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聯合國的最初歲月
過家鼎
大陸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聯合國即應恢複中國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國的操縱下,中國的席位一直為台灣當局所竊據。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終于通過了恢複大陸合法席位、驅逐台灣當局代表的提案。大陸政府當即決定派代表團前往聯合國接收中國的席位,并參加正在進行的第26屆聯大。
周恩來等上司人親自到機場送行
當時,大陸在美國沒有使館和任何代表機構,中美兩國關系的緊張狀态尚未消除,代表團到紐約可謂人生地不熟。這一切為開展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對此代表團成員是有充分估計的。
代表團的人員組成是比較完備的,除了團長、副團長、代表和副代表外,從業人員還包括調研員、翻譯、秘書、記者、醫生、報務員、廚師、司機、公務員等,共六七十人。
翻譯組的幾個人要負責所有的口譯、筆譯工作,包括打字、校對,甚至印刷、裝訂等,而且必須時刻準備着,一下飛機即開展工作,沒有先遣籌備的過程。對于翻譯組負責人過家鼎來說,盡管他參加過各種國際會議和出訪活動,但執行本次任務是沒有先例可尋的,是以必須做充分的準備:各種工具書、字典要帶上;十幾年的《北京周報》合訂本要帶上;大陸政府曆年重要聲明的中、英文本要帶上;打字機要帶上;還要帶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準備過程中,他生怕有一絲疏忽或遺漏,當時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譯機構全部搬去,隻有這樣才能放心。
然而,遠途飛行對行李重量有嚴格的限制,是以過家鼎不得不對資料和書籍一一檢查、落實,盡量多帶公用物品,少帶私人用品,個人的正式服裝隻帶了兩套,最後還是放棄了好幾大箱子物資。
11月9日清晨,過家鼎與一部分同志先去機場檢查托運的行李。行李的重量确實相當大,廚師們把炒菜用的鐵鍋、炒勺和切菜用的刀都帶上了,公務員把理發工具也帶上了。大家都懷着激動和興奮的心情,準備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做好本職工作,為祖國争光。
11月9日上午9點半,代表團全體成員在首都機場整裝待發。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首都幾千名群衆敲鑼打鼓、手持鮮花前來歡送。周總理同代表團全體成員合影留念,然後一一握手告别。機艙門關了,飛機開始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上司人不斷揮手緻意,目送飛機離開跑道、飛上天空之後才離去。這樣隆重熱烈的歡送場面給代表團成員留下了畢生難忘的記憶,同時也使他們每個人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重任。
美國記者早在艙内恭候
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的消息是當時全世界的頭号新聞。代表團抵達美國後将成為新聞記者追蹤的對象,對此大家是有心理準備的,是以早已拟好團長在機場的講話稿并印好了書面的英譯文,準備下飛機後立即散發。
出乎意料的是,當代表團成員登上班機時,頭等艙裡早有三位“不速之客”恭候在此。為首的那位年近花甲,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新聞主持人,名冠全美的沃爾特·克朗凱特。另外兩人扛着錄影機。克朗凱特對中國代表團的行蹤了如指掌,是以預訂了緊靠中國代表團上司的頭等艙座位,便于當場進行采訪。
團長喬冠華欣然接受了采訪,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内容包括中國對初進聯合國的感想,中國對中美關系發展前景的看法,等等。這在當時确實代表着中國政府的重要表态,具有很大的新聞價值。紐約時間11月11日下午,飛機降落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當大批
記者蜂擁而至的時候,大概沒人注意到沃爾特·克朗凱特的新聞小組已悄悄離去。果然,當晚人們打開電視機的時候,這次飛機上的采訪以及中國代表團抵美的其他鏡頭,便有聲有色地出現在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電視熒屏上。
前來機場迎接的有聯合國禮賓司司長、紐約市政當局的代表、一些友好國家的駐聯合國代表等。一大批愛國華僑也趕到機場,揮動着自制的五星紅旗前來歡迎。當然,迎接代表團的不全是鮮花與掌聲,也有一批反對派在現場搖旗呐喊,但代表團聽不見他們喊的是什麼,因為他們的聲音早已被歡迎的人聲所淹沒。
代表團的安置和遭遇的安全問題
