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電影節以及各類主題影展活動中，2K、4K修複版老電影總是影迷們的心頭好，那些高分經典影片經常一票難求。
這些重新在大銀幕上與觀衆見面的老片煥發新生，除了電影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以外，更是離不開幕後電影修複師的努力。他們為老膠片拂去塵埃，搶救陳舊的畫面，讓這些銀幕佳作舊貌換新顔。
上海電影技術廠膠片修複師胡玉娥便是這個群體的一員——十多年來，她懷着敬重的心修複一盤盤膠片，與時間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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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片修複考驗手上功夫，不能差一點
胡玉娥和電影的不解之緣，離不開家學淵源。她的父母分别在上海電影制片廠和技術廠工作，帶着家人對于職業傳承的期待，胡玉娥在上世紀80年代畢業後也進入了上技廠。那時還是膠片電影和印制拷貝的黃金時代，她入廠後主要從事的是電影底片剪接工作。
2012年開始，膠片電影越來越少，廠裡開始組建電影修複團隊，許多技術崗人員紛紛轉型，胡玉娥也轉型成為了一名膠片修複師。
膠片修複可以說是老電影修複過程中最重要的前端關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後續數字修複的難易程度，“我們一直堅持的理念是實體修複做得好一些，那麼負責數字修複的人也能輕松一點，盡量減輕他們的壓力。”胡玉娥對晨報記者說道。
一般來說，膠片素材被送入廠後，首先要檢查驗收膠片的種類和儲存情況，“如果是單純原底膠片的話，十幾本膠片拼接起來就是一部電影。但是如果電影裡有技巧的話，技巧鏡頭是單獨的膠片，需要兩本疊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畫面。也就是說比如沒有技巧的一部電影是10本膠片的話，那麼它如果每本有技巧，那就有20本膠片，一般會分别标注為A本和B本。”胡玉娥解釋道。
接下來就到了需要考驗手上功夫的修複和清潔流程，這需要修複師十足的細緻和耐心。長期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膠片随着時間的侵蝕，散發着酸味，會出現各種問題，在修複時要先用清潔工具手動清除塵埃、去除黴點，也需要修理斑點或斷裂的齒孔，并用标準的牽引片取代壞的牽引片，一絲一毫都不能馬虎。
“有時候膠片齒孔破損得很厲害，需要用其他的膠片墊上去，齒孔隻有幾毫米，是以需要很高的精确度，相差一點點跑膠片的機器就跑不過去了，一定要完全吻合。就像給衣服打一個邊緣完全吻合的更新檔一樣，上下不能相差一點。”
同時，存放已久的老膠片往往會散發出非常刺鼻的酸腐味，是以所有修複師都需要一直戴着口罩、頭頂抽風機工作。
之後素材會被送到超音波潔片機給片子進行清洗，擺在台面上用絨布擦拭，完成實體修複後膠片就會進入到數字修複階段。
所謂數字修複就是在完成對膠片的實體修複後，通過專業掃描器将膠片内容轉化為數字資料，并通過電腦進行調色、噪點修補、清晰度調節等進一步修複。
這項工作如同修圖，一幀畫面就是一幅圖，電影畫面每秒24幀，就是24幅圖，一部電影平均有15萬幀，相當于要修15萬張圖。
作為在上技廠工作了近40年的“老法師”，除了主要負責的實體修複，胡玉娥也參與進了電影修複的全流程中，她會檢查後續畫面清晰度、畫面色調、音頻是否有噪音等問題，給出解決方案和建議。
修複近300部老電影，不斷解決難題
十多年來，胡玉娥帶着隻有三四人的實體修複團隊，參與了《芙蓉鎮》《畫魂》《紅色娘子軍》等4k,《牧馬人》《城南舊事》《父親》《紅日》2k等近300部老電影的修複工作。
之前做了二十多年電影剪接師，幾十年如一日地與膠片相伴，是以從剪接師到修複師的身份轉換并沒有對胡玉娥造成很大的困擾，不過《祥林嫂》可以說是她修複生涯初期遇到的小難題。
“素材情況不太好，拿到膠片的時候就發現畫面花斑很嚴重，而且那時候我們數字修複才剛開始，用的軟體也沒有現在進階，我們還是想修好一點，盡量減少數字修複人員的壓力。那時候我去問了我母親，她說可以用凡士林來清潔。”
