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于農民家庭，在生活上一直堅持着尚樸思想，是以對于高雅華貴的書畫珍玩古董器皿，不但不愛好，而且頗為反感。如其将宮廷牆壁上寫上聖賢名言，而不用富麗皇堂的畫作。故而明代宮廷内不重古代名人書畫的征集，宮中的收藏基本上是接收元代内府的物品。因為明代沒有成立真正的畫院機構，是以宮廷内收藏的書畫作品，也沒有完整的記錄。從實際情況上看，整個明代宮中的書畫藏品，明初後不但沒有增加，甚至流失于外仍不少。
其原因有二。一是皇帝賜給皇親貴族近侍大臣，如洪武時将内府所藏郭熙名作《窠石平遠圖》賜予晉王朱㭎，“永樂十三年七月，學士楊士奇等侍文華殿，上出趙孟所書《滕王閣序》賜之”【1】。用這樣高雅珍貴之物賜給臣屬，當然表現的不是一般的寵愛心意，其中内涵頗為豐富。
二是人為流失。明宮對于書畫的保管沒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藏品的取送非常混亂，“成化末，太監錢能、王賜在南都，每五日舁書畫二櫃，循環互玩。禦史司馬公望見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并收雲南沐府物，計值四萬餘金”【2】。宮廷中的書畫珍品，太監們竟能随便取出互相循環把玩，如此狀況，損壞丢失自然不可避免。
明初宮廷對于書畫收藏的不重視，給社會上的文人士大夫的收藏留出了一定的空間。如楊士奇不但受到了皇帝曆代法帖的賜予，自己還通過各種管道進行着書法墨迹拓片的收藏。楊士奇是當時非科舉進士入仕者，靠的是智慧能力，由低層一步步升入内閣。其能文學，喜書法，故而雖喜愛收藏碑帖，但不是專門收藏家。所謂不是專門收藏家，是說其隻憑愛好，通過朋友之間交往收藏，收藏的目的是雅玩，不是為了錢财涉利。如此所得，大都是當時社會上的流通之物，不是貴重之品。楊士奇有君子風度，所收藏之碑帖，皆說明誰贈送，非常光明正大。正因為如此，其更能代表社會上文人墨客之時尚愛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楊士奇在《東裡集》卷九、十、十一及《續集》卷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的題跋中，大都是對于自己所見和收藏的碑帖有所評價，特别是在《續集》的題跋中，對于自己的收藏及來源，皆有比較詳細的說明，現将其收藏簡要地說明如下：最早的文字有《泰山李斯篆四帖》，漢碑拓有《漢廬江太守範君碑》《漢修孔子廟器碑陰》《漢郎中鄭固碑》《漢司隸校尉忠惠魯君碑》《漢封龍山碑》《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漢谷城長張君碑》《漢溧陽校官碑》《漢修孔子廟器碑》《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漢圉令趙君碑》《漢北海相景君碑》《白石神君碑》《漢碑陰》等，魏初的有《受禅表》《上尊号》，晉時有王羲之《蘭亭序（十四種）》《黃庭經》《遺教經》《樂毅論》、王獻之《洛神賦》；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代的作品更多，有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碑》、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褚遂良《哀冊文》、歐陽通《道因法師碑》、顔真卿《東方朔畫像贊》《多寶塔碑銘》《八關齋碑》、柳公權《玄秘塔銘》、李邕《麓山寺碑》《雲麾将軍碑》、張從申《玄靜先生碑》等。宋人蘇轼《羅池廟迎享送神詩》、夢英《千文》，元人如鮮于樞、趙孟、虞集等人也有不少。明代初期的如宋克《七姬厝志》、陳文登《通波阡表》、程南雲《千字文》等，還有叢帖如《淳化閣帖》《汝帖》《寶晉齋帖》等多種。楊氏所記非常樸實直率，亦不乏學術思想，如：
東明精舍《峄山碑》，陳思孝自北京寄惠，此帖蓋浦江鄭氏東明精舍所刻本也。宋景濂謂此用長安本翻刻，然以餘觀之，亦出紹興本，未知果如何，當求識者辨之。
右《蘭亭》刻闆在蜀，或雲蜀府伴讀浦江鄭楷家所刻。餘得之行人劉紹，蓋趙松雪所臨者。視北京臨本，筆氣微勝。又得北京《樂毅帖》于錢習禮檢讨，亦松雪臨者，頗佳。遂附于後雲。
《绛帖》，此帖得之定國徐公，宜珍襲之。【2】
在此，楊士奇不但記載了所得碑帖的來源，既顯示了朋友間的情誼，又證明非無理所取，同時不忘鑒定與學術思想的展現，讀之令人如沐春風。再看其所得叢帖，記載時内涵豐富，除多有意趣外，對世态變故亦寓筆下，讀之令人深思。其記《汝帖》二帖曰：“此石刻在河南汝州，永樂丙申冬，中書舍人陳彜訓扈從還南京，探其裝有《汝帖》二本皆表完，遂以此分我。右《汝帖》十卷，凡十三幅，各有汝州之印外，因錄二幅得之河南佥憲劉鹹士，皆視餘前所得者頗優，此刻長睿辨之甚悉。”楊士奇為人忠厚仁義，有長者君子風度，朝廷官吏多願與之交往。中書舍人陳彜訓扈從永樂帝巡視，回來時與楊士奇相見，因同朝為官又是好友，故少不了接風洗塵，然後問及有何所獲。當楊氏探知其得有兩本《汝帖》時，便言行遊戲，表現出了要求分羹之意，陳氏聰明大方，便随其意分給一本，楊氏所記用一“探”字，既幽默诙諧，又準确生動，神來之筆也。另有記《淳化閣帖》三帖曰：
