縱觀漢唐和宋前期，三白渠的灌溉效益并非一成不變。白公初創時溉田4500餘頃。唐永徽年間，達到1萬頃的曆史最高值，安史之亂後的大曆年間，降至6200餘頃。唐末五代，長期戰亂緻使泾渠失修，至北宋至道元年（995）已不足2000頃。後經修葺，至慶曆年間（1041—1048）恢複“溉田逾六千頃”。此後僅僅過去幾十年，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又出現“白渠名存而實廢者十居八九”的嚴重局面，灌溉效益再次銳減。
（一）土渠變石渠：北宋豐利渠的開鑿
豐利渠的開鑿經曆了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先是熙甯七年（1074），泾陽令侯可“自仲山旁鑿石渠，引泾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合白渠。”當時據都水丞周良孺的規劃，竣工後可溉田二萬餘頃。工程于熙甯七年秋開工，到第二年春，“渠之已鑿者十之三，當時以歲歉弛役。”工程經費出現問題，人們無力承擔勞役而停工。大觀元年（1107），朝廷任命提舉常平使者趙佺，循侯可舊鑿渠迹續修，“經始以是年九月，越明年四月土渠成……袤四千二百二十尺，南與故渠合……明年閏八月，石渠成……袤三千四百四十有一尺，南與土渠接。又度渠北地勢高峻，通窦以防漲水……九月甲寅，疏泾水入渠者五尺。”可知，豐利渠的開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先修土渠，再修石渠，“渠深下水面五尺”，無需築堰即可自流入渠。為免遭泾河洪水和沙石破壞，又修建了配套防護工程，所謂“又泾水漲溢不常，乃即火燒嶺之北及嶺下，因石為二洞，曰回瀾，曰澄波又其渠南為二閘，曰靜浪，曰平流……以節湍激。渠之東岸有三溝……夏雨則溪學水集，每與大石俱下，壅遏渠水，乃各即其處鑿地陷木為柱，密布如棂，貫大木于其上，橫當溝之沖，暑雨暴至，則注水而下，大石盡格……”。工程之艱由此可見一斑。
豐利渠的開鑿，開啟了泾渠渠首開石渠之先河，改變了過去渠首工程為土渠的曆史，通過在泾河上遊山谷開鑿石渠，連通下遊土渠和泾渠故渠的方式，改善了引水條件，取得了較大成效，故而被徽宗賜名“豐利渠”。豐利渠口的上移和開鑿石渠，從技術上講，仍為無壩自流引水。此後200年間，這種引水方式仍得以延續。至元武宗延祐元年（1313），陝西諸道行禦史台監察禦史王琚主持重開渠首，曆經五年，自豐利渠上，開石渠五十一丈，“然渠底仍高河水三尺”。此後三十年間，多次出現渠口“吞水漸少”的情形。至正初期，禦史宋秉亮在王禦史渠基礎上，“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彌補了王禦史渠的不足。就豐利渠和王禦史渠的工程性質而言，兩者均為石渠，引水方式完全一緻，唯一不同的是河道築堰材料的變化。宋代為木堰，元代為石囷堰。為了節省石囷物料開支，王琚才會将渠首選擇設在泾河河道狹窄處，這已經是當時條件下人們能做的最大努力了。管道開成後，按照李好文的記載，五縣溉田“大約不下七八千頃”，基本恢複正常水準。
（二）從鑿石渠到穿山洞：明代廣惠渠的開鑿
自元代王禦史渠建成到明初，僅有五十年，又出現渠堰壅塞毀壞，水源不足的情況。從明洪武八年（1375）至天順五年（1416），四十年間明廷對引泾工程已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整治，重點仍是渠首洪堰工程。面對泾渠洪堰屢修屢廢的困局，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在上遊尋找合适的渠口。泾渠渠口屢經變遷，漢唐宋元以來不斷上移，管道由土渠變石渠，預示着渠口的選擇空間已經越來越少了。這一條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原渠口位置因泾河向下切蝕使河床低深，渠口相對顯得高仰而難以進水。這次更上移渠口，必須要穿鑿大小龍山方能解決新渠口選址問題。
