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生活上一直坚持着尚朴思想，所以对于高雅华贵的书画珍玩古董器皿，不但不爱好，而且颇为反感。如其将宫廷墙壁上写上圣贤名言，而不用富丽皇堂的画作。故而明代宫廷内不重古代名人书画的征集，宫中的收藏基本上是接收元代内府的物品。因为明代没有成立真正的画院机构，所以宫廷内收藏的书画作品，也没有完整的记录。从实际情况上看，整个明代宫中的书画藏品，明初后不但没有增加，甚至流失于外仍不少。
其原因有二。一是皇帝赐给皇亲贵族近侍大臣，如洪武时将内府所藏郭熙名作《窠石平远图》赐予晋王朱㭎，“永乐十三年七月，学士杨士奇等侍文华殿，上出赵孟所书《滕王阁序》赐之”【1】。用这样高雅珍贵之物赐给臣属，当然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宠爱心意，其中内涵颇为丰富。
二是人为流失。明宫对于书画的保管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藏品的取送非常混乱，“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舁书画二柜，循环互玩。御史司马公望见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并收云南沐府物，计值四万余金”【2】。宫廷中的书画珍品，太监们竟能随便取出互相循环把玩，如此状况，损坏丢失自然不可避免。
明初宫廷对于书画收藏的不重视，给社会上的文人士大夫的收藏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杨士奇不但受到了皇帝历代法帖的赐予，自己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着书法墨迹拓片的收藏。杨士奇是当时非科举进士入仕者，靠的是智慧能力，由低层一步步升入内阁。其能文学，喜书法，故而虽喜爱收藏碑帖，但不是专门收藏家。所谓不是专门收藏家，是说其只凭爱好，通过朋友之间交往收藏，收藏的目的是雅玩，不是为了钱财涉利。如此所得，大都是当时社会上的流通之物，不是贵重之品。杨士奇有君子风度，所收藏之碑帖，皆说明谁赠送，非常光明正大。正因为如此，其更能代表社会上文人墨客之时尚爱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杨士奇在《东里集》卷九、十、十一及《续集》卷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的题跋中，大都是对于自己所见和收藏的碑帖有所评价，特别是在《续集》的题跋中，对于自己的收藏及来源，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现将其收藏简要地说明如下：最早的文字有《泰山李斯篆四帖》，汉碑拓有《汉庐江太守范君碑》《汉修孔子庙器碑阴》《汉郎中郑固碑》《汉司隶校尉忠惠鲁君碑》《汉封龙山碑》《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汉谷城长张君碑》《汉溧阳校官碑》《汉修孔子庙器碑》《汉鲁相晨孔子庙碑》《汉圉令赵君碑》《汉北海相景君碑》《白石神君碑》《汉碑阴》等，魏初的有《受禅表》《上尊号》，晋时有王羲之《兰亭序（十四种）》《黄庭经》《遗教经》《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代的作品更多，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哀册文》、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多宝塔碑铭》《八关斋碑》、柳公权《玄秘塔铭》、李邕《麓山寺碑》《云麾将军碑》、张从申《玄静先生碑》等。宋人苏轼《罗池庙迎享送神诗》、梦英《千文》，元人如鲜于枢、赵孟、虞集等人也有不少。明代初期的如宋克《七姬厝志》、陈文登《通波阡表》、程南云《千字文》等，还有丛帖如《淳化阁帖》《汝帖》《宝晋斋帖》等多种。杨氏所记非常朴实直率，亦不乏学术思想，如：
东明精舍《峄山碑》，陈思孝自北京寄惠，此帖盖浦江郑氏东明精舍所刻本也。宋景濂谓此用长安本翻刻，然以余观之，亦出绍兴本，未知果如何，当求识者辨之。
右《兰亭》刻板在蜀，或云蜀府伴读浦江郑楷家所刻。余得之行人刘绍，盖赵松雪所临者。视北京临本，笔气微胜。又得北京《乐毅帖》于钱习礼检讨，亦松雪临者，颇佳。遂附于后云。
《绛帖》，此帖得之定国徐公，宜珍袭之。【2】
在此，杨士奇不但记载了所得碑帖的来源，既显示了朋友间的情谊，又证明非无理所取，同时不忘鉴定与学术思想的展现，读之令人如沐春风。再看其所得丛帖，记载时内涵丰富，除多有意趣外，对世态变故亦寓笔下，读之令人深思。其记《汝帖》二帖曰：“此石刻在河南汝州，永乐丙申冬，中书舍人陈彝训扈从还南京，探其装有《汝帖》二本皆表完，遂以此分我。右《汝帖》十卷，凡十三幅，各有汝州之印外，因录二幅得之河南佥宪刘咸士，皆视余前所得者颇优，此刻长睿辨之甚悉。”杨士奇为人忠厚仁义，有长者君子风度，朝廷官吏多愿与之交往。中书舍人陈彝训扈从永乐帝巡视，回来时与杨士奇相见，因同朝为官又是好友，故少不了接风洗尘，然后问及有何所获。当杨氏探知其得有两本《汝帖》时，便言行游戏，表现出了要求分羹之意，陈氏聪明大方，便随其意分给一本，杨氏所记用一“探”字，既幽默诙谐，又准确生动，神来之笔也。另有记《淳化阁帖》三帖曰：
此本吾故人朱吉季宁家物，朱洪武末为湖广佥宪，坐累被逮，尽卖文籍为行费，此帖落江夏沈氏。今岁仲举展省还江夏时，沈氏落甚，其子亦尽卖文籍，仲举因购此见惠。签题犹朱手笔，览之增感。此帖盖摹刻皆下，独“二王”有数帖庶几然，甚不多也。