此本吾故人朱吉季甯家物，朱洪武末為湖廣佥憲，坐累被逮，盡賣文籍為行費，此帖落江夏沈氏。今歲仲舉展省還江夏時，沈氏落甚，其子亦盡賣文籍，仲舉因購此見惠。簽題猶朱手筆，覽之增感。此帖蓋摹刻皆下，獨“二王”有數帖庶幾然，甚不多也。
右《淳化帖》四本，泉州刻也，餘友陸伯旸家故物。洪武甲戌冬，餘自武昌歸，陸以贈别，簽題皆陸手筆，圖書具存，獨念故人不作久矣。而此刻今歸内府，亦不可得也。
右《淳化帖》五本，泉州所刻者，永樂乙未春，餘得之兵部尚書四明金世忠。餘家舊得于陸氏者，與此頗各有缺略及錯簡，遂得互相參考，而宋米芾嘗辨其間僞書，及黃伯思法帖刊誤所論，皆見餘之别錄。【4】
其一是說是帖原為湖廣佥事朱吉家物，坐累被逮後家敗，被江夏沈氏所得，沈家落泊後，亦為生活所迫變賣之，可謂貧富禍福間世态變換難以預料，世人當以善為本好自為之也。仲舉購得此帖後，贈給了楊士奇。《明史》載：“楊翥，字仲舉，亦吳人，少孤貧，随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窘乏，翥辄解館舍讓之，而己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宣宗诏試吏部，稱旨，授翰林院檢讨，曆修撰。正統中，诏簡郕王府僚，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翥為左右長史。久之，引年歸。王即大位，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進尚書，給祿緻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笃行絕俗，一時缙紳厚德者，翥為最。”【5】由此可知，楊翥是個德行高尚之士，而楊士奇亦是個有情必報者，二人關系非常密切，故而楊翥将所得之帖贈送給士奇，雖然其為“摹刻皆下”者，但也成就了一段君子之交的美談。宋代翻刻的泉州本《淳化閣帖》，在明初流傳很少了，楊士奇所得的《淳化閣帖》五本及《淳化閣帖》四本，便是不全的泉州本，兩者互相補充認證，為其增加了諸多樂趣。
楊士奇還記載了“不完《绛帖》”的收藏過程：“右不完《绛帖》數紙，洪武庚午在武昌旅邸，得于鄰舍弊箧中，紙墨已甚昏爛，不忍棄也。表為一卷，視泉、汝蓋遠過之。”【6】楊士奇在差旅途中，撿到了别人抛棄的“昏爛”《绛帖》數紙，裱好後發現，比自己所藏的泉州本《淳化閣帖》及《汝帖》都要高出一籌，可謂物歸擇主也。楊士奇的收藏，代表了一般士人愛好碑帖的收藏情境，不求其金錢價值，要的是樂趣和欣賞情懷，同時也為了擴充知識有助書法學習等方面。随着社會的穩定，農業生産及商業、手工業不斷發展，全國的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人們對于文藝之事，也大加注意，專門收藏書法也已經成為一種現象。
沈周是吳中非常優秀的書畫家，不事科舉，以書畫維持生計。其為了自己的書畫藝術能有大的成就，不遺餘力地購買自己喜歡的書畫來學習研究，達到提高自己藝術水準的目的。其收藏的書畫比較有名者，請其友、狀元、書家、朝廷大員吳寬為之題跋。如其收藏了宋代四大家書法，吳寬有“題宋四家書”曰：“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谟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啟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蘇黃米。”【7】明朝前期不興宋人書，沈周不受科舉制度及士人思想影響，以自己的喜愛，珍藏宋人書可謂難能可貴。然因朱熹是理學大師，故對四大家排名上屈從之，可謂人在俗中不能不俗也。
沈周在宋四家中，對黃庭堅書情有獨鐘，收藏頗多，吳寬在《跋山谷書發願文》時曰：“啟南所藏黃書數種，予嘗獲遍覽，當以此卷為最。”【8】沈周在繪畫上的突出成就，與其大量的借鑒黃庭堅書法的線條分不開，故而對黃氏書法多加收藏，而吳認為《發願文》在沈氏收藏的黃書中最佳。後來，沈周獲得鐘繇《薦季直表》墨迹，請李應祯、吳寬等朋友一起欣賞，吳寬為之題跋曰：“史載鐘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迹之存于世者，則僅止此。啟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9】在此吳寬所說沈周收藏很豐富，以《薦季直表》為第一，且不說《薦季直表》真假如何，但可知沈氏确實富有收藏，且得到了世人們的羨慕。
