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國藩受封一等毅勇侯，被譽為“晚清第一功臣”與“官場楷模”。他力挽狂瀾，拯救晚清王朝于危難之際，在“同光中興”時期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他的學問與文章皆有所成，實作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作為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侯門望族，百餘年來未曾出現敗家子，這得益于曾國藩對儒家教育思想的傳承與發揚。
《清史稿·曾國藩傳》贊曰：“國藩功業卓著，學問淵博，善于以禮治世。”他一生勤奮好學，推崇儒家學說，注重經世緻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複興儒學的“宗師”，事業上亦取得巨大成就。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盛贊曾國藩：“豈止近代，自古以來鮮有如此傑出之人；豈止大陸，乃至全世界亦罕見其匹。然文正公非天賦異禀，實乃在同時代之賢傑中，堪稱最樸實無華；其所遭遇之世事，亦多逆境；然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就震古爍今，無人能及。其一生之成功，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困而知之，勉而行之，曆經千難萬阻而不屈不撓，不求速效，積少成多，虛心受教，勤奮不懈，剛直不阿，恒久不變，真誠待人，勇猛精進，艱苦卓絕……”
縱觀曆史長河，可見“盛不過三代”乃官宦之家難以逾越之魔咒。然曾氏家族卻代代英才輩出，湧現出如曾紀澤、曾廣均、曾廣铨、曾昭掄、曾憲植等傑出人物。探尋曾氏家族長盛不衰之奧秘，曾國藩遺留給後代的“四條遺囑”實乃關鍵所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歲的曾國藩在兒子曾紀澤的陪伴下漫步，他感慨道：“吾生平曆經戰陣，深知戰争之禍，實乃造孽。願曾家後世子孫，勿再涉足軍旅。”突然，他連呼“腳麻”，倒在兒子身上，頃刻間已無法言語。臨終之際，他手指桌上早已寫好的遺囑，遺囑大意如下：
餘為官三十餘載，位極人臣，然學問未有所成，德行亦無顯著，每念及此，深感惶恐慚愧。今将辭世，特留四條遺囑以教誨汝兄弟。
一曰慎獨則心靜。修身養性之道，莫過于養心。心既知善惡，而未能盡力行善去惡，此即自欺。内心無愧，人莫能知。孟子雲：“上無愧于天，下無疚于心。”養心須清心寡欲。故慎獨者，自省無愧，可面對天地，無愧鬼神，絕無行而無悔、心卻退縮之時。人若無愧于心，面對天地自泰然，心境愉悅平和，此乃人生自強之首道，亦修身養性之要務。
二曰主敬則身強。内專一純淨，外整齊嚴肅，此敬之工夫；出門如見貴賓，待百姓如行大祭，此敬之氣象；修身以安民，忠實恭順以平天下，此敬之效驗。聰明智慧皆由此敬而生。莊重甯靜則日強，安閑放縱則日弱，此乃自然之理。若待人接物，無論人多人少，事大事小，皆以敬心相待，不敢懈怠，則身強何疑？
三曰求仁則人悅。人生于世，皆得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體，吾與萬民同源。若但知謀私而不知寬仁于民，不知愛護萬物，此與同源之理相悖。至于高位厚祿，居民之上，則有拯民于水火、饑餓之責。讀書明理，粗知大義，則有覺後知後覺之責。孔子教人，莫大于求仁，而求仁之要，莫過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人孰不欲自立自達？若能使人自立自達，則可與萬物争輝。人豈有不悅而歸附者乎？
四曰習勞則鬼神敬。人每日所食所衣，與其所事所力相當，則人贊之，鬼神亦嘉之，以其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年勤勞，僅獲數擔糧數尺布，而富貴之家終日逸樂，不勞而獲，美食華服，高枕無憂，此天下之大不幸也，鬼神亦不嘉之。豈能長久？古之聖君賢相，無時不以勤勞自勉。為己謀，則習技藝，磨筋骨，處困境而奮進，殚精竭慮，而後增智廣識。為天下謀，則必自餓己身，自陷水火，以民賊強盜未擒為己過。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節儉修身、勤勞救民之例。故勤勞能延壽，安逸能夭亡；勤勞則盡其才，安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勞能廣濟百姓，鬼神敬仰；安逸則無益于人，鬼神亦不羨。
此四條遺囑，乃餘數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當記之行之，并傳之子子孫孫。則吾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國藩之遺囑，對其子孫後世之影響甚深。其子曾紀澤于曾國藩逝世後方承蔭出仕，從事外交；曾紀鴻一生鑽研數學；孫子曾廣鈞中進士後，終老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多出國留學，曾氏後代子孫無一敗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