前節提及，這項工程由項忠倡率發起，後疊經餘子俊、阮勤接力續修，曆經十八年才得以完成。工程開鑿的難度，在彭華所撰碑文中有詳細記載，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穿小龍山、大龍山，役者鹹篝燈以入，遇石剛頑，辄以火焚水淬，或泉滴瀝下，則戴笠披蓑焉。”由于工程量極大，成化五年項忠在廣惠渠工程記錄碑中專文予以記載：“龍山洞北至新開廣惠渠口，長五十四丈二尺，上廣闊一丈，下廣闊八尺，計積工一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工，每一尺為一工；龍山洞長三十一丈六尺，洞高九尺，廣闊八尺，計積工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工；龍山洞南至王禦史接水渠口，長一百九十二丈四尺，随其山勢高低不等，上廣闊一丈，下廣闊八尺，計積工六十五萬八千八工。通共積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工。南北通共長一裡五分四厘五毫。”項忠所記僅是他個人了解的廣惠渠工程資訊，後任者餘子俊和阮勤開展的後期鑿渠工程，并未記錄在内。成化十八年，彭華在新修廣惠渠記中将二位巡撫尤其是最終完成廣惠渠工程的阮勤的工作記載下來，“役以辛醜（1481）二月興。渠口有石卧渠中钜甚，乃堰水以西，鑿石四尺，水得深入；又竅小龍山，架闆槽閣泉溜，且鑿且疏，深者至五尺，淺者至二三尺，廣可八尺。六月大雨，河溢壞堤，湧沙石壅渠，俟少間，即築堤堰水，疏渠鑿石，工愈勤。至十月水冰，辍工。明年正月複作，治決去淤塞，遂引泾入渠，渠合中泉，水深八尺餘，下流入土渠。”由此可知廣惠渠開鑿工程之艱難曲折。
這次開渠工程的一個意外收獲是在開鑿大小龍山洞時，發現了龍山泉水，在管道修通後，泾河和泉水共同構成廣惠渠的水源，與宋元兩代“水深五尺”相比，這裡變成了“水深八尺餘”，說明龍山泉水流量比較可觀，對于引泾灌溉可以起到一個很好的補充。經過這次治理，泾渠灌溉面積達到八千三百餘頃，與宋元兩代不相上下。但是這樣的治水成績，卻是以越來越大的資金投入和年複一年不斷加重的錢糧夫役負擔為前提的，邊際效益遞減效應日益凸顯。
（三）從泾泉并用到拒泾引泉：清代龍洞渠的開鑿
按照蔣湘南《後泾渠志》的說法，龍洞渠即明代廣惠渠。其與廣惠渠最大的差別就是水源由之前的泾泉并用，以泾為主，以泉為輔，改為拒泾引泉，以泉為主。這無疑是泾渠曆史上的一個重大變革。原本引泾是為了興利除弊，但是清代引泾給關中水利社會造成的破壞已達到人們無法承受的地步。兩害相權取其輕，當局者不得不斷臂求生，預示了傳統時代生産力和技術條件下引泾灌溉的最終失敗，曆代官員孜孜以求試圖恢複漢唐泾渠盛況的舊夢化為泡影。在這次變革之前，曆代官員從未有過不引泾河的想法，尤其是宋金元明以來，除了豐利渠、王禦史渠、廣惠渠這些成功的引泾工程外，還有為數衆多、大大小小的管道改造和維修工程，無不服務于引泾灌溉的需要，所謂“泾不引，為之奈何”。是以，乾隆二年拒泾引泉的決定，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韪。
仔細梳理拒泾引泉的過程，便可發現，這一行為在當時有其合理性。明代廣惠渠開鑿成功後，在泾渠水源上，就已出現泾泉并用的情況。但是到了明末天啟年間，廣惠渠灌溉面積已銳減至755頃，說明曆史時期反複上演的引水困難問題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到了一種積重難返的程度。順治九年（1652），泾陽縣令金漢鼎重修廣惠渠時，發現“就谷口上流，分泾入渠……後注水從上奔瀉，石堰遏之，其怒愈甚，土石承委，不得不朒，渠高水低，勢不能引。後鑿石渠深入數丈，得泉源焉，糞湧而出，四時不竭……但見涓涓滔滔，正循鄭白故道……”我們不知道其所謂“利倍于泾水”的結論有何依據，對于當時的地方官員來說，這不啻為一個新的選項，“原夫此源，從萬山滲漉而出，未經開鑿并歸泾，既經開鑿，單行渠，即謂之引泾水焉可也。”盡管如此，清初順康雍三代從未有過拒泾引泉之議，而是繼續像前代官員們一樣緻力于泾渠的修葺清淤，以確定泾水入渠。
對于如此繁難反複的修渠工程，明末時人已多有議論，“按修堰故事，每年自冬俎春，四縣委之省祭及各渠長、鬥老，糾聚人夫以千萬計，饋送糧米，玩日愒時，吏胥冒破甚深，及至春耕人夫散去，而渠依舊未浚也。年複一年，吏書以修渠為利薮，小民以修渠為剝膚，非一日矣。”可謂弊端叢生，深受其苦。在此困頓形勢下，人們對大小龍山上的泉水充滿期待，認為這是上天賜給他們的機會，“如銀河之落九天，而星海之泛重淵也。……不假夫泾，天造地設欤？人力欤，異哉！”乾隆初年，翰林侍讀學士世臣向陝西巡撫建議：“廣惠渠地既迫狹，不能受洪流，土石填淤，洞口充塞，渠益不利……不如修龍洞渠。”由是，陝西巡撫在龍洞北口置壩，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動工，兩年後完成水源改造和通水工程，邁入“拒泾引泉”的時代。
