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曙 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來源：原載财新網
某教授在接受一次采訪時指出，“有一種說法說我們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要改成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我覺得提出這個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這一觀點引起了很大争議，多位經濟學者對此表示反對，另一某教授更是針鋒相對，喊道“反對擴大消費才是誤導中國”，認為目前大陸已經投資過剩，未來大陸經濟增長需要靠消費拉動。
那麼，到底靠消費拉動還是靠投資拉動？消費拉動會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模式嗎？
一、消費率的變遷是個曆史過程，遵循U型律
相較發達經濟體，中國消費率低，投資率高。目前，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約53%，低于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差距超過20%，有很大增長空間。在繼續投資刺激會造成行業産能過剩、資源浪費背景下，許多學者支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
那麼，大陸消費率真的低嗎？
其實，較高的投資率，相應的，即較低的消費率，是資本原始積累或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定階段的一般規律，簡單的将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作對比是沒有意義的。
理論上，在經濟由較低水準向較高水準階段演進過程中投資率的變化将呈現倒U型。自然，這也意味着，消費率的變化呈U型律。在經濟發展水準較低的階段，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除去基本消費外沒有太多剩餘，形成了消費率高、投資率低的格局；當經濟發展跨越低水準階段後，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除去基本消費外還有較多剩餘，加上強烈的增長沖動，社會資源将被更多地用于積累和投資，投資率高企，消費率則相對較低；當經濟發展進入較高階段後，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已經形成，産品豐富，人們收入豐厚，社會注意力由生産轉向消費，消費由生存型向享樂型延伸，消費率提高，而投資率有所下降。
各國經濟的經驗也表明，投資率變動服從倒U型律。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收入把世界各國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階段、中等偏下收入階段、中等偏上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以疫情前的2019年為例，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資本形成率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及低收入國家，也明顯高于高收入國家。
目前，大陸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這意味着，較高的投資率和較低的消費率對支撐大陸經濟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事實上，雖然大陸資本形成率遠遠高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但按人均角度考慮，發達國家每年的人均資本形成水準仍遠高于大陸。根據世界銀行資料，與G7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每年的人均資本形成額仍較低，比如，2022年美國人均資本形成額甚至是大陸的3倍以上。如此大的差距說明大陸在資本積累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從人均的角度看，大陸的投資不是太多了，反而是少了。
目前大陸離發達國家标準還有一定距離，若大陸過早的降低投資率，轉向提高消費率，可能導緻大陸陷入經濟停滞的災難。以阿根廷為代表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具有低投資率的特征。
是以，要判斷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拉動還是消費拉動仍要從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出發。
二、刺激消費可糾正經濟暫時偏離長期供給曲線，但并不改變長期供給曲線
投資對擴内需有乘數效應，這是經濟學教科書上常講的事情。現今一些經濟學者的研究認為消費也有同樣的效應，即消費對擴内需亦有乘數效應。比如，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螞蟻集團研究院曾聯合釋出報告稱：政府1元的消費補貼平均能夠帶動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根據有關方面統計，2022年上半年杭州各區、縣（市）共計發放各類消費券2.93億元，拉動消費超30億元。消費乘數效應的存在，讓相當部分經濟學者興奮，特别是是在目前中國消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背景下。盡管增加投資可減少企業積壓，但一旦投資完成又會形成新的産能，假若消費跟不上，對原本過剩的産能就會雪上加霜；而刺激消費則不同，消費拉動的是最終需求。是以，學者們的意見更傾向擴需求的重點不是投資而是消費。
那麼，該怎麼看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呢？
經濟增長是一個循環再生産過程。經濟運作過程包括生産、配置設定、交換、消費四個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四個環節有機聯系，社會再生産得以循環往複，社會财富增加。表面是産品和服務由生産到消費的循環，背後是所有創造社會财富的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資料、技術等都參與循環之中。
以一個僅包括投資與消費的二部門經濟為例，經濟循環中有幾點值得關注：（1）存在兩大潛在堵點。堵點①：若供需結構失衡，就可能造成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出現生産過剩現象，企業把産品生産出來後沒人買，産品壓庫，資金不能回流，再生産難以為繼，嚴重的話就出現大蕭條現象；堵點②：若企業家信心不足，或者說預期轉弱，認為未來投資的不确定性或風險在加大，包括缺乏安全感和公平感，就會收縮投資，導緻投資需求不足，經濟循環力量減弱，嚴重的話就會産生流動性陷阱現象，無論降低利率抑或增加貨币供應量也沒有作用，企業家不願意投資。（2）在暢通經濟循環中，消費須保持适當比例。社會總生産分為兩大類：一是生産資料，二是消費資料。社會再生産實作的核心問題歸根到底是比例問題，即社會生産兩大類之間必須保持适當的比例關系，通過“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得以進行社會再生産。在不同發展階段，這個比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前所述，當經濟發展跨越低水準階段後，社會資源将被更多地用于積累和投資，這個階段投資率較高，而消費率相對要低；當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後，高度發達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社會注意力由生産轉向消費，消費也由生存型向享樂型延伸，消費率提高，而投資率有所下降。
