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绯聞的清朝才子

死于绯聞的清朝才子

龔自珍（公元1792年－公元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又号羽琌山民。龔自珍曾任内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等官職。他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援林則徐禁除鴉片。四十八歲時，辭官南歸，次年，卒于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着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

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及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例如《己亥雜詩》中第一二三首，“不論鹽鐵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産、稅收和水利等問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緻使農業生産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國家經濟的現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再如《己亥雜詩》中第八七首，“故人懷海拜将軍，側立南天未蒇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表達詩人對禁煙鬥争的關注，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龔自珍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隻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曆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态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見《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

實際上，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侓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于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跻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纨扇過旗亭。”（見《己亥雜詩》）。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與庸俗文士的沖突，和理想不能實作的感慨；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思想上劍态和箫心的沖突，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隐，留戀山水。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麗，沉着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别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曆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内容結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緻，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内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骈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叙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差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見《複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

梁啟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全集》，若受電然。”（見《清代學術概論》）

龔自珍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藏書極精，抄本和宋、元本達二十餘種，曾托鈕樹玉、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讨，又四處借抄。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藏書詩、藏書序跋。其《慈雲樓藏書志·序》，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深刻獨到：目錄之學，始于劉向，嗣是而降，約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錄，一曰史家著錄，三者體例不同，實相資為用，不能偏廢。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陳元祿稱之為“不可勝記”。藏室名為“寶燕閣”、“寰中一玉之齋”，其藏帖“二千種之冠”，邀林則徐、魏源、何紹基等好友同賞。又有“晉墨齋”。研究藏品之作如《說印》《商周彜器文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瓦錄序》等專論文章數篇。惜藏書後來毀于火。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其子龔橙撰有《仁和龔氏舊藏書目》一冊，手抄本，著錄圖書七百餘種。

龔橙是龔自珍的長子，字孝拱，号半倫。龔橙除了對小老婆，别的通通不愛，故自号“半倫”，真是“坦誠”得讓人佩服。龔半倫雖放蕩不羁，可并非不學無術之徒，相反，他自幼聰穎，“藏書極富，甲于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少時即“沉酣其中”。龔橙治學于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為人豪放，不修邊幅，恃才傲物，世人是以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變賣先人金石書畫殆盡。李鴻章愛其才，月資二百金以備無米之炊。龔橙客居海上時，曾做英國人威妥瑪的幕府，月資數百金。後來，資金日減，生活益窘，寵愛的兩個姬妾都下堂入廚。

有人甚至攻擊他，曾把女兒送給威妥瑪做妾。龔橙給英國人巴夏禮做幕僚時，曾引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據說，當時英人欲直攻故宮，龔橙力阻之，說圓明園珍寶如山，是中國菁華之所在，毀此亦足以洩憤。英人聽從他的話，京城遂得儲存。

與龔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父親龔自珍。父子倆一個愛國，一個賣國，一個名垂青史，一個遺臭萬年。清人趙翼說，名父之子多敗德，這雖然不是必然規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過”的說法，龔自珍自然也難辭其咎。龔橙除精于公羊學外，還精于史學、國小。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镫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

丁香花公案：雖然日子過得苦哈哈，龔自珍詩歌中卻不乏豔情之作，這與他的生活态度是分不開的。他對女性的欣賞，讓他一生中有過許多短暫的情緣。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于他與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情感糾葛。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廣為人知、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秘聞，稱為“丁香花公案”。

這段公案，起源于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首。詩歌寫道：“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阆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缟衣人。”篇末并自注雲：憶宣武門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這裡的“宣武門内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孫、宗室才子、貝勒奕繪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則被附會為奕繪的側福晉顧太清。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與京中文人墨客過從甚密。龔自珍本是他們夫婦的座上賓。人們認為，這首詩表明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存有暧昧之事。清末學者冒廣生《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辄書六絕句》首次将此事書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徘徊。”這起“丁香花公案”遂廣為流傳，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辟謠者有之。清末的曾樸曾将此事虛構一番，寫入了小說《孽海花》的第三、四回，兩人的所謂“情事”更是得以盛傳。

龔自珍與顧太清，一為當世才子，一為聞名才女，二人的情緣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執不休。隻是，這件事對兩位當事人的一生影響深遠。顧太清被逐出王府，從此流落市井。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龔自珍也辭官回鄉。他匆忙離開京師之後，對進京心有餘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親往。兩年後的八月，龔自珍暴病而卒，傳說為貝勒奕繪鸩殺了。晚清小說《孽海花》則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他被宗人府的同僚，用毒酒毒死了。

還有一說，龔自珍晚年眷戀一個私娼，叫靈蕭，而靈蕭卻另有所愛。有一天，他去靈蕭家，遇見了那個人，龔自珍讓靈蕭與他斷絕往來。靈蕭明應，而暗中往來愈密切。半年之後，龔自珍在靈蕭家又遇到那人。龔自珍回家拿了鸩毒交給靈蕭，命她毒死那人。這種毒藥本出自宮内，服下後并非立即死，死後也沒有傷痕可驗。那靈蕭收下藥，随即放入酒中，端給龔自珍。龔自珍飲下，回到家就感不适，數日後死了

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作，但在許多方面産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于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緻“通經緻用”的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台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一家之談。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籲，并潛心于西北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

龔自珍是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經進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統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會沒落趨勢、呼喚改革風雷的風氣。《己亥雜詩》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詩揭露社會弊病，抨擊官僚制度，表現作者火一樣的熱情，給人以鼓舞和激發。他對死氣沉沉的社會，砰然一擊，驚醒很多世人的沉夢，促使人們向真、向善、向美、向勇。抨擊專制統治的同時，還表達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

不管是被排擠還是因绯聞，龔自珍黯然離京時，寫的一首詩：“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後兩句成為傳世名句。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