實踐證明，引泉灌溉的效益和規模根本無法與引泾相提并論，清朝官員們對于拒泾引泉的前景過于樂觀了。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龍洞渠開鑿成功後，并未徹底擺脫泾河之害，反而是有增無減，不堪其擾。王太嶽在《泾渠志》後序中所認為的龍洞渠開鑿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于灌溉之樂”的局面并未出現。相反，乾隆朝曾四次出任陝西巡撫且熟悉關中水利的一代名臣陳宏謀，對于龍洞渠開鑿後泾河為患的情況洞若觀火：“自此以後，不但田不能藉資泾水，并須處處防護泾水，不使入渠，方免沖塞。雍正乾隆年間，請動帑修築石堤，挑浚渠身，無非防泾水入渠為患之計。自築石堤以後，泾河水漲，仍有沖堤塞渠之患，危險堪虞。本部院親臨查勘，現在渠身，已非複鄭白之舊，渠中一泓清水，與泾河渾流，僅隔一線，渾水一入渠中，清濁不敵，立見淤塞。為今之計，泾水不能引灌，毋庸計議。石岸之易于沖陷，首宜嚴防。現在石岸僅堪容足，有如築牆堵水，高亦難免水漫，不但渾水有時内沖，渠中清水，尚且外滲入河，危險之形，宛然在目。倘此一線石堤，稍有疏失，源頭阻塞，全渠即歸無用”。這裡提到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泾河沖塞管道，造成淤塞破壞；二是泉水外滲入河，導緻水量減少。可見，水源的改變并未能夠消除泾河為患的困局。其二，龍洞渠自引泉後，其初期灌溉數字為74032畝，僅勉強與明代廣惠渠末期持平。道光二十一年（1840），蔣湘南《後泾渠志》記載，龍洞渠溉田數為67039畝，其中泾陽縣56697畝，醴泉、高陵、三原三縣加起來僅有10342畝。光緒六、七年（1880、1881），“惟泾、三、禮三縣得受其澤，僅蔭地三萬九千餘畝，高陵則無複有灌溉之利。”至此完全淪為一個小型水利灌區，“徒有水利之名，已無水利之實”，灌區群眾種旱地納水地糧，叫苦不疊。蔣湘南評論道：“專用泉水雖省費無算，而為利更不能及前代矣。”可視為對拒泾引泉工程的一個否定性評價。清同治年間（1862—1874），先後有兩名官員欲重新開機引泾工程，終未成功。于是，泾渠就以“頹廢”的狀态進入了民國。
（四）從拒泾引泉到築壩引泾：民國泾惠渠的興修
面對引泾灌區衰敗的情況，關中有識之士無不以恢複引泾灌溉事業為使命和責任。1913年，陝西軍政府進階顧問郭希仁訪德，與在德國留學的陝西蒲城人李儀祉同遊歐洲考察諸國水利，他勉勵李儀祉專攻水利，将來學成後為國效力。1917年，郭希仁兼任陝西水利分局局長，矢志振興水利，思複鄭白舊觀，曾草測地形拟就引泾計劃，求教于已留學歸國的李儀祉。1922年，陝西靖國軍上司人于右任、胡笠僧，建議利用赈災餘款，興辦引泾灌溉工程，成立渭北水利委員會，力促李儀祉回陝就任總工程師。1922年夏，李儀祉回陝，就任陝西省水利分局局長兼渭北水利工程局總工程師，測量泾河及渭北平原，提出引泾第一、二期報告書。然因政局不穩，工程款項無着被迫離陝。1930年，楊虎城主政陝西，複邀李儀祉回陝，襄助陝政，任建設廳長，主持陝西水政。楊虎城支援重新開機引泾工程，決定由省政府撥款，并準備派一個師的兵力參加修渠。工程經費由陝西省政府籌四十萬元，華洋義赈總會籌四十萬元，後有檀香山華僑捐款十五萬元，愛國将領和社會慈善家朱子橋先生捐水泥兩萬袋，南京中央政府撥助十萬元。李儀祉的引泾方案方得以實施。泾惠渠工程于1930年冬開始動工，前後分兩期，一期工程于1932年夏完工，實作灌溉面積50萬畝。二期工程于1933年開工，1934年底完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共有禮泉、泾陽、三原、高陵、臨潼等五縣注冊灌溉面積69.06萬畝，超過工程設計灌溉面積。泾惠渠是以成為中國近代農田水利工程現代化的一個典範，也是李儀祉主持籌劃的“關中八惠”的示範和樣闆。
新中國成立後，為解決灌溉面積擴大，泾河供水不足等問題，灌區大力推行渠井雙灌，合理開發利用地下水。全灌區在已有機井2945眼的基礎上，計劃增打機井7055眼，達到機井萬眼，渠井雙灌面積計劃發展到80萬畝，灌區各縣分别制定打井計劃，組織力量，發動群衆，形成打井高潮，于1986年全部完成。泾惠渠水利工程的興修，不僅解決了困擾泾渠水利社會千年的不确定性問題，而且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田水利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78年，泾惠渠灌溉面積達到135.5萬畝，是現有工程設施和水資源條件下的最大化利用，真正走出了不确定性的惡性循環。
