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自強
“靖康之難”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大動蕩。随着金兵南侵和宋室南遷，大批北方人口流入南方。
“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莊綽《雞肋編》）。尤其是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後，“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大駕初駐跸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辏”（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
據學者研究，當時北方移民人數大約在500萬人左右，進入杭州的就有16.5萬戶之多。嘉興毗鄰杭州，且經濟富庶、民風平和，也是南渡人口較為集中之地。據《宋史·高宗本紀》，建炎三年（1129）二月，宋廷“出米十萬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損直以粜，濟東北流寓之人”，可見這幾個地方的流寓人口極多。
當年跟着宋高宗南渡，即所謂“扈跸”者，大多是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經濟實力和文化素質遠較一般群眾高，朱熹就說：“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于東南。”比如嘉興的烏鎮，“民物蕃阜，第宅園池盛于他鎮，宋南渡後士大夫多蔔居其地”（清乾隆《烏青鎮志》）。他們往往是舉家遷入，是以到江南之後不久，就成為當地的名門望族。從
嘉興看，明清時期的許多文化名人，溯其祖上，多是來自北方的士大夫。可以說，沒有建炎、紹興年間的衣冠南渡，嘉興的文化名人要大打折扣。
比如明萬曆年間海内第一收藏家項元汴，祖上原籍洛陽，靖康末年，其始祖大理評事項晉随駕南渡，入浙籍，其後裔居于嘉興。有明一代，項家有兵部尚書項忠，詩人項元淇、畫家項聖谟等人。
又如清末曾任兩廣總督的名臣陶模，其祖上陶觀原籍浔陽，在汴京為官，建炎初随宋高宗南渡，在秀州抵禦金兵，就此居家于秀州。宋末其後人陶菊隐起兵抗元，兵敗後隐居于聞川（今王江泾鎮），成為當地望族。
以“濮綢”聞名的桐鄉濮院，得名于此地的望族濮氏，其祖著作郎、驸馬都尉濮鳳，原籍山東曲阜，建炎二年（1128）南渡至浙江，後至梧桐鄉，“謂鳳栖梧桐，事有适符，遂家于此”。濮鳳六世孫濮鬥南月立宋理宗有功，擢升吏部侍郎，賜第稱“濮院”。
明代文人譚貞默、清代詩人譚吉璁，其祖為河南人譚诠，宋高宗時南渡，任兩浙鹽運，元居紹興，明景泰年間移居嘉興。
近代傑出的出版家張元濟，其始祖張九成是北宋都城汴京人，“靖康之難”後随宋室遷居杭州。南宋紹興二年（1132），張九成中狀元，後任禮部侍郎兼經筵講官，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明洪武年間張家自錢塘遷至海鹽，其後有學者張奇齡、張惟赤等名人。
當然更有不少趙氏宗室也遷居嘉興，如在海甯市丁橋鎮有一趙家橋，《海甯州志稿》載：“趙家橋，宋南渡後，趙氏宗室合族居于此，故名。”舊志記載定居趙家橋的是魏王趙廷美，漢王趙元佐，商王趙元份、燕王趙德昭的後人。
明代史學家談遷所著《海昌外志》載：“宋時鹽官科第以趙氏為最盛，今趙家橋即其故居也。”從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至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中進士者共有14人，所謂“派衍宗潢南渡朝，一門科第姓名标”。平湖廣陳的趙氏也是系出宗室。咀天啟《平湖縣志·氏族》雲：“建炎初，有成忠君以安定郡王裔扈跸而南，高宗踢第海鹽之廣陳鎮（今屬平湖市），遂家焉。”其五世孫即是宋元間著名書畫家趙孟堅，舊志稱趙孟堅與其叔、其從弟等“同時登第者凡二十四人”。
