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風中的家長，被“圈養”的學生和老師，鄉鎮學校的這一舉動有人笑有人哭

溯洄者說

2024-04-23 13:00釋出于湖北

連軸轉？

躺在床上的鄭麗猛然睜開眼睛，點亮手機看了一眼時間，已經晚上八點二十了。

鄭麗艱難地起了身，門外早已被夜色浸透，月亮在雲層裡若隐若現，鄭麗騎上了車，要去接自己九點放學的兒子。

作為一位标準的“陪讀媽媽”，鄭麗提起自己年輕時候還是很開心，那個時候和丈夫在大城市裡從事着基礎的體力勞動，每天下班之後都可以“出去逛逛”。鄉下人來到城市，她覺得“一切都很新奇”，是自己沒見過的世界。

但這個世界很快被重置了。兒子小宇要上國中，國小并不出彩的成績單，加上看到城市家庭在教育裡的掙紮，讓她有了深深的焦慮，她思索再三，決定回到農村，做一位陪讀媽媽。為了貼補家用，提高家庭的物質積累，鄭麗白天都在鎮上一家服裝加工廠工作。早上把兒子送到學校後直接去廠裡，下午下班順帶把兒子接回家。

但自從兒子上了初三，學校開始要上晚自習。結束了一天把人當機器的工廠規訓，鄭麗原本就指望晚上的時間休閑放松，結果現在晚上要去接兒子放學，兒子接回來之後還要給他做飯，陪着孩子做作業，密集的經紀人式母職實踐有點讓鄭麗“吃不消”。

其實鄭麗隻是晚上守候在校門外衆多家長中的一個縮影。對于他們來說，被“無辜”拉進了教育内卷的浪潮之中。家庭角色完全擠占了個人角色，自己被強制性地塞進并要迎合孩子的學習和生活軌迹，有點兒被孩子“殖民”的味道。

圖 | 晚自習還未放學，校門口已經排起了來接孩子的家長

對于這些家長來說，給予他們意義感以及在寒風冷雨中等待的最大支撐力來自于孩子的學習成績。今年三十五歲的張文就有點兒苦惱，自己孩子的成績一直提不上去，感覺孩子不是“學習的料”，卻每天晚上也要在這“飽受折磨”，她覺得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是又不能和孩子說，他壓力已經很大了。”孩子弱勢的學習成績和家庭角色所加諸在身體上的重擔正在合力侵蝕這些媽媽們的内心世界，無意義感被放大，而内心的苦悶又沒有可以發洩的地方，隻能越積越多，甚而逐漸産生了母職倦怠。

張文一直在勸慰自己，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倦怠的漩渦之中。她在偶爾一次和另一位同在校外等候的年輕媽媽搭上話，感受到了對方也有很強的母職焦慮，頓時有點兒相見恨晚。于是每天晚上兩人就會借着等孩子放學的時間互相傾吐苦水，慢慢的，又有一些家長加入了她們的對話，一個由教育焦慮撮合的“媽媽團”就這樣産生了，她們互相加了微信，甚至還建了一個群。在群裡她們互相分享教育經驗，發洩生活中的不滿，“有一群能和你感同身受的人，就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孩子都一樣不省心。”張文笑了起來，緊鎖的眉頭終于舒展了開來。

當然，還是有很多家長對于學校開設晚自習的做法表示認同和支援。夏紅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家庭條件的限制，夏紅沒有給孩子報名輔導班，但同時又深受網際網路傳達給她教育競争白熱化的焦慮，這讓她很是愧疚，感覺自己辜負了孩子的前程。晚自習的到來，無疑給身處消極情緒中的夏紅帶來了一絲曙光。

圖 | 晚自習放學，家長們陸續接到了孩子

在她看來，晚上有學校管理，有老師教授知識，或許可以彌補沒有補習班的缺憾，也可以和日益加劇的教育競争“碰一碰”。但是，晚自習對于孩子學習成績的提升作用到底有多大，夏紅心裡也摸不到底。“有總比沒有好嘛。”夏紅還很是樂觀。