泾河洪水的破壞性和水量的不穩定性是影響泾渠水利社會的一個重要變量。面對這樣一個不确定性，曆代治水官員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和智慧，試圖通過工程技術手段和嚴格的管理措施加以解決。實踐證明，受技術、制度和時代條件的限制，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這種不确定性幾乎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管道歲修、疏浚，每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要投入巨大資金、物力和人力進行的重大水利整治工程。民國時期李儀祉成功主持興建的泾惠渠水利工程，是在傳統生産力條件下人們根本無法企及的，标志着泾渠水利邁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意味着泾渠的新生。泾渠的傳統水利和現代水利由此形成鮮明對照，不可同日而語。
三、應對不确定性：規則、渠工與訴訟
面對泾渠水利的不确定性，宋元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無論是朝廷、地方政府還是灌區各縣群眾，均設法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來穩定地方水利秩序，力求将不确定性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在此過程中，由朝廷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水利法規和規章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地方官員也采取了不少切實可行的措施降低灌區群眾渠工負擔。即便如此，清代在泾渠水量銳減的大背景下，上下遊不同縣份和村莊之間的水利訴訟漸成常态，可謂積重難返。
（一）從《水部式》到《用水則例》——泾渠曆代水利法規
現存與泾渠有關的水利法規則是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唐中央政府頒布的《水部式》，被譽為大陸現存年代最早的一部水利法典。該法典原文已亡佚，清末在敦煌千佛洞文獻中發現其殘卷29段，按内容可分為35條，2600餘字。其中不少内容涉及關中鄭白渠，包括灌溉管理制度、灌溉行政組織、農業用水和其他用水沖突的處理三方面内容。元代泾渠管理制度集中收錄于李好文《長安志圖》下卷。該制度可視為對唐代《水部式》水利灌溉制度的繼承和發展，一直沿用至明清時期。
元代設定屯田總管府管理泾渠事務，管理制度包括洪堰制度和用水則例兩部分。洪堰制度是針對渠首攔河溢流堰和渠上重要分水樞紐的維修管理制度。分水樞紐主要包括唐以後形成的三限閘、中白渠上的彭城閘、太白渠下的邢堰等。洪堰立于泾河中流，立石囷以壅水，總用囷1166個。因石囷常被水沖，故常年固定由受益五縣各派兩名富實人夫共計10人負責看管維護。三限閘和彭城閘是泾渠上的主要分水樞紐。每年灌溉季節，灌區諸縣各派官吏1人前往，共同監管分水比例。幹支渠和135座分水鬥門也有巡監官和鬥門子看管，督促附近受益戶随時修理管道并防止偷水。放水時由灌區管理機構——渠司派人自上而下沿渠檢查，每年停灌後及時修理。7月間由受益戶分别疏浚相應渠段，又自8月1日至9月底集中對渠系建築物進行維修，受益各縣按田畝面積派工，共計出夫1600人。10月恢複放水，進行冬灌。
《用水則例》主要涉及水量的時空配置設定。元代的流量計算隻有過水斷面面積和灌溉時間的概念，1平方尺的過水斷面稱為1徼，1徼水一晝夜可溉田80畝。三限、彭城兩座分水樞紐的水深，要逐日測量上報，以便渠司據以安排各渠用水時間和次序。灌區田畝自下而上實行輪灌。各鬥門子預先将本鬥控制的田畝數和所種作物種類上報，由渠司安排開鬥和閉鬥時刻，并頒發用水憑證，按證用水，不許多澆和遲澆。未經允許，禁止攔渠築堰壅水。禁止砍伐管道兩旁樹木。若違反灌溉用水制度，除經濟處分外，嚴重者還要施以刑罰。
由于泾渠是國家主導的大型農田水利灌溉工程，因而曆代以來朝廷均設有專門的水利官員負責泾渠事務。唐代設有京兆少尹充渠堰使、白渠使；宋代有度支判官、總三白渠、都水丞、秦鳳經略使、提舉常平使者等朝廷官員負責；元代有屯田府總管兼河渠事、河渠營田使司大使等水利職官，也有行台禦史、監察禦史等參與水利事務；明代主要由陝西巡撫和西安水利同知等官員負責管理，地方則由州縣長官兼管；清代則由川陝總督、陝西巡撫等封疆大員，水利通判—泾陽縣令等不同層級的官員來負責處理泾渠事務。