右《淳化帖》四本，泉州刻也，余友陆伯旸家故物。洪武甲戌冬，余自武昌归，陆以赠别，签题皆陆手笔，图书具存，独念故人不作久矣。而此刻今归内府，亦不可得也。
右《淳化帖》五本，泉州所刻者，永乐乙未春，余得之兵部尚书四明金世忠。余家旧得于陆氏者，与此颇各有缺略及错简，遂得互相参考，而宋米芾尝辨其间伪书，及黄伯思法帖刊误所论，皆见余之别录。【4】
其一是说是帖原为湖广佥事朱吉家物，坐累被逮后家败，被江夏沈氏所得，沈家落泊后，亦为生活所迫变卖之，可谓贫富祸福间世态变换难以预料，世人当以善为本好自为之也。仲举购得此帖后，赠给了杨士奇。《明史》载：“杨翥，字仲举，亦吴人，少孤贫，随兄戍武昌，授徒自给。杨士奇微时，流寄窘乏，翥辄解馆舍让之，而己教授他所。士奇心贤之。及贵，荐翥经明行修，宣宗诏试吏部，称旨，授翰林院检讨，历修撰。正统中，诏简郕王府僚，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讲仪铭及翥为左右长史。久之，引年归。王即大位，入朝，拜礼部右侍郎。景泰三年进尚书，给禄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笃行绝俗，一时缙绅厚德者，翥为最。”【5】由此可知，杨翥是个德行高尚之士，而杨士奇亦是个有情必报者，二人关系非常密切，故而杨翥将所得之帖赠送给士奇，虽然其为“摹刻皆下”者，但也成就了一段君子之交的美谈。宋代翻刻的泉州本《淳化阁帖》，在明初流传很少了，杨士奇所得的《淳化阁帖》五本及《淳化阁帖》四本，便是不全的泉州本，两者相互补充认证，为其增加了诸多乐趣。
杨士奇还记载了“不完《绛帖》”的收藏过程：“右不完《绛帖》数纸，洪武庚午在武昌旅邸，得于邻舍弊箧中，纸墨已甚昏烂，不忍弃也。表为一卷，视泉、汝盖远过之。”【6】杨士奇在差旅途中，捡到了别人抛弃的“昏烂”《绛帖》数纸，裱好后发现，比自己所藏的泉州本《淳化阁帖》及《汝帖》都要高出一筹，可谓物归择主也。杨士奇的收藏，代表了一般士人爱好碑帖的收藏情境，不求其金钱价值，要的是乐趣和欣赏情怀，同时也为了扩展知识有助书法学习等方面。随着社会的稳定，农业生产及商业、手工业不断发展，全国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人们对于文艺之事，也大加注意，专门收藏书法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沈周是吴中非常优秀的书画家，不事科举，以书画维持生计。其为了自己的书画艺术能有大的成就，不遗余力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画来学习研究，达到提高自己艺术水平的目的。其收藏的书画比较有名者，请其友、状元、书家、朝廷大员吴宽为之题跋。如其收藏了宋代四大家书法，吴宽有“题宋四家书”曰：“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刑，而谓黄米出，有欹倾狂怪之势，故世俗甲乙曰，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苏黄米。”【7】明朝前期不兴宋人书，沈周不受科举制度及士人思想影响，以自己的喜爱，珍藏宋人书可谓难能可贵。然因朱熹是理学大师，故对四大家排名上屈从之，可谓人在俗中不能不俗也。
沈周在宋四家中，对黄庭坚书情有独钟，收藏颇多，吴宽在《跋山谷书发愿文》时曰：“启南所藏黄书数种，予尝获遍览，当以此卷为最。”【8】沈周在绘画上的突出成就，与其大量的借鉴黄庭坚书法的线条分不开，故而对黄氏书法多加收藏，而吴认为《发愿文》在沈氏收藏的黄书中最佳。后来，沈周获得钟繇《荐季直表》墨迹，请李应祯、吴宽等朋友一起欣赏，吴宽为之题跋曰：“史载钟太傅事魏，殊有伟绩。此荐焦季直表，又见其为国不蔽贤之美。其书平生所见特石刻耳，若真迹之存于世者，则仅止此。启南所藏法书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9】在此吴宽所说沈周收藏很丰富，以《荐季直表》为第一，且不说《荐季直表》真假如何，但可知沈氏确实富有收藏，且得到了世人们的羡慕。
沈周的收藏影响到了他的朋友及书画弟子们，书画家如文徵明等爱好收藏，影响了大江南北，形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尚。关于书法的收获情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曰：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今上（万历）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购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10】
在沈德符所记的这些人中，大都是有功名官职者，说明这种风气已经涉及到上层官员。他们的收藏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权力人脉及资金物质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视为明代大奸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其专设钤山堂来鉴藏历代名人书画。严嵩官到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与其子世蕃狼狈为奸，擅权朝廷，谗害忠臣，打击贤良，作恶多端终有报，严嵩被除罢为民，其子严世蕃被诛。在抄其家时，文彭在《钤山堂书画记》中进行了记载，历代名家书法有：【11】