對于物質積累較弱的農村家庭來說，晚自習雖然也要支付給學校一定的費用，但是相較于市場化的教育訓練班來說，這點成本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再加上現在“雙減”政策的出台，教育訓練班更是“夾縫中求生存”，難覓蹤影。而且孩子晚自習是處在學校這個封閉性的教育專業化場域，既能保證外在的安全，又能接受内在的知識，兩全其美，何樂不為？

九點一到，緊閉的校門緩緩打開，學生們魚貫而出，鄭麗緊張地向人群張望，終于接到了小宇，她說還得回家給孩子做飯，便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

好累？

丁偉推開家門，便将裝滿書的書包狠狠砸向桌子，癱在了沙發上。

對于從初二剛升初三的他來說，突然加上的晚自習差點“要了命”。原本五點多就能放學，然後回家把作業寫完，還能有較為充足的時間打打遊戲，出去走走，但現在卻被“囚禁”在教室裡，隻能望着窗外目光可及的流溢着燈光的街道“望洋興歎”。

圖 | 視覺中國

升入畢業班，普職分流的政策結果時刻都在刺激着家長、學生以及學校的神經。在這根紅線之上，教育内卷化加劇，鄉村學校作為教育資源和教育實力均處在末端的弱勢一方來說，隻能通過增加對學生行為規訓的程度——即嚴格要求學生隻能做有關學習的事情，以及延長學生在校接受知識灌輸的時間長度——即晚自習也用來講課，“雙管齊下”來抵禦教育壓力向下傳導所帶來的焦慮，提高鄉鎮學校在縣域教育競争中“出圈”的可能性。

但學校增設晚自習，把學生“圈在”學校也意味着學生該時間段在家庭場域的生活學習的正常習性——比如這個時間點在家本該玩耍或者是休息，要被推翻并重置，而新習性的習得和内化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是以一開始，大多學生在被強制接觸晚自習時，都覺得不适應。

 對于文莉來說，每天晚上的晚自習擠占了她好不容易盼來的周末。在沒有晚自習的時候，文莉的課後時間是由自己和家長自主配置設定和籌劃的，家裡人給文莉報了數學和實體的補課班，每周上兩次課，分别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結果現在學校增加了晚自習，這個強制性的指令釋出之後，文莉的課外教育訓練隻能挪到周末，“原來每天都在盼周末，結果現在什麼盼頭都沒有了。”文莉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裡有些抱怨，也有些無奈。

志強在提到晚自習時，也是一臉的不高興。他說每天這個點，他早已和他的兄弟們騎着電摩在大街小巷呼嘯而過，現在卻隻能拘身于教室的一隅捱過這漫長的晚自習。志強對于考上高中并不報什麼希望，是以他覺得這個晚自習對于他來說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學校那邊要求必須要有家長手寫的自願放棄晚自習，以及在此期間出事都與學校無關的承諾書才同意“放行”，志強向家人傳達了學校的要求，家裡人卻不同意出具承諾書，理由是怕志強晚上瞎跑出事，還不如老老實實待在學校裡。沒有家長的承諾性書面保證，志強就隻能被迫接受學校晚自習對自己的身體規訓。

但是，學校的晚自習是帶有提高學習成績的目的，這與志強對于學業的目标追求相悖。并且學校為了盡可能穩定課堂紀律，由校長——年級主任——班主任組成的層級監視系統會形成對學生高強度的身體規訓。志強與學校提升成績目标的不契合，加上被監視“鎖”住的身體和無法被“鎖”住的心性之間的張力，緻使志強總在晚自習“情感出逃”，甚至成為班級學習秩序的越軌者。