（二）捉襟見肘：渠工經費的籌措與調整
由于泾河水患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破壞性，很多耗費巨資和勞力完成的水利工程，往往支撐不了太久，就會重新出現淤堵、進水不足，堤壩潰決的現象。反複投入資金、攤派人力物力，遂成為宋代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關中水利社會的一種常态。
就工程經費來看，主要解決方式以民間攤派為主，朝廷和地方政府撥款支援為輔。無論大小工程，其經費均主要來自泾渠灌溉縣份受益村莊和民戶。淳化二年（991），泾陽縣民杜思淵在泾河造木堰以導水流入渠口，“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于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複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所役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大觀二年（1108）開鑿豐利渠前，通常年份的歲修費用“分隸六縣”，“歲以八月屬民治堰，土木一取于民，費以億計”。元代亦如此執行，“于使水戶内差撥……驗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放水溉田，以為年例”。到明代項忠開廣惠渠時，消耗夫匠口糧14726.2石。這項費用由官倉糧和利戶糧分擔。其中官倉糧6383.7石，利戶糧8342.5石。後者為主體，占全部口糧支出的57%。在具體攤派時，官倉糧由廣惠渠五縣分擔，其中高陵、禮泉和臨潼三縣因受益地畝較少，隻分擔10%。其餘的90%由泾陽和三原兩個用水大縣承擔。利戶糧則完全由泾陽和三原兩縣承擔。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展現了泾渠上下遊不同縣份在水權配置設定上的不均衡狀态。同樣，正德十二年（1517）陝西巡撫蕭翀修建通濟渠時，“其匠作所費銀米，一出受水之家，而非取諸公帑也。”可見，泾渠灌區受益群眾承擔了主要的工程費用，成為灌區常态。
但是，當群眾的付出和回報不對等時，他們就會産生抱怨和抵觸情緒。宋代豐利渠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夾渠之民，終歲闵闵，然望水之至不可得，而輸賦如平時，民以是重困。”“然堰成辄壞或數月壞，故興修之功，要為文具，而民無實利。”為了減輕群眾負擔，時任官員請求朝廷“給賜工師缗錢”，不敢完全依仗民力。工程完成後，宣稱“是戰也，費不煩民，因民之利”，“民不告勞”雲雲。這種渠民負擔加重的現象在明代也多次出現，成化十八年（1482），因多年經費征派，給老百姓造成困擾，“且曩者之費，率征利及之民，今民未獲利而征之，恐不堪命。”正德十二年（1517）亦有記載：“然夏秋泾水漲溢，堤辄崩決，管道壅塞，農無所利，工役歲繁，人多苦之。”為減輕渠民負擔，治水官員在解決渠工經費時采取了很多變通辦法，産生了很好的效果。成化十八年（1482），陝西巡撫阮勤“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後責償于民可也”。無獨有偶，道光二年（1822），主持重修龍洞渠工程的知府鄂山，預算工程經費約需二萬一千兩，考慮到“民力未能辦”，提出“借帑金二萬兩，分五年均于受水之田征償”的解決方案，獲得渠民好感，“及工興而夫徒趨赴，克期集事”。可見，這種由國家墊付，給渠民緩沖之機的經費籌集辦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變通方式。
