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十三載的京華歲月中，曾國藩竟輾轉搬家達八次之多，其中僅道光二十年，他便五次更疊居所。随着時間的推移，他的居住環境逐漸優越，房租亦從最初的月租四千文攀升至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
【無住房補貼，租房需顧及體面】
清代京官在住房方面并無補貼之利。除了少數蒙皇帝恩賜府邸的官員外，京官們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自建或自購，二是租賃。
對于大多數漢族京官而言，租房無疑是更為合适的選擇。因為京官的流動性較大，常有人因升遷或年邁而離開，又常有因父母過世而需回鄉守制者，故能在北京長期居住者并不多。此外，北京城内有大量的會館和民居房屋專門用于出租，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租房無疑是最優之選。
京官租房的一大特點便是注重住宅的外觀體面；另一特點則是房屋周轉率高，這主要是由于每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得外城的房屋租主經常更換；再者，京官們租房多集中在宣南地區，特别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及菜市口南部。
【講究風水，繩匠胡同成官員“福地”】
京官租房的第四個特點則在于他們多迷信風水，選擇住房時十分講究。考察京官的居住曆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後改名菜市口胡同），竟曾居住過清代史上的三十餘位重要人物。從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等人，到晚清時期的李鴻藻、左宗棠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
曾國藩北漂租房經曆
❶房租占據薪資半壁江山
曾國藩在京的租房曆程，恰好符合上述四個特點。
初來乍到，他如同衆多湖南籍京官一般，暫居于宣武區的長沙會館（長郡會館）。三天後，他便在菜市口附近的南橫街千佛庵賃得四間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合成全年需白銀三十餘兩。當時他孤身一人，無需大宅，故選擇住在庵寺，既經濟又合适。
道光二十年，曾國藩因病遷居至騾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的萬順客寓。病愈後，他又搬至果子巷南頭的賈家胡同内一處甯靜的小跨院，院中花木扶疏，極适合休養。
後來，随着曾國藩的父親及妻小來京，他開始尋找更大的宅院。經過多次看房，他最終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標明一處住宅，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銀六十餘兩，已占其薪資之半。
❷邀請“風水高人”協助找房
在衆多的搬遷過程中，有一次曾國藩明顯受到了風水觀念的影響。道光二十一年，他的朋友王繼賢到他的住所拜訪。王繼賢是著名的“風水高人”，他認為曾宅風水不佳。曾國藩是以心生動搖，決定聽從王氏的建議盡快搬家。他放下手中事務，四處尋找新居。最終，在王氏的協助下，他在被認為最具“旺氣”的繩匠胡同北頭標明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這才安心下來。巧合的是，兩年後他果然獲得了主考的任命。
❸搬家緣由：官職晉升，排場日增
更多時候，搬家的原因與曾國藩官職的晉升和家庭規模的擴大有關。随着他官職的不斷提升，對排場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道光二十四年，他升為翰林院侍講後，因家中添了三個女兒，兒子也到了讀書的年紀，需要設立家塾，仆婦數量也随之增加，家中開銷浩大。于是，他再次搬家至前門内碾兒胡同西頭路北，那裡有二十八間房，月租高達三十千文，“極為寬敞”。這是他首次搬至内城居住，年租金需二百餘兩。道光二十七年，他又一次搬家至南橫街路北，新居更為宏敞氣派，房租自然也更高。
在道光年間那段長達十三載的時光裡，曾國藩曾八度遷居，其中僅在道光二十年這一年間，便頻繁更換了五次住所。從整體來看，他的居住條件呈現出日益改善的趨勢，而随之增長的，還有那不斷攀升的租金，從最初的月租四千文，逐漸上漲至八千文、十千文，最後甚至高達三十千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光二十一年這一年裡，曾國藩的住所經曆了兩次變動。從年初至七月，他居住在棉花六條胡同，那時的月租為八千文。然而，到了八月，他又搬至了繩匠胡同，月租也随之漲至十千文。這一年，他在房租與搬家裝修方面的開銷頗為可觀，總計花費了白銀97.87兩，足見當時生活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