中國代表團進駐紐約是中國官方人員首次來到美國開展正式的外交活動。當時,尼克松尚待訪華,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在代表團人員離開北京之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代表團的部分人員。毛主席把去聯合國開展工作和鬥争比喻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周總理諄諄教誨大家要振奮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聯合國的外交鬥争,絕不辜負祖國人民的重托。
中國代表團的下榻地點是羅斯福旅館,與聯合國總部隻隔兩條馬路。這是羅馬尼亞代表團的朋友根據我方的委托幫忙預訂的。每年聯大期間,附近的旅館客房十分緊張,羅馬尼亞朋友在接到我方的電報之後,一兩天内便訂好了旅館,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鑒于中國代表團的處境和紐約的環境,代表團對安全問題是十分重視的。我方将羅斯福旅館14層的70多個房間全部包了下來,一部分作會客之用,其餘每人一間。因為代表團沒有專職的警衛人員,是以将負責保衛的任務全部交給了紐約市警方。紐約市政當局對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十分重視,特派了雙倍的武裝警察晝夜值班。值班時每班兩人,一人面對電梯而坐,監視着每個從14層電梯口出來的人,另一人坐在房間裡。
代表團的辦公室、宿舍和武裝警察的值班室緊挨在一起。是以,一天24小時的活動全置于他們的監督之下,保密便成了頭等大事。為了保證安全,代表團規定從14層下樓必須兩人同行,出旅館必須三人同行;為了防止竊照,在卧室裡用床單把鏡子遮起來;為了防止竊聽,從不召開帶有實質内容的工作會議,對于有些問題代表團成員在走廊裡輕聲交換意見,重要内容用檔案或寫在紙上傳達。
常駐代表團從業人員遇害
1972年1月,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去巴拿馬出席安理會讨論拉美問題的會議。過家鼎作為翻譯組的組長一同前往。他剛從巴拿馬傳回紐約,就獲悉發生了工勤人員王錫昌被害的不幸事件。原來,在此前的一個星期六晚上,王錫昌為大家放映電影完畢後回房睡覺,第二天同僚們發現他已沒有了呼吸,遂将他緊急送往醫院。法醫對屍體進行了解剖,但仍查不清死因,是以屍體暫存醫院冰櫃。
這件事驚動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團長喬冠華根據訓示寫信給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要求美國有關當局立即進行徹底調查,以查明死因和兇手。美方答應責成紐約當局與中國代表團配合追查兇手。
過了兩個多月,中國代表團接到紐約市醫院的通知,說王錫昌是喝了含有尼古丁的水引起了神經中樞麻痹而死亡。我方當即取回了一小杯死者的胃液,連同一杯他生前喝過的水,交給信使一并送回國内。國内有關部門的檢測結果與美方醫院的結論一緻。原來是兇手在王錫昌的飲水壺裡投入了劇毒尼古丁。幸運的是,兇手沒有找到代表團公用的燒水壺。如果兇
手将尼古丁投入這個公用的燒水壺裡,那麼後果将是不堪設想的。盡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協助破案,美方也允諾與我方配合,但由于情況複雜,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回答,成了曆史之謎。
王錫昌同志被追認為烈士,骨灰被送回國内安葬,追悼會在八寶山隆重舉行。外交部上司以及出席第26屆聯大的部分國内人員均出席了哀悼儀式,向這位年輕的常駐代表團從業人員緻以最後的敬意……
第一次出席聯大會議就享受極高禮遇
翻譯組成員出席第26屆聯大的首要任務是準備喬冠華團長在聯大全體會議上的第一篇發言稿。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亮相,發言内容将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發言稿是在國内準備的,多達七八千字,是經過周恩來總理親自修改、毛澤東主席定稿的。代表團在國内已準備好了英文及法文的譯稿,到現場後又繼續修改完善,最後定稿,列印了300份英文譯稿和近100份法文譯稿(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隻有110多個)。
11月中旬,聯大早已結束一般性辯論,進入了各項議題的具體讨論。為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達,聯合國定于11月15日舉行歡迎大會并讓中國代表團緻辭。11 月15日上午10時,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會議大廳。熱烈歡迎的氣氛頓時彌漫整個會場,形成本屆大會的又一高潮。發言一直持續到下午6時,共有57個國家的代表向中國代表團緻了歡迎詞,氣氛熱烈,盛況空前。
