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6年了，在這段時間裡，香港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換掉了殖民時期的警服，摒棄了＂YesSir＂這種對英國人的奴性稱呼。然而，有一個遺留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 香港法官仍然佩戴着象征英國殖民統治的假發。這是為什麼呢？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曆史淵源和利益糾葛？
香港被英國殖民的曆史淵源
說起香港這座城市被英國殖民的曆史淵源，可謂是一段令人扼腕歎息的往事。當年的清朝政權已經日漸腐朽無能，朝野阙陷，國力日衰。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香港這塊寶地便成了英國觊觎的目标。
1839年，由于清政府對鴉片貿易的嚴厲打擊，英國借機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争。戰争結束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争再次爆發，清政府在戰敗後又被迫簽訂了《北京條約》，将九龍半島也割讓給了英國。
英國為什麼如此渴望占領香港呢？原因有二:其一，香港島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緊靠珠江三角洲腹地，是通往華南内陸的重要門戶。英國占領香港後，可以借此控制華南地區的貿易命脈。其二，香港島自然環境優越，四面環海，地形隘口，易守難攻，是一個絕佳的軍事要塞。
可以說，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完全是清朝腐朽無能的結果。當年的清政府已經無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任由英國野心勃勃地将香港這塊肥肉占為己有。這一屈辱的曆史，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才得以徹底擺脫。
英國在香港實施同化政策
一旦占領了香港這塊寶地，英國人自然不會輕易放手。為了鞏固在香港的統治，他們開始實施一系列同化政策，試圖将香港徹底同化為英國的殖民地。
教育同化是英國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們在香港大力推廣英式教育，建立了大量教會學校。這些學校不僅教授英語和西方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向學生灌輸英國的價值觀念。通過這種方式，英國人希望培養一批認同英國文化、效忠英國的香港精英階層。
英國人在香港推行的另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司法同化。他們在香港廢除了清朝時期的法律制度，全面推行英國法律體系。從法律内容到審判程式，從法官儀袍到法庭用語，無一不是移植自英國。英國人之是以如此執着于司法同化，是因為他們深知，隻有控制了香港的司法系統，才能真正将香港納入英國的版圖。
在英國人的同化政策下，香港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代代香港人在英式教育的熏陶下，逐漸失去了民族意識，對祖國的認同感日漸淡薄。他們更加認同西方文化，将英國視為自己的＂祖國＂。即便到了20世紀下半葉，香港的法官們仍然穿着英式法袍，佩戴着象征英國的假發，在法庭上使用英語對話。
可以說，英國在香港實施的同化政策，是一場文化殖民的嘗試。他們試圖通過教育和司法兩個重要管道，将香港徹底同化為英國的一部分。雖然最終未能完全得逞，但這種同化政策給香港社會帶來了深重的創傷，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香港法官佩戴假發的由來
提到香港法官佩戴假發這一習俗，不得不從17世紀的法國說起。當時法國國王路易十三由于脫發嚴重，為了維持體面的形象，不得不佩戴上了假發。沒想到這一做法卻在上流社會掀起了一陣佩戴假發的風潮。
路易十三的做法很快就傳到了英國。當時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正處于流亡法國的狀态，看到路易十三佩戴假發的做法後，也效仿了這一風氣。等到查理一世重新執政後，他将這一做法帶回了英國。
最初，佩戴假發在英國也隻是上流社會的一種時尚。但很快，這一做法就被英國法官們所效仿和推廣開來。由于制作一頂假發的費用極為昂貴，普通百姓根本無力承擔，是以佩戴假發很快就成為了英國法官們彰顯身份地位的一種标志。
從此以後，英國法官佩戴假發的傳統就一直沿襲了下來。當英國開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時，這一傳統也随之傳播開來。作為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香港自然也繼承了這一習俗。
在香港，法官佩戴假發的習俗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當時英國在香港設立了最高法院，并任命了首任大法官約翰·華爾特·亞當斯爵士。亞當斯爵士作為英國法官的代表，自然也佩戴着象征身份地位的假發。
從那時起，香港法官佩戴假發的傳統就一直延續了下來，成為香港法律制度中一個獨特的符号。即便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這一習俗仍然保留了下來，成為香港法律體系中一個有争議的遺留問題。
1997年7月1日，香港終于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擺脫了百年來英國的殖民統治。在這個值得慶祝的日子裡，香港人民無不懷着重新做主人的自豪和期待。
然而，香港回歸後的司法體系卻陷入了一種困境之中。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在回歸後将繼續奉行以往的普通法制度，法官也将繼續佩戴那頂象征英國殖民統治的假發。
這一規定的出台，實際上是基于香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司法體系和習俗。在英國統治期間，香港完全移植和沿用了英國的普通法體系，法官的任命和培養也都遵循英國的标準。是以，在香港回歸之初，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避免司法體系出現巨大的真空，隻能暫時保留原有的制度。
然而，這一做法也給香港的司法獨立帶來了嚴重的隐患。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不僅可以聘用本地法官，也可以聘請外籍法官。這就意味着，香港法院中将繼續存在大量效忠于英國的法官，他們的思維定式和價值觀念都深受英國法律文化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外籍法官往往掌握着香港法律界的重要權力和話語權。他們不僅主導着法官的任命和培養，也對香港法律制度的發展方向有着重大影響力。是以，香港法院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着＂文化殖民＂的問題，無法真正實作司法獨立。
這種困境在香港回歸後的20多年裡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香港法官仍然佩戴着那頂象征英國殖民統治的假發，法院裡也仍然存在着大量效忠于英國的外籍法官。這不僅影響了香港的司法公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香港同祖國大陸法律文化的融合。
面對香港司法體系中的這一困境，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予以解決。畢竟，法治是一個社會有序運轉的重要基石，隻有真正實作司法獨立，香港的發展才能行穩緻遠。
要擺脫這一困境，首先我們必須牢牢掌握主動權。香港回歸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司法體系，但主導權卻已經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手中。我們完全有能力在堅持法治的同時，逐漸推進香港法治體系同祖國法律文化的融合。
其次，我們必須從思想上重塑文化自信。長期以來，香港法律界一直存在着對英國法律文化的盲目崇拜，這種文化殖民的思維已經根深蒂固。我們必須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新武裝人心，讓香港法律人重拾對祖國法律文化的自信。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逐漸改革和完善香港的法治體系。比如，加大學土法官的培養力度，逐漸減少對外籍法官的依賴；重新審視法官佩戴假發等舊習俗，剔除其中的殖民色彩；加強香港法律人同内地法律界的交流，促進雙方的互相了解等。
這無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我們持之以恒、步步為營。但隻要我們保持定力，相信終有一天，香港的法治體系将徹底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陰霾，真正成為祖國法治的有機組成部分。
到那時，香港法官或許再也不會佩戴那頂象征殖民統治的假發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法治精神。那一天，香港法治的春天終将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