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告訴大家阿卓是會拍廣告的。”剛剛獲得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榮譽的卓亦謙如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拍出首作《年少日記》前後很長時間，卓亦謙需要依靠接拍廣告片為生。
有媒體評價卓亦謙的新作《年少日記》證明了“港片不死”，在内地的豆瓣網上，這部電影的評分也高達8.4，但作為一部低成本的文藝片，它上映一周後票房僅過千萬元。
這是一部頗有些沉重的電影，嚴肅探讨了諸多社會問題，也揭開了家庭内部的傷疤。電影開場就展示了一封遺書，暴露出中學生平靜外表下的絕望和壓抑。教國文的鄭老師要拯救學生，卻讓埋藏心中的往事漸漸浮出水面……
2024年4月14日，卓亦謙成為第42屆金像獎首位獲獎者，他登上舞台，從劉嘉玲手中接過屬于自己的獎杯，一口氣講出數十個感謝的名字。“那一刻我真的很緊張，怕說獲獎感言的時候遺落了誰。”卓亦謙回憶。
頒獎典禮翌日，在香港一間冷氣十足的影院中，《年少日記》依然在上映。南方周末記者耳邊抽泣聲不斷，整部電影看下來，有觀衆用光了整整一包紙巾。
導演卓亦謙憑借自己執導的首部電影《年少日記》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圖為該片劇照。片方供圖
“這個問題常常發生”
卓亦謙36歲，《年少日記》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但其創作緣起卻始于十多年前。大學時代，好朋友輕生，兩人明明前一晚還在聊天，似乎沒有任何征兆。“原來他竟然那麼不開心，如果當初能夠多開解他，事情是否就不會發生？”此後多年，卓亦謙一直在心中追問。
卓亦謙讀攝影專業的畢業論文就是關于輕生的，後來他轉讀電影專業，畢業作品也是拍輕生的題材。畢業後，卓亦謙進入影視行業做編劇，事業卻陷入低谷，一度想到放棄。在前輩的鼓勵下，他幹脆拾起做導演的夢想，想要最後試試看。
有幾年，香港社會的多起輕生事件受到關注，總有一些聲音是指責輕生者的，卓亦謙感到憤怒。根據媒體報道，僅在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的半年間，香港就發生了19起輕生事件以及7起企圖輕生事件。也是那時候起，他産生了寫一部關于少年輕生話題電影的念頭。
最初，卓亦謙有一些道德負擔，他總覺得這樣的話題也許不适合公開放映，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類似的事件并沒有減少，還出現了年齡更小的輕生者，他終于在2019年寫出了《年少日記》劇本的第一稿。
整部電影有兩條叙事線索，一條是遺書事件後，鄭老師一邊試圖幫助同學，一邊嘗試走出陰霾；另外一條則是少年時代鄭老師兄弟倆的家庭遭遇。在1990年代的戲份中，鄭老師的父親是家中的絕對權威，供養一家人的生活，但動辄就會對他們暴力相向；而母親看上去優雅體面，其實内心早就在崩潰邊緣。
傑仔作為家中的長子，雖然隻有十歲，卻承受着各方壓力。他不論如何努力，成績都不如意，面對暴躁的父親、絕望的母親和冷漠的弟弟，最終喪失了對生活的信心。
《年少日記》中的傑仔的弟弟（中）和父母。資料圖
日記是貫穿電影的線索，年幼的傑仔找不到可以傾訴的人，他隻能把所有的心事記錄下來。而彼時懵懂的弟弟隻知道埋頭學習讨好父母，完全忽視了哥哥的内心。哥哥離去後，日記成為連接配接他和弟弟的紐帶，弟弟終于明白了哥哥，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父親——長大後選擇成為教師……
“我在香港長大的感受是，我們都不習慣把内心的感受說出來，通常出去玩，很多人在一起喝酒，但都是即興的交流，不是感受的交流，我們很缺少這個部分。我想很多不能說的話，都隻能用文字，是以就設計了日記這個細節。”卓亦謙說。
有朋友覺得卓亦謙拍了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電影，但他卻覺得原生家庭問題隻是自己表達的一部分，他想要通過電影展現社會問題。在卓亦謙看來，這種父親形象在香港社會很常見，甚至并不見得一定是男性，“香港通常賺錢比較多的人在家庭中就會有一種優越感，父親打人的内因是‘我也是被打大的，如今這麼成功，那麼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孩子’。”