沈周的收藏影響到了他的朋友及書畫弟子們，書畫家如文徵明等愛好收藏，影響了大江南北，形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尚。關于書法的收獲情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曰：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資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辇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未幾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沒内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萬曆）初年，張江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途稍狹，而所收精好，蓋人畏其焰，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内，散人間。時韓太史（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購之，間及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賞鑒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箧笥之藏，為時所豔。【10】
在沈德符所記的這些人中，大都是有功名官職者，說明這種風氣已經涉及到上層官員。他們的收藏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權力人脈及資金物質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視為明代大奸臣的嚴嵩、嚴世蕃父子，其專設钤山堂來鑒藏曆代名人書畫。嚴嵩官到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與其子世蕃狼狽為奸，擅權朝廷，讒害忠臣，打擊賢良，作惡多端終有報，嚴嵩被除罷為民，其子嚴世蕃被誅。在抄其家時，文彭在《钤山堂書畫記》中進行了記載，曆代名家書法有：【11】
魏鐘繇《戎路兼行》《薦關内侯季直表》
晉王羲之《眠食帖》《此事帖》《裹鲊帖》《思想帖》《月半帖》《大熱帖》《黃素黃庭内景經》王獻之《鴨頭丸》《奉書帖》索靖《出師頌》
六朝陳大建《真草千字文》
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歐陽詢《千文》唐人雙鈎《十七帖》趙模《集晉字〈千文〉》褚遂良《倪寬贊》柳公權《小楷〈度人經〉》顔真卿《書朱巨川诰》《送劉太沖序》《送裴将軍詩》《争座位帖》孫過庭《書譜》林藻《深慰帖》李懷琳《絕交書》吳通微《千字文》張旭《春草帖》懷素《自叙帖》，絹本《草書千字文》盛唐墨寶鐘紹京墨迹韋莊《借書帖》
宋徽宗《書女史箴》《大字詩》高宗《書度人經》《臨褉帖》蔡襄《進禦詩表》《茶錄》《小簡》蘇轼親書《前赤壁賦》《小楷〈芙蓉城詩〉》《大字書陶淵明〈飲酒詩〉》《簡帖》《九歌》《赤壁前後二賦》《長公真迹》《跋陳氏家教》黃庭堅《諸上座帖》《松風閣帖》《百字令》《山谷墨迹》《伏波神祠詩》《山谷草書》《山谷千字文》《文節墨翰》《黃太史真迹》《山谷真迹》《山谷遺筆》《黃庭堅墨迹卷》《草書》米芾《天馬賦》《草書九帖》《易說》《手簡》《金山賦》《大字詩》《茶歌》《蔡蘇黃米》《蘇黃米卷》《蘇黃米墨妙》《蘇黃米蔡》《宋四大家書》墨迹文彥博真迹歐陽修真迹陸遊《詩翰》《朱子和張敬夫詩》《小簡》張即之《大字詩》釋靜賓《百詠梅花詩》晉唐宋墨迹、唐宋墨迹、集宋名筆藏經
元趙孟《六體千字文》《三體千字文》《千字文》《行書千字文》《寫絕交書》《臨〈十七帖〉》《臨〈蘭亭〉》《補唐人不全帖》《小楷〈洞玉經〉》《心經》《書右軍四事》《臨〈東方朔畫贊〉》《洛神賦》《臨〈洛神十三行〉》《常清靜經》《寫陶淵明詩》《親筆》《壽樂堂記》《慧聚寺藏殿記》《金書〈道德經〉》《金書〈金丹經訣〉》《大字四言詩》《文敏真迹》趙雍《篆書千字文》馮海粟《字》錢良右《小字〈麻姑壇記〉》錢逵《篆書〈黃庭經〉》鄭元佑等《遊仙詩》段天佑《臨〈十七帖〉》俞和《白石〈續書譜〉》
國朝宋克《陶淵明詩》名賢翰墨（皆滕權解缙書）沈度《聖學心法序》李東陽《草書詩》《春興八首》《西涯墨迹》《西涯詩字》《喬宇詩字》祝允明《秋興八首》《文賦》《草書》《枝山翁卷》《枝山字》徐霖《篆書〈赤壁賦〉》文徵明《詞翰》《詩卷》《翰林詩字》《雜詩》《太史詩》《詩字》《離騷九歌》《千字文》。
嚴氏钤山堂收藏，不但數量多，而且品質非常高，大都是稀世珍寶，價值連城，可以說曆史上的著名書迹，大都被收入钤山堂之中。從獲得的方法上，大部分是受賄之物，甚至是明搶豪奪者，最終落入沒收充公的下場。《萬曆野獲編》雲：