圖 | 來源于網絡

“真的，你很難想到我有多無聊，老師讓我晚自習睡覺，但是晚上這個時間正是玩的時候，怎麼可能睡得着。學校不放我走，家裡也不簽字，我就隻能賴在學校。（是以）我就想着讓老師頭疼，這樣我就應該能回去了”是以志強想要通過故意大聲說話，把桌子闆凳弄出噪音等，來消解學校的耐性，進而被驅逐出晚自習的時空規訓，獲得身體和心靈的雙重自由。

學校晚上五點半吃晚飯，吃完晚飯正是初一初二放學的時候，何峰每次看到初一初二的學生放學回家，心裡五味雜陳。但是相比于放學時間的延後，學校食堂的晚飯更是堵在何峰心口的一塊重石。每天食堂的晚飯大多是饅頭、面條，配上洋芋絲和鹹菜，好的時候會有蛋炒飯，當然學校對于晚飯的收費為5元，價格隻是午飯的一半。但何峰依然很郁悶，因為他覺得“豬都不吃”的東西拿來糊弄學生，還要收五塊錢，學校非常“黑心”。是以很多時候，何峰晚餐都不去食堂，而是挨着餓等到晚自習放學回家再吃晚飯。“家裡的飯再難吃也比學校的飯好吃。”這是何峰對于學校晚飯的評價。

成績一直位于中上遊的黃鑫雖然能夠了解學校增設晚自習的做法，但也直言身體受不了。剛入初三的他，早上六點二十就要到班讀書，晚上九點離校，一天将近十五小時都浸泡在學校裡，成為了一個妥妥的“學校化生物”。

鄉鎮學校對于限制學生的制度規則，以及監視系統的打造都較為嚴苛。身處其中的學生主體性被很大程度地壓制消滅。而晚自習的設立，增加了學生被管制的時空長度。

“晚自習老師一般讓我們做題，然後講題，非常無聊。第一節課還好，越往後越困，特别是臨放學的那節課，大家心其實都不怎麼靜得下來。”黃鑫的講述顯得異常平靜，他說，“如果你晚上放學的時候站在學校門口看，你會發現大家眼裡都沒有光了。”

作為教育内卷下沉，教育競争提前産物的晚自習，究竟是服務于學生成長成才的“制勝法寶”，還是塑造“做題機器”的“流水工廠中的房間”，亦或隻是時間的無效化内卷？這個問題需要深思。

圖 | 視覺中國

當然，成績一直名列年級前茅的李可在談論晚自習時，更多的是一種認同和支援。據她所說，自己沒有手機，即使沒有晚自習，回到家也隻是做完作業，然後看看書就睡覺了。有規律的生活有可能就會堕入無聊和虛空。沒有人講話，有的時候做完作業不知道該幹什麼，成為了讓她時感苦惱的事情。而留在學校晚自習，既能完成作業，又能有人講話，還能習得知識，在她看來何樂而不為呢？李可說，老師也經常和他們說，城裡的學校都有晚自習，而且放學更晚，這樣一來就更能了解學校的做法了。“學校也是為我們好，希望我們能考的高些，然後上一個好的高中。”李可笑着吐出這句話。

可以說，一個晚自習，對于學生來說，又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吧。

沒有辦法的辦法？

“上面教育局讓我們搞晚自習，我們也沒有辦法。”陳主任略微有點兒焦急。

學校所處的縣域，在之前的全市所有縣域的總體排名中處于末端，而學校在縣域的中學中排名也不是很好看，便受到了縣教育局的“特殊關照”。縣教育局對陳主任說，整個縣就隻有他們學校沒有晚自習了。

“教育局一開始還想讓所有年級都上晚自習，但是我們考慮到晚上農村路不好走，學生安全問題，還是決定隻讓初三上晚自習。”縣域教育局作為主管縣域教育事業的政府部門，對很多決定具有裁量權，甚至可以推動非制度性甚至是有違制度規允的決定“大行其道”。比如在當地，縣域教育局給國中施加壓力，讓國中也施行周末補課，以此提升整個縣域的教育實力，在市級縣與縣的競争中脫穎而出。而學校作為被管轄的一方，對教育局很多帶有“灰色地帶”性質的決定“敢怒不敢言”，隻能想辦法如何做好一個“緩沖地帶”，既不得罪教育局，又不得罪家長。