魏钟繇《戎路兼行》《荐关内侯季直表》
晋王羲之《眠食帖》《此事帖》《裹鲊帖》《思想帖》《月半帖》《大热帖》《黄素黄庭内景经》王献之《鸭头丸》《奉书帖》索靖《出师颂》
六朝陈大建《真草千字文》
唐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欧阳询《千文》唐人双钩《十七帖》赵模《集晋字〈千文〉》褚遂良《倪宽赞》柳公权《小楷〈度人经〉》颜真卿《书朱巨川诰》《送刘太冲序》《送裴将军诗》《争座位帖》孙过庭《书谱》林藻《深慰帖》李怀琳《绝交书》吴通微《千字文》张旭《春草帖》怀素《自叙帖》，绢本《草书千字文》盛唐墨宝钟绍京墨迹韦庄《借书帖》
宋徽宗《书女史箴》《大字诗》高宗《书度人经》《临褉帖》蔡襄《进御诗表》《茶录》《小简》苏轼亲书《前赤壁赋》《小楷〈芙蓉城诗〉》《大字书陶渊明〈饮酒诗〉》《简帖》《九歌》《赤壁前后二赋》《长公真迹》《跋陈氏家教》黄庭坚《诸上座帖》《松风阁帖》《百字令》《山谷墨迹》《伏波神祠诗》《山谷草书》《山谷千字文》《文节墨翰》《黄太史真迹》《山谷真迹》《山谷遗笔》《黄庭坚墨迹卷》《草书》米芾《天马赋》《草书九帖》《易说》《手简》《金山赋》《大字诗》《茶歌》《蔡苏黄米》《苏黄米卷》《苏黄米墨妙》《苏黄米蔡》《宋四大家书》墨迹文彦博真迹欧阳修真迹陆游《诗翰》《朱子和张敬夫诗》《小简》张即之《大字诗》释静宾《百咏梅花诗》晋唐宋墨迹、唐宋墨迹、集宋名笔藏经
元赵孟《六体千字文》《三体千字文》《千字文》《行书千字文》《写绝交书》《临〈十七帖〉》《临〈兰亭〉》《补唐人不全帖》《小楷〈洞玉经〉》《心经》《书右军四事》《临〈东方朔画赞〉》《洛神赋》《临〈洛神十三行〉》《常清静经》《写陶渊明诗》《亲笔》《寿乐堂记》《慧聚寺藏殿记》《金书〈道德经〉》《金书〈金丹经诀〉》《大字四言诗》《文敏真迹》赵雍《篆书千字文》冯海粟《字》钱良右《小字〈麻姑坛记〉》钱逵《篆书〈黄庭经〉》郑元佑等《游仙诗》段天佑《临〈十七帖〉》俞和《白石〈续书谱〉》
国朝宋克《陶渊明诗》名贤翰墨（皆滕权解缙书）沈度《圣学心法序》李东阳《草书诗》《春兴八首》《西涯墨迹》《西涯诗字》《乔宇诗字》祝允明《秋兴八首》《文赋》《草书》《枝山翁卷》《枝山字》徐霖《篆书〈赤壁赋〉》文徵明《词翰》《诗卷》《翰林诗字》《杂诗》《太史诗》《诗字》《离骚九歌》《千字文》。
严氏钤山堂收藏，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非常高，大都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可以说历史上的著名书迹，大都被收入钤山堂之中。从获得的方法上，大部分是受贿之物，甚至是明抢豪夺者，最终落入没收充公的下场。《万历野获编》云：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百之矣。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盖当时用以籍记挂号者。今卷轴中，有两府印，并钤于首幅，盖二十年间，再受填宫之罚，终于流落人间。每从豪家展玩，辄为低回掩卷焉。但此后黠者，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苏人与徽人伎俩，赝近百出，又不可问矣。【12】
严氏倒台后，家产全部被没收，朝廷对于收缴的这批书画赃物，并没有合并于朝廷收藏品中。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其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朝廷不能将这些不义财物，与宫中所藏的书画珍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因此，明朝廷将收缴充公的书画大都折成廉价，充当薪俸发放给近侍官员，此不是国库没有钱的原因，而是对这些不义之财鄙视的一种表现，让书画藏品重新返回社会民间。董其昌云：“怀素《自叙帖》真迹，嘉兴项氏以六百金购之朱锦衣家，朱得之内府。盖严分宜物，没入大内，后给侯伯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吴郡陆完所藏也，文待诏曾摹刻《停云馆》行于世，余二十年前在槜李获见真本，年来亦屡得怀素他草书鉴赏之，唯此为最。”【13】董氏又云：“米元章好书，所作《天马赋》行草，已见数本。惟擘窠大字卷在长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内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尽从诸贵购之，后为槜李黄中丞所藏。余尝婆娑赏玩。今又转入金沙于氏矣。”【14】这些书画珍品的回归社会，为书画的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
之后，秀水项元汴以鉴藏书画成名，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民间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斋名墨林堂、天籁阁、净因庵主等。其乡人朱彝尊记曰：“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15】项元汴祖父项纲做过县令，父亲项铨不事科举业，专心经营家业，在嘉兴当地成为巨富。生有三子，元汴为最小者。大兄元淇，不善理家，又好善乐施，晚年家资荡尽，贫穷潦倒；二兄德寿，进士及第，官至郎中，子孙多有功名；项元汴勤俭节约，不遗余力发展家业，资产雄居江南。其虽然不事科举，但聪明智慧，能文善书，特别爱好收藏书画古董，建“天籁阁”以储之，成为当时闻名海内的大收藏家。