需求不足、生産過剩在工業化社會的經濟循環中并不少見。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主要由人口、資本和技術進步等驅動。但從短期來看，由于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等原因，一國的産出不僅僅是供給端決定的，還要考慮到供需平衡。例如，當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時，總需求＜總供給，企業生産出來的商品銷售不足，形成了庫存積壓和“過剩”，實際産出是以低于潛在産出，出現産出的負缺口，有時也被稱之為衰退缺口，經濟運作出現暫時偏離長期經濟增長趨勢。
經濟運作在長期過程中是能夠自我校正(self-correcting)的，也就是說，當經濟中存在負缺口時，經濟會被推回到潛在産出水準，使得産出缺口變回零。這種自我校正過程一般要花費幾年甚至十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在凱恩斯時代，大部分經濟學家把短期看作無關緊要，凱恩斯則務實的指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是以，他提出不要等待經濟的自我校正，而是政府應該使用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在經濟總産出偏離潛在産出水準時推動其回到潛在産出水準。比如，當經濟存在衰退缺口時采用擴張性政策刺激投資或消費。
在這個圖裡SRAS是短期總供給曲線，LRAS是長期總供給曲線，AD1是初始的總需求曲線，在初始的短期宏觀均衡點E1上，總産出水準是Y1，低于潛在産出水準Y2，政府要做的是采用積極政策增加總需求，将總需求曲線右移到AD2的位置，使得衰退缺口封閉，經濟達到新的短期均衡點E2，這個點也是長期宏觀經濟均衡點（參見《宏觀經濟學（第二版）》，保羅﹒克魯格曼、羅賓﹒韋爾斯 著）。
“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機制在于，短期内，通過擴張性政策刺激消費可彌補市場需求的不足。政府通過實施消費刺激政策（例如發放消費券或消費金），直接帶來産品需求量增加。消費刺激政策帶來産品需求的增長将直接形成實際産出，減少需求不足帶來的産出負缺口。同時，消費需求的增加将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産過剩問題，促使企業資金回流實作再生産循環，形成消費與生産的正向回報，促進實際産出向潛在産出水準回歸，推動經濟回歸長期增長趨勢，糾正經濟對長期供給的暫時偏離。
可以看出，無論刺激消費的财政政策還是貨币政策都僅僅是一種經濟穩定政策，是管理短期經濟波動的工具與封閉短期産出缺口的手段。盡管從短期來說，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會對經濟産生較重要的影響，但這些擴張政策所驅動的需求曲線右移對總産出的沖擊是暫時的，并不會影響經濟的潛在産出，它們隻是通過将總産出水準推動到潛在産出水準位置。
三、推動長期經濟增長還需從供給側發力，重構長期總供給曲線
需求側管理，無論刺激投資還是消費都是讓生産得以繼續的短期應對之策。短期的應對當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否則如凱恩斯的名言“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經濟停擺了。凱恩斯名言諷刺了那些隻看長期，不顧短期問題的經濟學家。然而今日，人們對經濟的觀察分析隻見短期不見長期，地方政府也常囿于穩增長的KPI考核，陷入過度關注短期經濟增長，反而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這背後部分源于人們對長期經濟增長之“長期”的錯誤認知。一般談論長期的經濟增長都是有關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是以，容易産生長期即長遠的看法，長期經濟增長就是遙遙未來的經濟增長。當遇上經濟下行的時候，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度過當下難關，把長期經濟增長的事放在一邊，認為那是日後再去考慮的事情，日子就這麼一天天、一年年的過吧。殊不知，由于經濟運作總是趨向于回到潛在産出水準上，實際總産出水準會圍繞潛在産出水準波動，很少過多背離，是以，從長期比如幾十年來看，經濟增長率的走勢非常接近潛在産出增長率走勢。實際上，長期經濟增長中的“長期”和代表經濟潛在産出水準的長期總供給曲線中的“長期”是一緻的。也就是說，長期經濟增長讨論的是潛在經濟産出水準。
近年來大陸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潛在産出增長率的下降。中國經濟的真正挑戰在于長期供給曲線的重構問題，而非短期的需求不足問題，需要從供給側持續發力。
過去的數十年，大陸采取了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人口紅利和大規模投資使得國内生産能力迅速提高。然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和勞動投入對增長率的貢獻會逐漸降低。随着大陸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本收益出現遞減，要素驅動高速增長的模式己經走到了盡頭。提升全要素生産率，重塑長期總供給曲線，才能走出新的、高品質發展之路。
全要素生産率的下降是近年來大陸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從格羅甯根大學的計算結果看，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在2014年之後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目前大陸全要素生産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02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僅為美國的40%、德國的44%、日本的63%。。
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二者都離不開有效投資。技術進步并不單獨存在，必然附着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上，要使用新技術，就必須積累資本。是以，以技術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産率，就意味着将更多的投資用于支撐未來全要素生産率不斷進步的戰略性新興産業與未來産業等新質生産力。
增加有效投資是協調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經濟穩定的一緻性的重要紐帶：短期來看，投資是構成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有效投資将直接帶來需求的增長，封閉由于需求不足帶來的短期衰退缺口；長期來看，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使社會資本從效率低的行業轉向效率高的行業，推動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
目前,中國既需要解決短期需求不足的問題，也需要解決長期有效供給動力的問題。前者需要在需求側加強管理，後者則需要供給側的持續發力。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更多的是學者們針對短期内如何解決經濟恢複向好問題提出的方藥。但從長期來看，隻有發揮市場作用，增加有效投資才能為穩增長提供更為持久的動力。實質上，擴大有效供給也是擴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