喬冠華團長的發言約45分鐘。他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莊嚴地闡明了中國政府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中國現在不做、将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幹涉和欺負别人的超級大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聯合國應當在維護國際和平、反對侵略和幹涉、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将同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為維護各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為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共同努力。”
發言結束後,幾十個國家的代表走到講台前與喬冠華團長握手,表示祝賀,這樣的禮遇超過了任何國家在一般性辯論發言後所受到的禮遇。會前所印制的文稿在會上散發時被一搶而空,代表團成員不得不趕回旅館重新列印,會後繼續散發(當時沒有影印機,需要重新列印蠟紙,再一份一份地油印出來)。
在聯大所目睹的熱烈感人場面,使代表團成員親身體會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同時,代表團成員看到自己翻譯和列印的文稿受到這麼多國家代表的重視和歡迎、産生這麼大的影響,深感這是對大家勞動的最大回報。興奮之餘,他們忘掉了這段時期以來經常徹夜不眠、連續工作的疲勞。
中文翻譯被提到突出地位
聯合國秘書處有一個龐大的翻譯機構,主要分筆譯和口譯兩大部門。中文筆譯人員有100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員),中文口譯人員20餘人,全部是當地華人。這些人都是第一次與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接觸,雖然大部分均有愛國之心,但對祖國的情況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傳的影響或因同台灣當局官方人員的關系,對中國代表團的人員心存疑慮。
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後,喬冠華團長和陳楚大使及時召集全體中文翻譯人員,向他們鄭重宣布:中國代表團十分重視中文翻譯工作,主張将中文翻譯人員一個不少地留下來,保留原來的職位,希望他們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為祖國增光。此番表态使中文翻譯人員倍受鼓舞,也為聯合國的中文工作開創了嶄新的局面。
在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之前,中文雖然也是聯合國的正式語言,但實際上并不受重視。台灣當局的代表不使用中文,緻使譯好的中文檔案往往失去時效,有的成了一堆廢紙。中文口譯人員由于無人收聽他們的翻譯,因而有時在工作期間關掉麥克風,在口譯廂裡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出席聯合國的各種會議均使用中文。從此,在聯合國秘書處中文的地位凸顯,中文的筆譯、口譯人員被刮目相看,深感身價倍增,個個情緒高漲。與此同時,他們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壓力,因為人們對聯合國筆譯、口譯的要求提高了,那種敷衍馬虎、不求進取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聯合國秘書處翻譯人員全部都是在美國的華人,有的來自大陸香港、台灣,有的祖籍雖在大陸,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國之間的隔絕,與大陸幾乎失去了聯系。他們中,一部分人已近退休年齡,一部分人是聯合國剛從美國或大陸的香港、台灣招來的年輕人。在翻譯方面,他們都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特别是在同聲傳譯方面,對大陸的語言很不熟悉。是以,聯合國急需從中國大陸招募一批青年人來充實翻譯隊伍。
然而,同聲傳譯是一項專門技術,在中國尚屬空白,無處招聘,怎麼辦?當時,聯合國主管人事的副秘書長加拿大人戴維遜對中國十分友好,很關心中文的翻譯工作。戴維遜主動建議,由聯合國出資,請中國的外語學校幫助聯合國培養一批口譯人才。這項協定付諸實施後,連續十餘年,北京外國語學院培養了一批批同聲傳譯人才,充實到聯合國的中文翻譯隊伍中來。
随着中國國力日益增強以及在國際舞台上愈加活躍,将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成為“國際組織人才”,代表中國在國際組織中貢獻力量,為人類福祉和可持續發展而奮鬥。面臨新世紀的重大挑戰,青年朋友們任重而道遠!
(本文根據 《進入聯合國的最初歲月》改編)
來源:閱讀公社(據《中國外交故事》)
作者:過家鼎(資深翻譯家,中國前駐馬耳他、葡萄牙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