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受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功臣”与“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拯救晚清王朝于危难之际，在“同光中兴”时期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他的学问与文章皆有所成，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侯门望族，百余年来未曾出现败家子，这得益于曾国藩对儒家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清史稿·曾国藩传》赞曰：“国藩功业卓著，学问渊博，善于以礼治世。”他一生勤奋好学，推崇儒家学说，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复兴儒学的“宗师”，事业上亦取得巨大成就。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盛赞曾国藩：“岂止近代，自古以来鲜有如此杰出之人；岂止大陆，乃至全世界亦罕见其匹。然文正公非天赋异禀，实乃在同时代之贤杰中，堪称最朴实无华；其所遭遇之世事，亦多逆境；然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就震古烁今，无人能及。其一生之成功，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历经千难万阻而不屈不挠，不求速效，积少成多，虚心受教，勤奋不懈，刚直不阿，恒久不变，真诚待人，勇猛精进，艰苦卓绝……”
纵观历史长河，可见“盛不过三代”乃官宦之家难以逾越之魔咒。然曾氏家族却代代英才辈出，涌现出如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之奥秘，曾国藩遗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实乃关键所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陪伴下漫步，他感慨道：“吾生平历经战阵，深知战争之祸，实乃造孽。愿曾家后世子孙，勿再涉足军旅。”突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顷刻间已无法言语。临终之际，他手指桌上早已写好的遗嘱，遗嘱大意如下：
余为官三十余载，位极人臣，然学问未有所成，德行亦无显著，每念及此，深感惶恐惭愧。今将辞世，特留四条遗嘱以教诲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静。修身养性之道，莫过于养心。心既知善恶，而未能尽力行善去恶，此即自欺。内心无愧，人莫能知。孟子云：“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养心须清心寡欲。故慎独者，自省无愧，可面对天地，无愧鬼神，绝无行而无悔、心却退缩之时。人若无愧于心，面对天地自泰然，心境愉悦平和，此乃人生自强之首道，亦修身养性之要务。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专一纯净，外整齐严肃，此敬之工夫；出门如见贵宾，待百姓如行大祭，此敬之气象；修身以安民，忠实恭顺以平天下，此敬之效验。聪明智慧皆由此敬而生。庄重宁静则日强，安闲放纵则日弱，此乃自然之理。若待人接物，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皆以敬心相待，不敢懈怠，则身强何疑？
三曰求仁则人悦。人生于世，皆得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吾与万民同源。若但知谋私而不知宽仁于民，不知爱护万物，此与同源之理相悖。至于高位厚禄，居民之上，则有拯民于水火、饥饿之责。读书明理，粗知大义，则有觉后知后觉之责。孔子教人，莫大于求仁，而求仁之要，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人孰不欲自立自达？若能使人自立自达，则可与万物争辉。人岂有不悦而归附者乎？
四曰习劳则鬼神敬。人每日所食所衣，与其所事所力相当，则人赞之，鬼神亦嘉之，以其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仅获数担粮数尺布，而富贵之家终日逸乐，不劳而获，美食华服，高枕无忧，此天下之大不幸也，鬼神亦不嘉之。岂能长久？古之圣君贤相，无时不以勤劳自勉。为己谋，则习技艺，磨筋骨，处困境而奋进，殚精竭虑，而后增智广识。为天下谋，则必自饿己身，自陷水火，以民贼强盗未擒为己过。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节俭修身、勤劳救民之例。故勤劳能延寿，安逸能夭亡；勤劳则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劳能广济百姓，鬼神敬仰；安逸则无益于人，鬼神亦不羡。
此四条遗嘱，乃余数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当记之行之，并传之子子孙孙。则吾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之遗嘱，对其子孙后世之影响甚深。其子曾纪泽于曾国藩逝世后方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多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无一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