嚴氏被籍時，其他玩好不經見，惟書畫之屬，入内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而長君希忠尤多。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後朱病亟，漸以饷江陵相，因得進封定襄王，未幾張敗，又遭籍沒入官。不數年，為掌庫宦官盜出售之，一時好事者，如韓敬堂太史、項太學墨林輩争購之，所蓄皆精絕。其時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百之矣。其曾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曆司半印，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曆司半印，蓋當時用以籍記挂号者。今卷軸中，有兩府印，并钤于首幅，蓋二十年間，再受填宮之罰，終于流落人間。每從豪家展玩，辄為低回掩卷焉。但此後黠者，僞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赝近百出，又不可問矣。【12】
嚴氏倒台後，家産全部被沒收，朝廷對于收繳的這批書畫贓物，并沒有合并于朝廷收藏品中。這個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其道理也很簡單，就是朝廷不能将這些不義财物，與宮中所藏的書畫珍品相提并論、混為一談。是以，明朝廷将收繳充公的書畫大都折成廉價，充當薪俸發放給近侍官員，此不是國庫沒有錢的原因，而是對這些不義之财鄙視的一種表現，讓書畫藏品重新傳回社會民間。董其昌雲：“懷素《自叙帖》真迹，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内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内，後給侯伯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诏曾摹刻《停雲館》行于世，餘二十年前在槜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唯此為最。”【13】董氏又雲：“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擘窠大字卷在長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内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為槜李黃中丞所藏。餘嘗婆娑賞玩。今又轉入金沙于氏矣。”【14】這些書畫珍品的回歸社會，為書畫的學習提供了很大友善。
之後，秀水項元汴以鑒藏書畫成名，他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民間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齋名墨林堂、天籁閣、淨因庵主等。其鄉人朱彜尊記曰：“子京以善治生産富，能鑒别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閣，坐質庫估價，海内珍異十九多歸之。”【15】項元汴祖父項綱做過縣令，父親項铨不事科舉業，專心經營家業，在嘉興當地成為巨富。生有三子，元汴為最小者。大兄元淇，不善理家，又好善樂施，晚年家資蕩盡，貧窮潦倒；二兄德壽，進士及第，官至郎中，子孫多有功名；項元汴勤儉節約，不遺餘力發展家業，資産雄居江南。其雖然不事科舉，但聰明智慧，能文善書，特别愛好收藏書畫古董，建“天籁閣”以儲之，成為當時聞名海内的大收藏家。
項氏收藏的特點是将藏品用《千字文》編号，并把收藏每件書畫作品的價格進行記錄，對人們了解當時書畫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對此南韓學者鄭銀淑有專著《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近年來李萬康撰寫《編号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釋》一書，在項氏鑒藏的諸多問題上有更多的發現。關于項氏收藏書畫總數，1979年翁同文在台北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季刊》發表《項元汴千文編号書畫目考》一文，推測項氏舊藏書畫總量約2190件。【16】李萬康通過自己的考察分析則認為：“總估項氏舊藏書畫大概不到1100件。雖然這一數量表面上不算太多，但實際容量卻很龐大：平均一件所含書畫即便以3幅計算，項氏舊藏書畫所含本幅總量（名賢題跋不計）至少也在3300幅以上，樂觀估計，可能在4000至4500幅之間。這一數字相當驚人。”【17】其還在書後附有文獻記載及傳世的項氏書畫收藏表，計有書法657件，繪畫總數791件，令人震撼不已。
