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告诉大家阿卓是会拍广告的。”刚刚获得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荣誉的卓亦谦如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拍出首作《年少日记》前后很长时间，卓亦谦需要依靠接拍广告片为生。
有媒体评价卓亦谦的新作《年少日记》证明了“港片不死”，在内地的豆瓣网上，这部电影的评分也高达8.4，但作为一部低成本的文艺片，它上映一周后票房仅过千万元。
这是一部颇有些沉重的电影，严肃探讨了诸多社会问题，也揭开了家庭内部的伤疤。电影开场就展示了一封遗书，暴露出中学生平静外表下的绝望和压抑。教语文的郑老师要拯救学生，却让埋藏心中的往事渐渐浮出水面……
2024年4月14日，卓亦谦成为第42届金像奖首位获奖者，他登上舞台，从刘嘉玲手中接过属于自己的奖杯，一口气讲出数十个感谢的名字。“那一刻我真的很紧张，怕说获奖感言的时候遗落了谁。”卓亦谦回忆。
颁奖典礼翌日，在香港一间冷气十足的影院中，《年少日记》依然在上映。南方周末记者耳边抽泣声不断，整部电影看下来，有观众用光了整整一包纸巾。
导演卓亦谦凭借自己执导的首部电影《年少日记》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奖。图为该片剧照。片方供图
“这个问题常常发生”
卓亦谦36岁，《年少日记》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但其创作缘起却始于十多年前。大学时代，好朋友轻生，两人明明前一晚还在聊天，似乎没有任何征兆。“原来他竟然那么不开心，如果当初能够多开解他，事情是否就不会发生？”此后多年，卓亦谦一直在心中追问。
卓亦谦读摄影专业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轻生的，后来他转读电影专业，毕业作品也是拍轻生的题材。毕业后，卓亦谦进入影视行业做编剧，事业却陷入低谷，一度想到放弃。在前辈的鼓励下，他干脆拾起做导演的梦想，想要最后试试看。
有几年，香港社会的多起轻生事件受到关注，总有一些声音是指责轻生者的，卓亦谦感到愤怒。根据媒体报道，仅在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的半年间，香港就发生了19起轻生事件以及7起企图轻生事件。也是那时候起，他产生了写一部关于少年轻生话题电影的念头。
最初，卓亦谦有一些道德负担，他总觉得这样的话题也许不适合公开放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并没有减少，还出现了年龄更小的轻生者，他终于在2019年写出了《年少日记》剧本的第一稿。
整部电影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遗书事件后，郑老师一边试图帮助同学，一边尝试走出阴霾；另外一条则是少年时代郑老师兄弟俩的家庭遭遇。在1990年代的戏份中，郑老师的父亲是家中的绝对权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但动辄就会对他们暴力相向；而母亲看上去优雅体面，其实内心早就在崩溃边缘。
杰仔作为家中的长子，虽然只有十岁，却承受着各方压力。他不论如何努力，成绩都不如意，面对暴躁的父亲、绝望的母亲和冷漠的弟弟，最终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
《年少日记》中的杰仔的弟弟（中）和父母。资料图
日记是贯穿电影的线索，年幼的杰仔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他只能把所有的心事记录下来。而彼时懵懂的弟弟只知道埋头学习讨好父母，完全忽视了哥哥的内心。哥哥离去后，日记成为连接他和弟弟的纽带，弟弟终于明白了哥哥，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父亲——长大后选择成为教师……
“我在香港长大的感受是，我们都不习惯把内心的感受说出来，通常出去玩，很多人在一起喝酒，但都是即兴的交流，不是感受的交流，我们很缺少这个部分。我想很多不能说的话，都只能用文字，所以就设计了日记这个细节。”卓亦谦说。
有朋友觉得卓亦谦拍了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影，但他却觉得原生家庭问题只是自己表达的一部分，他想要通过电影展现社会问题。在卓亦谦看来，这种父亲形象在香港社会很常见，甚至并不见得一定是男性，“香港通常赚钱比较多的人在家庭中就会有一种优越感，父亲打人的内因是‘我也是被打大的，如今这么成功，那么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孩子’。”
“这个问题常常发生。”《年少日记》刻意避开开学前后上映，就怕引起少年观众不必要的心理波动。在卓亦谦看来，香港由一个渔村发展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就是一段极端追求效率的发展史。大家习惯了用数字说话，导致社会中的弱者很容易被歧视，让一些情绪问题也被压抑了。在电影中，杰仔曾经对母亲提出自己不开心，想去精神科，但这种需求却立刻被否定，因为母亲认为只有“疯子”才需要去看病。