在南渡的趙氏宗室中，最為著名的當數遷居崇德洲線（今桐鄉市洲泉鎮）的一代賢相趙汝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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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汝愚（1140-1196），字子直，原籍饒州餘幹（今江西上饒市餘幹縣）。趙汝愚是宗室子弟，為宋太宗趙光義八世孫，其祖父是申國公趙不求，其父是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趙善應，絕對是天潢貴胄，根正苗紅，趙汝愚是在其祖遷到嘉興洲泉後出生的。
元《至元嘉禾志》雲：“宋南渡初，士大夫來寓（洲泉）者，殆二十家，贈太師、申國趙公不求父子寓踰一紀，丞相福王實生于寺橋南之民舍。”“丞相福王”就是趙汝愚，他官至宰相、封福王。“一紀”即12年，趙汝愚出生于南宋紹興十年（1140），前推12年，正是“靖康之難”的次年，可見趙不求也是扈駕高宗而來。
趙汝愚雖名為“愚”，其人卻是絕頂聰明，更是胸有大志，年輕時就說過一句名言：“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為人一生，總得要在曆史上留下一筆，才算是對得起自己，可見其心氣之高。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趙汝愚參加科舉考試，殿試一甲一名，也就是中了狀元。不過，按照宋朝的規矩，宗室弟子是不能點為狀元的。這可能是為了避以權謀私之嫌，也可能是為了限制宗室幹預政事，宋孝宗就把趙汝愚黜為第三名探花（宋代筆記《雲谷雜記》所記為第二名“榜眼”），而以福建人蕭國梁為狀元。但天下皆知，趙汝愚才是這一屆事實上的狀元。
以趙汝愚的人品和才能，他得到宋孝宗的信任，在仕途上步步高升，是很自然的事。被宋孝宗稱為“文武雙全”的他，從著作郎起步，一路升到了吏部尚書、樞密使的高位。
紹熙五年（1194），宋孝宗去世，繼位的宋光宗趙惇與孝宗一直不和，稱病不執喪禮，又因精神受刺激發病而無法視朝。一時朝中人心浮動，朝政混亂，這時趙汝愚以國事為重，勇于擔當，他與工部尚書趙彥邊、知閣門事韓侂胄等商議，通過太後的幹預，逼使宋光宗禅位，把嘉王趙擴扶上了帝位，這就是宋甯宗，史稱“紹熙内禅”。
從曆史上看，凡是擅廢立之事的大臣，往往是大奸大惡之權臣。趙汝愚廢光宗立甯宗而仍被稱為賢相，就在于他對社稷對皇宗的赤膽忠心。甯宗即位，擁立之功最大的，是趙汝愚和韓侂胄，但當趙汝愚以右丞相身份執掌朝政時，卻以“外戚不言功”的理由，阻止韓侂冑出任節度使。
以趙汝愚幾十年沉浮官場的經驗，自然知道韓侂胄是不能得罪之人，他之是以決意不滿足韓侂冑的升官企求，就是他認為，一旦重賞韓侂胄，就等于向朝野公開表示，廢帝立帝是一件大功，這既為政治倫理所不容，也使得以後權臣行廢立之事時更為大膽。趙汝愚甘冒斷送政治生命的風險而得罪韓侂胄，正是他對國家的一片忠心。
果然，一年多後韓侂胄執掌權柄，當年因升官受阻而懷恨在心的他，得勢後不遺餘力地打擊趙汝愚，指使言官彈劾趙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将趙汝愚貶為甯遠軍副節度使，遠赴永州。
慶元二年（1196）正月，趙汝思行至古鄙（今湖南炎陵）時，發病暴卒，也有說是為轉侂胃的黨羽所毒殺，一代賢相就此喪于奸臣之手。
十年後，韓侂胄伏誅，趙汝愚得以平反，賜谥“忠定”，追封福王，為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其家鄉桐鄉立有趙忠定祠，又名丞相趙福王祠，趙汝愚的幾個兒子，全中進士，洲泉趙氏愈發興旺，成為當世有名的望族。現在桐鄉市洲泉鎮東田村中的趙家埭、趙家角的趙姓人家，也都是趙汝愚的後人。
【來自嘉興文史記憶.嘉興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