為解決渠工經費浩大不易籌集的問題，明清時代的治水官員還想出了第三種解決方案——推行雇工制，即将修渠工作交由專門的水工技術人員來擔任，人員費用仍由灌區群眾分攤，這樣便可以大幅減少經費支出。明代嘉靖泾陽進士呂應祥，直言泾渠民間征派勞役勞民傷财，主張起夫不如征銀，“若每地一畝，征銀一分，雇覓土工，專員督修，實有裨益。”嘉靖十五年（1536），他向緻仕回鄉的理學家馬理揭示了泾渠夫役弊端，“每役夫修渠，獲狎見焉。分工者鹹枕锸而卧，官至斯起而僞作，去卧如初，石工亦然，官監之不易周也。”馬理的學生張世台也說“生家有役夫自述如呂子言”。兩人的說法讓他确信過去單純從民間征派夫役的辦法是缺乏效力的，于是提出雇用專業渠工的建議，“聞三原之市有土石之工焉，計役夫所費取十分之一以雇之，不勝用矣。夫諸工者，遊食之民也。貨取之于渠，所編而為夫，遂分工而使之，訖工者給其值，否者役，缺者補……則财不傷，民不害，而事易舉也。”這個方案盡管很有新意，但隻是一個想法，并未得到實施。直至天啟四年（1624），陝西巡撫孫某也發現泾河洪堰工程維修中的弊端，“按修堰故事，每年自冬俎春，四縣委之省祭及各渠長、鬥老，糾聚人夫以千萬計，饋送糧米，玩日愒時，吏胥冒破甚深，及至春耕人夫散去，而渠依舊未浚也。年複一年，吏書以修渠為利薮，小民以修渠為剝膚，非一日矣。”可見，修渠無論在渠頭水老這裡還是渠民眼裡，都已成為一個敷衍塞責的工作了，他認為“欲杜往日弊窦，惟在增添水手，時時疏通，所費乃不過萬分之一，而小民得受全利矣。”于是，他将原來的7名水手增加為30名，成為專職管道維護人員，“其水手工食，每名每年給銀六兩”，共計180兩。其中，給每名水手種無糧官渠岸地，“轉抵工食銀二兩五錢”，另外再給每人3.5 兩，共105兩，“此項銀兩應該泾、三、醴、高四縣受水地内照畝數均攤。”當時，四縣受水地共有755.5頃，每頃派銀0.1398兩。其中，泾陽縣共水地637.5頃，派銀88.59998兩；高陵40.5頃，派銀5.62875兩；三原46.5頃，派銀6.46273兩；醴泉31頃，派銀4.3893兩。嘉靖十五年馬理設計的雇用專業勞工的方案到這時方才變成了現實。果然，這種責任到人的方式，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果自天啟二年設立水手之後，二年、三年内泾水大漲，水高數十丈，自龍洞至火燒橋泥沙淤塞幾滿……賴水手不分晝夜挑浚渠中小石，本司仍損俸募石工錘破，水得通行。此法立，而其效彰彰之券也。”
第四種渠工經費籌集方式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時任陝西巡撫魏光壽提出的。清末龍洞渠灌溉效益已急劇下降，到光緒十一年（1885），“惟泾、三、禮三縣得受其澤，僅蔭地三萬九千餘畝，高陵則無複有灌溉之利。”為此，魏光壽一方面“籌提庫帑”，另一方面“乃就地長籌經費，以資歲修”。設立管道維修基金，“遇有微工，随時修理，隻許動用息銀”，如工程量較大時，“則先行核實估計，禀候準許，酌提存本，工竣造報”，“非有大工不再動用國帑”，以此來應對渠工經費不足的問題。這裡，他做了兩個新的調整，龍洞渠曆來分官渠和民渠兩種，是以主張用官帑修官渠，民渠由民間自行籌集經費解決。同時，依靠社會力量籌集經費，設立工程專項維修基金，解決每有工程臨時攤派籌款不及的問題。由于清末龍洞渠水利已經大不如前，群眾修渠積極性不高，他還動用了軍隊參與水利工作，“乃分檄各營并立挑汰”，改變了過去無論經費還是勞役均單純依靠民間的做法。通過采取這些措施，還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謂“拮據經營，事以粗集，增溉地十萬畝”，灌溉面積一度達到139000畝，與乾隆五年（1750）龍洞渠剛通水時的74000 畝相比，已經是很大的改變了。
年複一年的泾渠歲修和重大工程修建時的經費攤派和勞力征調，給灌區社會和群眾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和經濟負擔，也讓基層水利管理人員有可乘之機。如呂應祥所揭示的，“洪堰夫役，一千一百有奇，俱是夫頭包攬，一遇點查，大半不到。”“渠老鬥門，除免本身外，常賣放數名，以供使用。”前揭天啟四年碑文中“年複一年，吏書以修渠為利薮，小民以修渠為剝膚，非一日矣”的記載，都顯示了這一持久存在的問題。
（三）苦樂不均：泾渠水權配置設定與水利争訟
鬥門輪灌制度是泾渠水權配置設定的核心，所謂“設鬥門以均水”，事關用水權益，極受官民關注，是泾渠水利秩序平穩運作的關鍵。随着泾渠管道的興廢，沿線各渠系鬥門曆代皆有變化，高士藹考證說：“秦漢引泾灌田，用水之法，史不詳載，唐設鬥門，而無從稽其數，宋言鬥門一百七十有六，元代鬥門一百三十五，今則一百零五鬥，在泾陽界者四十四鬥，在三原界者五鬥，在高陵界者五十七鬥，昔時開鬥，由上而下。至元開鬥，由下而上矣。”