“這個問題常常發生。”《年少日記》刻意避開開學前後上映，就怕引起少年觀衆不必要的心理波動。在卓亦謙看來，香港由一個漁村發展為國際化都市的過程，就是一段極端追求效率的發展史。大家習慣了用數字說話，導緻社會中的弱者很容易被歧視，讓一些情緒問題也被壓抑了。在電影中，傑仔曾經對母親提出自己不開心，想去精神科，但這種需求卻立刻被否定，因為母親認為隻有“瘋子”才需要去看病。
更讓卓亦謙吃驚的是，當他開始深入調研，發現雖然如今的父母很少再打罵孩子，但他們的處境和壓力和自己這代人差別不大。“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青少年自殺率居高不下，我隻能像片中的鄭老師那樣不停地追問，但沒有答案。”
《年少日記》中的傑仔（左）和母親（右）。資料圖
沒有第二部也要拍
走上金像獎的舞台，對卓亦謙來說既是一個鼓勵，也是一件令他恐懼的事情。“你在台上會看見一路走來的夥伴，對自己很好的前輩，但也有對自己不好的人。”這兩年，卓亦謙帶着《年少日記》去了很多電影節展，但隻有在金像獎他的感受特别不一樣。“台前幕後幾乎所有的人我都認識，原來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這個行業裡度過的。”卓亦謙說。
拍片之初，他沒有想過那麼多，反而覺得這是一個拍出來就“死定”的故事，即使上映也很快會下架。但他想，如果這是自己唯一的一部電影，有什麼想要合作的演員，想做的藝術實驗，要統統嘗試。
在香港，拍攝第一部電影可以申請政府經費，卓亦謙也是其中的受益者，《年少日記》申請到香港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基金和創意香港的325萬元港币資助，且不需要回收。但等到第二部電影，情況就會複雜很多，如果是文藝電影，可能會得不到投資，但如果是商業類型片，資方也不太會信任沒有經驗的年輕人。
“身邊的年輕導演都在靠各種各樣的方式生活，拍廣告、拍MV、寫劇本、教書甚至做餐廳……香港真的有不少‘一片導演’，就是拍了一部電影沒有辦法拍第二部的人，這種現象蠻常見的。”他說。
完成劇本後，卓亦謙想要找一位資深又不太幹涉自己的前輩做監制，有前輩向他推薦了爾冬升。此前，兩個人僅僅有過一些工作的簡單交集，卓亦謙原本想請前輩引薦，但對方建議說：“你一定要親自去請他，否則他一定會問年輕人怎麼不自己來問。”
當他把劇本發過去，爾冬升很快就給他回了一個長電話，不但詳細地詢問了卓亦謙的拍攝計劃，還要借一間辦公室給劇組，并說會把監制費返還回去支援拍片。“他看着很兇，人其實好溫柔。”卓亦謙說。2023年，這部電影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亞洲新人單元，爾冬升在映後分享：“香港的年輕導演進入行業就是進入一個工業系統，熱情很容易被消耗掉，是以需要有人幫忙，讓行業看到新人潛力。”
2024年4月，講述香港老人院問題的《白日之下》和反映學童輕生問題的《年少日記》同期上映，兩部電影都由爾冬升監制。不少評論者認為香港的年輕導演開始轉向關注現實題材創作。但卓亦謙卻認為，兩部電影同期出現隻是一個巧合，事實上這幾年湧現的電影，不論是《填詞L》《流水落花》等作品，都是相對私人的面向。
“如果說共性，就是我們都很窮，大家都是花費很多年拍出一部電影，之後就沒有了。”卓亦謙說。如今，也有不少電影公司和他接觸，但開口第一句話永遠是：“你再拍的話，會和《年少日記》很像嗎？”他知道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問自己會不會拍商業片。
爾冬升常說：“電影是一個有藝術成分的商品，是需要對投資者負責任的。”這如今也成了卓亦謙常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電影人不能任性地說：‘我的藝術是最大的，然後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每天都有新戲開拍，現在一年隻有四五十部電影，新導演得不到投資很正常，投資人很難信任一個沒有經驗的新人。”卓亦謙無法預測自己什麼時候才會拍第二部乃至更多的電影，但他用“見步行步”來形容自己的現狀。
“我不覺得成本是根本問題，有時候限制可能是會激發創意的，誰說手機不能拍電影呢？我當然什麼都想試一試了，我喜歡的電影類型非常多，人生苦短，如果有機會給我拍一部不同的電影就最好了。”對未來，卓亦謙不想給自己設限，他覺得隻要有可能，什麼都願意嘗試。
南方周末記者 餘雅琴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