项氏收藏的特点是将藏品用《千字文》编号，并把收藏每件书画作品的价格进行记录，对人们了解当时书画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韩国学者郑银淑有专著《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近年来李万康撰写《编号与价格——项元汴旧藏书画二释》一书，在项氏鉴藏的诸多问题上有更多的发现。关于项氏收藏书画总数，1979年翁同文在台北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季刊》发表《项元汴千文编号书画目考》一文，推测项氏旧藏书画总量约2190件。【16】李万康通过自己的考察分析则认为：“总估项氏旧藏书画大概不到1100件。虽然这一数量表面上不算太多，但实际容量却很庞大：平均一件所含书画即便以3幅计算，项氏旧藏书画所含本幅总量（名贤题跋不计）至少也在3300幅以上，乐观估计，可能在4000至4500幅之间。这一数字相当惊人。”【17】其还在书后附有文献记载及传世的项氏书画收藏表，计有书法657件，绘画总数791件，令人震撼不已。
沈德符所提到的王弇州兄弟，是太仓人王世贞（1526—1590）、王世懋（1536—1588）二人，其父王忬官至右都御史，王氏兄弟又皆进士入官，家境非常优越，在仕途及文学著作等影响上，以世贞为大。王世贞年龄比项元汴小一岁，而同年去世，其官至刑部尚书，为文学上“后七子”之一，李攀龙去世后，独主文坛二十余年，著述众多，影响很大。其收藏颇有渊源，重要代表作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其中书法文献、书法史及赏评等文字颇多，而对自己收藏的历代及当代书法亦有记载，后人将其汇集成《书画跋》及《艺苑卮言》单独成册流传，可以看出其在法书收藏上的执着，并多有评论，为人们研究明代书法提供了非常可贵的资料。
晚明社会上的书画收藏热潮仍然高涨，并且出现了收藏世家，而收藏者大都编有纲目记载，如张丑著有《清河书画舫》，《四库提要》评之曰：“是表所列，以书画时代为经，以世系为纬：第一格为其高祖元素所藏，第二格为其曾伯祖维庆、曾祖子和所藏，第三格为其祖约之、叔祖诚之所藏，第四格为其父茂实所藏，第五格为其兄以绳所藏，第六格为丑所自藏，第七格为其侄诞嘉所藏。上起晋下迄明，计作者八十一人，四十九帖，一百一十五图，中多名迹。”【18】此为其家族六代九人所藏之记录，从中亦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收藏之宏伟局面也。之后，汪砢玉收藏亦有重名，且著有《珊瑚网》，为世人所称。《四库提要》云：“砢玉亦以其父爱荆与嘉兴项元汴交好，筑‘凝霞阁’以贮书画，收藏之富，甲于一时。其有所凭借，约略相等。故皆能搜罗荟萃，勒为巨编。”【19】汪氏徽州人寄籍嘉兴，砢玉之父受项元汴影响，亦钟爱于对书画古董的收藏，且建“凝霞阁”储藏幅轴器物，以与项元汴“天籁阁”媲美。汪砢玉混迹官场，官为盐运使判官，此虽为从六品之职，但盐运非常重要，官于此者多有余利，为其收藏提供了经济基础。明季虽然社会混乱不堪，但书画收藏之风仍然延续，为清代的收藏及金石学的盛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明的书画收藏热兴盛不衰，但没有出现项元汴那样的集大成者，众多的古代书画作品，进入到较多的收藏家手中。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商贾大户加入了收藏队伍，他们虽然为附庸风雅之举，但却能为形成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地域商贾兴起，其中尤以徽商、晋商为最，特别是以盐鹾、丝绸业起家的徽商，财产巨者可以敌国，成为全国资金势力最为雄厚者。
经济上的富庶，引起了他们对于高雅文化的向往，所以很多暴发的商贾，将剩余财力投向书画市场。《俨山外集》载：“苏丑，字叔武，歙人。易简之后，年八十余正统间卒。以隐逸自高，性爱古法书名画，不惜万金购之。曰：‘此足养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谓博雅矣。近时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于败家亡身者，此又可为鉴戒也。”【20】苏氏不惜万金购买书画，但还是因真正的爱好所致，其虽然是商贾之人，而怀有文人墨客之心，非常可贵。但还有一大部分商贾其并不懂书画，对书画的收藏完全是附庸风雅，或有其他目的。《书画记》云：“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而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21】商贾们的参与，对于社会风气和书画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收藏书画作品的用途有四：一是附庸风雅，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二是做广告，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三是作为处理官场关系的手段；四是将其当作保值升值的商品对待。因此，商贾们彼此攀比，相互竞争，真赝不辨，个别出手大方，一时书画市场显得既繁荣又混乱。沈德符云：“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参进苏米，其敝不知何极。”【22】