沈德符所提到的王弇州兄弟，是太倉人王世貞（1526—1590）、王世懋（1536—1588）二人，其父王忬官至右都禦史，王氏兄弟又皆進士入官，家境非常優越，在仕途及文學著作等影響上，以世貞為大。王世貞年齡比項元汴小一歲，而同年去世，其官至刑部尚書，為文學上“後七子”之一，李攀龍去世後，獨主文壇二十餘年，著述衆多，影響很大。其收藏頗有淵源，重要代表作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零七卷、《古今法書苑》七十六卷，其中書法文獻、書法史及賞評等文字頗多，而對自己收藏的曆代及當代書法亦有記載，後人将其彙內建《書畫跋》及《藝苑卮言》單獨成冊流傳，可以看出其在法書收藏上的執着，并多有評論，為人們研究明代書法提供了非常可貴的資料。
晚明社會上的書畫收藏熱潮仍然高漲，并且出現了收藏世家，而收藏者大都編有綱目記載，如張醜著有《清河書畫舫》，《四庫提要》評之曰：“是表所列，以書畫時代為經，以世系為緯：第一格為其高祖元素所藏，第二格為其曾伯祖維慶、曾祖子和所藏，第三格為其祖約之、叔祖誠之所藏，第四格為其父茂實所藏，第五格為其兄以繩所藏，第六格為醜所自藏，第七格為其侄誕嘉所藏。上起晉下迄明，計作者八十一人，四十九帖，一百一十五圖，中多名迹。”【18】此為其家族六代九人所藏之記錄，從中亦能反映出當時社會上收藏之宏偉局面也。之後，汪砢玉收藏亦有重名，且著有《珊瑚網》，為世人所稱。《四庫提要》雲：“砢玉亦以其父愛荊與嘉興項元汴交好，築‘凝霞閣’以貯書畫，收藏之富，甲于一時。其有所憑借，約略相等。故皆能搜羅荟萃，勒為巨編。”【19】汪氏徽州人寄籍嘉興，砢玉之父受項元汴影響，亦鐘愛于對書畫古董的收藏，且建“凝霞閣”儲藏幅軸器物，以與項元汴“天籁閣”媲美。汪砢玉混迹官場，官為鹽運使判官，此雖為從六品之職，但鹽運非常重要，官于此者多有餘利，為其收藏提供了經濟基礎。明季雖然社會混亂不堪，但書畫收藏之風仍然延續，為清代的收藏及金石學的盛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晚明的書畫收藏熱興盛不衰，但沒有出現項元汴那樣的集大成者，衆多的古代書畫作品，進入到較多的收藏家手中。此時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商賈大戶加入了收藏隊伍，他們雖然為附庸風雅之舉，但卻能為形成社會風氣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明代中後期，地域商賈興起，其中尤以徽商、晉商為最，特别是以鹽鹾、絲綢業起家的徽商，财産巨者可以敵國，成為全國資金勢力最為雄厚者。
經濟上的富庶，引起了他們對于高雅文化的向往，是以很多暴發的商賈，将剩餘财力投向書畫市場。《俨山外集》載：“蘇醜，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隐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于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為鑒戒也。”【20】蘇氏不惜萬金購買書畫，但還是因真正的愛好所緻，其雖然是商賈之人，而懷有文人墨客之心，非常可貴。但還有一大部分商賈其并不懂書畫，對書畫的收藏完全是附庸風雅，或有其他目的。《書畫記》雲：“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而外者，搜尋而歸，是以所得甚多。”【21】商賈們的參與，對于社會風氣和書畫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收藏書畫作品的用途有四：一是附庸風雅，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二是做廣告，以證明自己的經濟實力；三是作為處理官場關系的手段；四是将其當作保值升值的商品對待。是以，商賈們彼此攀比，互相競争，真赝不辨，個别出手大方，一時書畫市場顯得既繁榮又混亂。沈德符雲：“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辄傾囊相酬，真赝不可複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參進蘇米，其敝不知何極。”【22】