更让卓亦谦吃惊的是，当他开始深入调研，发现虽然如今的父母很少再打骂孩子，但他们的处境和压力和自己这代人区别不大。“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青少年自杀率居高不下，我只能像片中的郑老师那样不停地追问，但没有答案。”
《年少日记》中的杰仔（左）和母亲（右）。资料图
没有第二部也要拍
走上金像奖的舞台，对卓亦谦来说既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件令他恐惧的事情。“你在台上会看见一路走来的伙伴，对自己很好的前辈，但也有对自己不好的人。”这两年，卓亦谦带着《年少日记》去了很多电影节展，但只有在金像奖他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台前幕后几乎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原来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这个行业里度过的。”卓亦谦说。
拍片之初，他没有想过那么多，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拍出来就“死定”的故事，即使上映也很快会下架。但他想，如果这是自己唯一的一部电影，有什么想要合作的演员，想做的艺术实验，要统统尝试。
在香港，拍摄第一部电影可以申请政府经费，卓亦谦也是其中的受益者，《年少日记》申请到香港电影发展局电影发展基金和创意香港的325万元港币资助，且不需要回收。但等到第二部电影，情况就会复杂很多，如果是文艺电影，可能会得不到投资，但如果是商业类型片，资方也不太会信任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身边的年轻导演都在靠各种各样的方式生活，拍广告、拍MV、写剧本、教书甚至做餐厅……香港真的有不少‘一片导演’，就是拍了一部电影没有办法拍第二部的人，这种现象蛮常见的。”他说。
完成剧本后，卓亦谦想要找一位资深又不太干涉自己的前辈做监制，有前辈向他推荐了尔冬升。此前，两个人仅仅有过一些工作的简单交集，卓亦谦原本想请前辈引荐，但对方建议说：“你一定要亲自去请他，否则他一定会问年轻人怎么不自己来问。”
当他把剧本发过去，尔冬升很快就给他回了一个长电话，不但详细地询问了卓亦谦的拍摄计划，还要借一间办公室给剧组，并说会把监制费返还回去支持拍片。“他看着很凶，人其实好温柔。”卓亦谦说。2023年，这部电影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尔冬升在映后分享：“香港的年轻导演进入行业就是进入一个工业系统，热情很容易被消耗掉，所以需要有人帮忙，让行业看到新人潜力。”
2024年4月，讲述香港老人院问题的《白日之下》和反映学童轻生问题的《年少日记》同期上映，两部电影都由尔冬升监制。不少评论者认为香港的年轻导演开始转向关注现实题材创作。但卓亦谦却认为，两部电影同期出现只是一个巧合，事实上这几年涌现的电影，不论是《填词L》《流水落花》等作品，都是相对私人的面向。
“如果说共性，就是我们都很穷，大家都是花费很多年拍出一部电影，之后就没有了。”卓亦谦说。如今，也有不少电影公司和他接触，但开口第一句话永远是：“你再拍的话，会和《年少日记》很像吗？”他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问自己会不会拍商业片。
尔冬升常说：“电影是一个有艺术成分的商品，是需要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这如今也成了卓亦谦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电影人不能任性地说：‘我的艺术是最大的，然后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香港每天都有新戏开拍，现在一年只有四五十部电影，新导演得不到投资很正常，投资人很难信任一个没有经验的新人。”卓亦谦无法预测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拍第二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但他用“见步行步”来形容自己的现状。
“我不觉得成本是根本问题，有时候限制可能是会激发创意的，谁说手机不能拍电影呢？我当然什么都想试一试了，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非常多，人生苦短，如果有机会给我拍一部不同的电影就最好了。”对未来，卓亦谦不想给自己设限，他觉得只要有可能，什么都愿意尝试。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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