徽商晋贾商号遍天下，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到处是他们的足迹，苏州、杭州、南京、松江等城市商贾云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权力和商贾之外，存在着一批酷爱书画的艺术者。他们的收藏并不是纯粹为了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为了学习和研究，书画落在他们手中，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传承艺术的作用。但他们经济实力较弱，有时为了收藏，甚至给家庭经济带来困窘。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余小时即好书画，以为此皆古高人胜士。其风神之所寓，使我日得与之接。正黄山谷所谓能扑面上三斗俗尘者。一遇真迹辄厚赀购之，虽倾产不惜，故家业日就贫薄。”【23】当然这是个别现象。值得肯定的是，书画家们的收藏，不同于一般爱好者，对于他们来说，收藏名声的大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对他们的书画学习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6页。【2】［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3页【3】［明］杨士奇《东里集》卷二十至二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明］杨士奇《东里集·文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45—646页【5】《明史》卷一百五十二《杨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194页。【6】［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34页【7】［明］吴宽《家藏集》卷四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52页。【8】［明］吴宽《家藏集》卷四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52页【9】［明］吴宽《家藏集》卷五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93页。【1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654页。【11】［明］文彭《钤山堂书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829—832页。【1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第211页【13】［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004页。【14】［明］董其昌《容台集》，《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15】［明］朱尊彝《曝书亭集》卷五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4页。【16】翁同文《项元汴千文编号书画目考》，《中国艺术史季刊》第九卷，台湾东吴大学，1979年。【17】李万康《编号与价格——项元汴旧藏书画二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页。【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一十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09—2910页。【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一十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10页。【20】［明］陆深《俨山外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页。【21】［清］吴其贞《书画记》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2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653页。【23】［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255页。
本文经授权摘自《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张金梁 著，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