清代泾渠共有105鬥，僅可灌溉泾陽、醴泉、高陵、三原四縣共計67039畝土地。其中高陵57鬥，泾陽44鬥，三原5鬥，醴泉與泾陽分用4鬥，不單獨開鬥使水。位于上遊的泾陽縣是用水大縣，占有天時地理人和的條件。該縣44鬥由上18鬥，中10鬥和下16鬥組成。其中上、中28鬥均在泾渠分水樞紐三限閘以上使水，下16鬥在三限閘以下。三限閘下北白渠共有9個鬥口，其中泾陽4鬥，三原5鬥。可見，泾陽縣在龍洞渠水利灌溉體系中占有絕對優勢。在溉地面積、用水時間方面：龍洞渠四縣中，泾陽縣灌溉面積最多，達到56698畝餘。高陵盡管有57鬥，實際受益面積隻有3990畝。對于高陵縣灌溉面積的減少，高士藹指出，“昔時引泾，高陵水利尚稱沾足，至棄泾引泉，水量大減，高陵五十七鬥，徒存其名耳。”同樣，三原縣5鬥也僅溉地2952畝。乾隆《三原縣志》對拒泾前後三原五鬥灌溉情況做了對比，發現之前五鬥溉地4650畝，至此幾乎減少一半。醴泉縣溉地3400畝，前後變化不大。就使水時間來看，泾陽44鬥，從每月初七日寅時起，至下月初一日巳時三刻止，共有24天以上水程。高陵每月3天，三原稍有不同，每月初十日未時分水，十一日卯時受水，至十三日卯時停止，實際每月有2天水程。醴泉縣每月二十九日寅時初刻受水，至每月初一日巳時三刻止，共計水程3天6時2刻。高陵、三原、醴泉三縣完全處于邊緣和弱勢地位。
乾嘉時期，三原、高陵二縣渠民先後與泾陽發生水利争訟。訟端起因是質疑泾陽縣鐵眼成村鬥的用水權限。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碑刻記載，“該鬥口系生鐵鑄眼，周圍砌石，上覆千鈞石閘，每月在于鐵眼内分受水程”，可溉泾陽縣地2160畝。每月用水分大小月。其中大建月自初二日起，小建月自初三日起，均至十九日寅時四刻止。大建月水程約17天，小建月約16天。每月初五、初十、十五三天三夜為長流水，水流直通泾陽縣，“過堂遊泮，以資溉用，名為官水。”一個鬥擁有如此多的水程，在龍洞渠105個鬥中位列首位。即便如此，成村鬥衆水戶也多抱怨水不夠用，言“昔年每名夫澆地九十餘畝，迩來去鬥近者隻可澆地三四十畝，離鬥遙遠者僅能澆地二三十畝而已，此渠水今昔大小不一之故也。”恐怕也是實情。泾陽縣位居龍洞渠上遊，上遊尚且如此困難，遑論下遊。可見水不足用、供不應求是清代龍洞渠所有鬥口均面臨的一個嚴峻現實。
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七年（1792）和嘉慶二十四年（1819），先後有三原、高陵縣的鬥門、水老赴三原、高陵縣狀告泾陽縣成村鐵眼鬥偷盜、堵截渠水，妨礙他們正常用水，但是三次訴訟均告失敗。事後，鐵眼成村鬥利夫、鬥門和全體頭面人物發起，将官府判決刻碑立于鬥旁，在碑文中寫明，該鬥的水權經過官方認定，他們嚴格遵照水冊規定，且“每歲正賦輸納廿一頃餘畝水量，修渠當堰，支應廿一頃餘畝之差徭。”以此證明其水權的合法性。這一争訟行為并非偶然。早在唐代，高陵縣令劉仁師曾替高陵人主持公道，目的就是反對泾陽縣豪強和權勢者霸水上流，影響高陵用水，終獲朝廷支援，制止了泾陽人的霸水行徑，為高陵縣設定彭城閘，修建劉公四渠，獲得合法用水權。與之相比，清代這次争水事件是在水流不足情況下上下遊不同用水主體之間的較量，下遊要改變現狀，上遊要維持現狀。由于泾渠鬥門制度已運作多年，無論水流是否充分，這一分水制度也不會輕易變更。是以，群眾的用水需求在當時實際上已經無法得到滿足。
這一争訟事件也表明，在泾渠上下遊不同用水者之間，在水缺乏的情況下，已經不能嚴格執行“一條鞭”式的輪番使水辦法，而是要用霸、盜、搶、買的方式來改變現狀，導緻水利秩序更為混亂。這是暗藏在泾渠水規背後的嚴峻現實。事實上，泾渠水利并非制度規定那般井然有序，同樣存在着不公正、不平等，是泾渠曆代興廢變動的一個負面效應。元代李好文在泾渠“用水則例”中已揭露了當時水利運作中存在的賄賂渠鬥人吏、匿地盜澆、買賣水權、違規截霸的不法行為。清中期《重修三白渠碑記碑》亦載“迩來實繁豪強，肥己奪人，往往鬥諸原，嘩諸庭，甚有争桑釁鄰，勤三邦會勘者，豈相友相睦之道耶？”表明清代泾渠水權實踐中，争水行為已經愈演愈烈，引起人們的關切。在水源不穩，水流減少的情況下，圍繞水權的争奪和交易行為會更為頻繁、更為公開，對水利社會的運作秩序形成挑戰，最終導緻人們深陷水利危機之中而難以解脫。
結語
引泾灌溉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發展、興盛、起伏、衰敗和重生，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水利類型，與山西的泉域社會、洪灌型水利社會、微型灌溉社會相比，它不僅是一個大型的水利工程和水利灌區，而且具有濃厚的官方主導色彩。本文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也存在着極大的不确定性，并非長期穩定不變的。