但是，增設晚自習落到學校和老師頭上的壓力是巨大的。晚上九點放學，農村基礎設施以及監控系統的不完善，導緻校方對學生的生命安全十分擔憂。“我們就發了一個承諾書，要求每個孩子必須要有家長來接才允許放行。我們會在校門口放一個簽到簿，每個家長到學校門口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簽到，有簽到才給接孩子。路上如果出了什麼意外，後果也由家長自行承擔。如果不同意的話，那就不要讓自家小孩來上晚自習了。”

圖 | 來源于網絡

如何最大程度保證孩子從出班級門到進家門的安全，以及如果真的有意外發生，如何最大程度減少牽連是懸在校方頭上的“一把刀”。為此，班主任要集合好隊，清點人數，保證是所有孩子都一起走到校門，然後核對簽到簿上家長的名字，再允以放行。如果有家長未及時簽到，孩子會到值班室等待家長到來，班主任也會在微信群甚至是直接電話聯系家長。放學時，校門口也會有年級主任進行巡視，確定校門口的安全。

學校既想最大化摘除這些潛伏着的不安穩因素，力保每位學生的安全，又想在偶然性事故發生後能夠“完美”脫身，就要確定“程式正義”，每一個環節都要謹慎。在學校裡面要謹慎，在學校外面，學校無法觸及時，就需要家校合簽承諾書類似的承諾性書面檔案來卸掉不可控因素對自身的波及。“就這樣，如果真出事了，學校還是逃不掉，一定也會受到影響的。”陳主任無奈地搖了搖頭。

作為第一次帶畢業班的青年教師小王老師來說，晚自習真的是給她“上了強度”。學生早上六點二十要到校，班主任就要更早，晚上要陪學生到九點。學校提倡班主任課間都要待在教室裡看着學生，這種“圈養式”密集的班主任職責既剝奪了小王老師安排自己生活的機會，又時刻被學校給班級制定的排名目标壓力裹挾。

在沒帶畢業班之前，每次放學之後，小王老師可以和其他年輕的老師朋友們出去吃晚飯，然後回到辦公室聊會兒天再回宿舍，這是她疲累一天之後對自己最大的獎勵。但現在，她隻能自己一個人去食堂，晚上還要經常到班級外面轉悠一下，年級組晚自習不定時對老師的點名，包括每次考試班級的整體結果都要被年級主任放大再放大地進行評析等等，都時刻在提醒着小王老師，想當好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其實并不容易。

萬主任去年是初三年級的年級主任，她說去年一年她承擔了太多太多的壓力。因為每個年級的年級主任一般是固定的，且是跟年級走的，但恰巧去年自己的孩子聯考，當管理畢業班碰到自家孩子聯考，雙重的壓力和焦慮有時候壓得萬主任“喘不過氣來”。初三增設的晚自習使得萬主任教育角色和家庭角色扮演的時空互相争奪打架。

“每天晚上要待在學校三個小時，家裡小孩在市裡上學，晚自習放學了再開車趕回去就很晚了，小孩早就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得回來，是以平常我直接在這邊的家裡休息。幾乎都是他爸爸在照看着他，我覺得很愧疚吧，但是這邊又不能不管。”萬主任難掩悲傷。

對于萬主任來說，“主任”和“母親”兩個身份時刻都在拉扯着她。學校晚自習的增加使得萬主任的母職實踐弱化，甚至在家庭場域有些“半退出”的趨勢。無法全心全意服務于自身家庭文化資本的再生産使得萬主任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之中。同時，負責畢業班的升學，學校這一方也會給萬主任制定目标，使得萬主任在學校場域也無法收獲輕松。兩相交織，使得萬主任這一年過得極其煎熬。