來自老人的提醒幫了大忙，最終胡玉娥花了近一個月時間，用棉簽蘸凡士林，手工一點點擦洗那些洗片機難以清洗的底片，才完成了實體修複。
2018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黃蜀芹執導，鞏俐、爾冬升、達式常主演的《畫魂》4K版重新在大銀幕上與觀衆見面，當時修複版的的調色完全颠覆了1994年上映時的顔色基調，引起熱議，其實這是修複團隊按照該片攝影師呂樂再一次藝術創作的結果。
胡玉娥透露，二十多年曆史的《畫魂》膠片其實儲存情況良好，是以當時實體修複難度并不大，不過在數字修複上面臨着時間緊、問題多等難點。
比如在調色階段，《畫魂》原本的拷貝裡很多場景對色彩的運用很誇張，像在妓院的戲份室内是那種比較極緻的紅色，修複團隊原本想按照原本的色調來調整，但攝影師呂樂卻給出完全不同的意見。
和呂樂交流後，胡玉娥等人才明白對方的用意，當年由于膠片調色技術的局限性其實并沒有達到他想要的效果，而如今來到數字時代，随着數字化技術的進步已經能做到當年做不到的事，實作把當年沒實作的創作意圖，是以修複團隊完全按照呂樂老師對局部畫面進行多次調色的要求，通宵工作後在調色上達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除了老電影修複，胡玉娥也一直參與檔案館、資料館、電視台等曆史膠片資料的數字化及修複工作。
她回憶道，有一年某資料館拿來一部1936年美國戰地記者拍攝的日本侵華紀錄片，請上技廠修複團隊幫忙進行數字化轉制。
因為底片已有近百年曆史，材質不僅難以辨識，而且萎縮嚴重，形狀更是卷成一團難以分開，一開始修複團隊對着它一籌莫展，後來通過一次次測試終于想出了解決方法。
他們把1000多尺長的膠片分了七八段，然後在洗片機的烘箱裡對膠片進行加溫加濕，使膠片膨脹，再烘幹後馬上拿去掃描，避免接觸空氣後又收縮，就這樣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最終完成了全片的掃描。
“在電視上看到節目裡用了我們修複的資料，讓觀衆看到這些很珍貴的影像，我深深感受到了修複工作的意義。”
不僅搶救膠片，也呈現見證曆史
一般來說，儲存的比較好的膠片，實體修複需要兩周，數字修複需要一個月，而儲存情況較差的比如《祥林嫂》等影片，實體修複就需要近一個月，而數字修複耗費了近三四個月。
對于大部分出生或成長于數字時代的年輕人，這樣的工作有太多重複性勞動略顯枯燥，以及氣味較大的不友好工作環境，上一個電影黃金時代産物膠片也是很高的入門門檻，各方因素導緻胡玉娥所在的實體修複團隊人員常年維持在三四人左右。
2018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盛典上，胡玉娥走到了台前，走上了光鮮亮麗的舞台，為觀衆介紹了電影修複工作，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熱愛電影的年輕人來了解這份默默無名為老電影“修容”的職業。
“我們在做修複的時候，一方面把修舊如舊作為宗旨，但也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一些修複的亮點。把過去很久沒有出現在觀衆面前的影片又重新呈現出來，不僅能讓老影迷重溫，對于當時還沒有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每一部影片故事情節都是當時社會的縮影，這其實是他們了解以前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的重要管道。我覺得實體修複的意義不僅僅是搶救膠片，也是對曆史的呈現和見證，是以我感覺很自豪。”
回憶和膠片相伴的四十年，胡玉娥動情地說道：“我們對膠片的愛護就像愛護自己眼睛一樣，是以我們是懷着敬重的心去修複膠片。每次手上一拿到膠片就有一種親切感，就像在撫摸自己的小孩一樣。”
前段時間，胡玉娥團隊剛剛完成了2000年上映的《黃埔軍人》的修複工作，目前正在對1986年上映的上影廠老片《我和我的同學們》進行4K修複，今年還有多部影片正躺在代修複的清單中——十年如一日，修複師們不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