由于泾河洪水的巨大破壞性和引泾渠首工程的反複淤塞與變動，導緻泾渠灌溉水源極不穩定，宋代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泾渠灌溉面積在變動中呈現出日益減少的趨勢，明清時期變動幅度尤其劇烈。宋代灌溉面積最多時8000頃，最少時為2000頃，并非一成不變；元代為七八千頃，明初降至2700頃，成化年間恢複到8300頃，明中後期又驟減至755頃；清乾隆二年為740頃，道光朝減為670頃，光緒朝降至曆史最低的200頃左右。泾渠沿線縣域、村莊長期處于有地無水的狀态，渠工經費和勞力征派卻始終有增無減。在此大背景下，關中水利社會經費籌措艱難、群眾消極怠工、渠務日趨敗壞的問題愈演愈烈。乾隆二年龍洞渠的開鑿原本是為了減輕财政和勞役負擔，徹底解決不确定性問題。事與願違，他們非但未能減輕地方财政和群眾勞役負擔，反而導緻泾渠水利更加萎縮，緻使曆代官員的種種努力終歸失敗。
進一步來看，清代拒泾引泉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存在着曆史必然性。伴随泾河的不斷下切和側蝕，為了實作無壩自流引水，泾渠渠口不斷上移，從土質谷口轉到石質山地，從修土渠到修石渠到鑿山穿洞，工程難度越來越大，開鑿和維護成本越來越高，官員們為了籌集經費、征調勞力費盡心思，想盡辦法，并常常為自己減少經費和勞力、縮短工期，減輕群眾負擔的舉措沾沾自喜。泾渠群眾因水利而受害，成為渠工經費和勞役的主要承擔者，年複一年，不堪其擾。道光十二年，在泾陽縣令主導重修泾渠工程時，群眾不堪其擾，乃至出現主動放棄用水權益的現象。這些行為的發生，與泾河洪水為患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反複進行的修渠工程關聯極大。清代實施的拒泾引泉工程，使泾渠水利社會進入後引泾時代。令人沮喪的是，被放棄的泾河仍然在威脅着龍洞渠的安全，給龍洞渠不斷帶來麻煩，并未達到官方決策者預期的效果。灌溉規模從最初的七萬多畝，變為六萬多畝，直至清末的兩萬多畝。與引泾灌溉工程相比，龍洞渠引泉工程同樣投入巨大，甚至是得不償失。
曾經盛極一時的唐代鄭白渠水利工程至此隻能苟延殘喘，難有轉機。在此背景下，清代關中地區從宋元以來繼承下來的管道體系、灌溉制度、管理辦法與水利衰敗的現實已經不再互相适應。具有地理優勢的泾陽縣在清代水利灌溉系統中的一枝獨大和泾陽、高陵等縣對泾陽發動的水利訴訟，成為水利社會在傳統時期上演的最後一幕，最終以悲劇收場。曾經盛極一時的泾渠水利，在清代所面臨的這種尴尬狀況，既是拒泾引泉這一決策行為造成的後果，也是時人追求确定性的失敗。看似合理的分水用水制度，在水源變化，水量減少的背景下，變成了一紙空文和制度限制，導緻了不公和内卷，加劇了水利社會群眾的苦難。
在以農為主的傳統時代，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決定區域經濟、社會和民生福祉的關鍵。泾渠水利的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關中區域社會的穩定，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水利既為漢唐時代關中區域的興盛提供了保障，又使宋以來尤其是明清兩代的關中地區官員和群眾承受着巨大不确定性帶來的焦慮和苦難，乃至陷入反複治理的困境之中。就此而言，水利已成為了解關中區域社會曆史變遷的一個重要變量。水利的不确定性導緻了關中區域的不确定性，并在經濟、制度、社會和人際關系各個層面産生連鎖反應。在此意義上，不确定性便成為筆者所謂傳統時代關中水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
【收稿日期】2023-10-10
【作者簡介】秦晨（1996- ），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研究方向：水利社會史。張俊峰（1976- ），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明清社會經濟史、水利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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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沈浩
稽核：徐定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