徽商晉賈商号遍天下，特别是經濟發達的江浙一帶，到處是他們的足迹，蘇州、杭州、南京、松江等城市商賈雲集，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權力和商賈之外，存在着一批酷愛書畫的藝術者。他們的收藏并不是純粹為了經濟利益，更多的是為了學習和研究，書畫落在他們手中，才能真正地發揮出傳承藝術的作用。但他們經濟實力較弱，有時為了收藏，甚至給家庭經濟帶來困窘。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雲：“餘小時即好書畫，以為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鬥俗塵者。一遇真迹辄厚赀購之，雖傾産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23】當然這是個别現象。值得肯定的是，書畫家們的收藏，不同于一般愛好者，對于他們來說，收藏名聲的大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對他們的書畫學習和創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1】［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036頁。【2】［明］汪砢玉《珊瑚網》卷四十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83頁【3】［明］楊士奇《東裡集》卷二十至二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明］楊士奇《東裡集·文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645—646頁【5】《明史》卷一百五十二《楊翥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4194頁。【6】［明］楊士奇《東裡集·續集》卷二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634頁【7】［明］吳寬《家藏集》卷四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52頁。【8】［明］吳寬《家藏集》卷四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52頁【9】［明］吳寬《家藏集》卷五十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93頁。【10】［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中華書局，1959年，第654頁。【11】［明］文彭《钤山堂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第829—832頁。【1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中華書局，1959年，第211頁【13】［明］董其昌《畫禅室随筆》卷一，《中國書畫全書》第3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第1004頁。【14】［明］董其昌《容台集》，《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242頁。【15】［明］朱尊彜《曝書亭集》卷五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54頁。【16】翁同文《項元汴千文編号書畫目考》，《中國藝術史季刊》第九卷，台灣東吳大學，1979年。【17】李萬康《編号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2頁。【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一十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09—2910頁。【1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一十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10頁。【20】［明］陸深《俨山外集》卷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6頁。【21】［清］吳其貞《書畫記》卷二，遼甯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頁。【2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年，第653頁。【23】［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華書局，1959年，第255頁。
本文經授權摘自《萬象：明代書法與社會文化》張金梁 著，上海書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