圖 | 來源于網絡

是以，對于鄉鎮學校來說，晚自習不論是作為教育内卷裹挾下的無奈性回應，還是被縣域教育局拉入排名競賽後的半強制性指令要求，其背後都深埋了學校和老師們太多的壓力與無奈。

經濟風口？

晚自習的結束是方甯一天之中最盼望的時刻。

方甯是一個賣小吃的流動攤販，對于她來說，晚自習是她的經濟風口。每天晚上晚自習結束，她的攤位前面就圍滿了人。

“上完課小孩肯定都餓了，又那麼晚，家長回去一般都不想再做飯，肯定就會直接買點東西給自家小孩，多省事啊。”國中還沒畢業的方甯在做起生意來，可是絲毫不含糊。

低成本高效率、低準入門檻的小吃攤在鄉鎮一直都較為風靡。在街頭巷尾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各式各樣的小吃攤。當然，小吃攤之是以能夠融入鄉村肌理，主要原因則在于地攤經濟的低消費特性。“買一碗涼皮也就六七塊錢，這比城裡的便宜多了。”方甯說道。

圖 | 校門口附近的小吃攤

而學校和小吃似乎是“天作之合”。對于學生來說，小吃是不同于“學校食堂”和“家裡餐桌”這種隻是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一種娛樂性甚至兼具精神性的追求。是以，小吃獲得了空間上的優勢地位。晚自習的加入，又把小吃攤的優勢地位拔高了一層。時間上的契合，使得“饑腸辘辘”的學生和“不想做飯”的父母都有了可以解決的方案，小吃的多樣性又給孩子和家長提供了豐富的選擇權。

對于小涵來說，每天晚上都要來幾串炸串。她說，這意味着一天的結束，終于脫離晚自習的“魔爪”，也意味着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就要到來。回到家一邊玩手機一邊吃炸串，是她最獨特但也是最質樸的釋放與解壓方式。此時的小吃攤被學生賦予了一種結束一天學校的規訓生活和找回個體性——自己想做什麼做什麼的象征意義，同時也是屬于學生時代最簡單但也是最實用的娛樂手段。

對于同樣是流動商販的孫青來說，現在的她有些“進退兩難”。自己的兒子現在也正值初三，一邊賣烤蕃薯一邊等兒子放學，原本是一件“雙赢”的事情，但烤蕃薯卻給自己的孩子招來了苦惱。據青姐說，班裡的一些同學會經常拿“他媽是賣烤山芋的”之類的話語來嘲笑自己的兒子，以至于兒子讓她以後不要賣烤蕃薯或者不要在學校附近叫賣，但是青姐又難以割舍掉這個經濟風口。她去找了孩子的班主任，希望班主任制止班裡同學對兒子的捉弄，但是成效甚微，甚至有更過分的孩子會在經過她的攤販時學着喇叭裡的吆喝聲大喊“賣烤山芋”，這也讓她很是頭痛。

在鄉鎮地區的孩子觀念中，職業是有高低之分的，他們有自己的評價标準。評價标準的主觀性加上有些鄉村孩子的低文化素養就會使得一些職業被污名化，這種對父母職業的污名化會延伸到學校場域，進而形成對孩子的一種精神霸淩，甚至衍生成一種肢體暴力。

青姐現在依然處于困惑與猶豫之中，她至今也無法想明白，賣烤蕃薯究竟是如何“得罪”了那群孩子們的。如果說，以前的黑夜給她帶來的是喜悅，是一個個蕃薯換來家庭條件一點點進步的滿足感，但現在，青姐望着眼前的黑夜，又輕輕把頭低了下去，不言一語，隻剩喇叭裡“賣烤蕃薯”的叫賣聲劃破寂靜的夜晚，久久回蕩。

圖 | 在等學生下晚自習的小吃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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