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循吏如何為“親民之官”

“循吏”之名，最早見于《史記》中的《循吏列傳》，後為《漢書》、《後漢書》直至《清史稿》所承襲，成為正史中記述重農宣教、奉公守法的州縣地方官之固定體例。

《清史稿·循吏傳》撰寫者夏孫桐（1857—1941）在《清史〈循吏傳〉編輯大意》中談到，循吏入傳之标準有三：其一，官階以終于監司（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員）為限；其二，主要政績發生在任内；其三，必須“廉、能”，缺一不可。按此标準，《清史稿》共記載了116名循吏的事迹。這些政績卓著、勤廉施政的州縣官，是清代地方基層官員的代表，也是國家政策在地方的具體實踐者。

《清朝通典》詳細規定了各級官吏的職掌，其中，知州、知縣掌管州縣之政令，征賦役，判案獄，興文化，以及養老、祀神、讀書之事等都要親力勤理。他們權轄兵政、民政、司法，主管境内輕徭薄賦、興修水利、重學興教、淳厚民風、平冤斷獄等諸多事項，事繁責重。當時的各類官箴書對州縣官的職責也多有提及，除上述諸項外，還包括清除盜賊、赈災備荒、勸課農桑、養贍孤寡等。有官箴書專門強調，州縣官身擔興利除弊之責，與群眾最為休戚相關，倘若州縣皆得用其人，則政簡、刑清、民安、物阜，故有“造福莫如州縣”之說。

州縣官作為“親民之官”，是真正負責地方實際事務的基層官員。有鑒于此，清代非常重視州縣官的選任。如縣官的來源主要是科舉中試的進士及舉人，其餘則是以積功受獎或“拔貢”（由地方保送入京朝考）等方式授官。曆經嚴格考核走馬上任的州縣官，是如何履職的？《清史稿·循吏傳》中劉衡的為官實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嘉慶五年（1800），25歲的劉衡中鄉試副榜貢生，充正白旗教習。十八年，劉衡以知縣派發廣東四會（今四會市），開始其長達近20年的地方官生涯。

治盜平亂，安定社會。劉衡上任之初，奉令巡河。當時巡河兵卒多與河盜串通犯案，劉衡便日夜坐卧船中，與兵卒同甘共勞，河盜大為收斂，巡河兵卒風氣亦整肅一新。四會土地貧瘠，盜賊猖狂，時常白晝劫人，官府束手無策，百姓深以為害。劉衡仿照古代寓兵于農的做法，訓練地方團練壯丁，連村自保，于是地方治安大為好轉。

興利除弊，教化民風。嘉慶二十二年，劉衡調署博羅知縣。博羅地方土豪與衙門蠹役互相勾結，欺壓百姓，而此地民風強悍，民多輕生，時有群眾自殺自殘之事。劉衡親曆各鄉，多方開釋，教導群眾自愛生命，同時察知實情，嚴懲主使者，緻使民風大有改善。道光三年（1823），劉衡授為四川墊江知縣。墊江民俗輕生，與博羅相似，劉衡多方開導，終其任期，縣内再無自戕者。對于鳏寡無助之人，劉衡時常捐送俸銀籌措衣糧資助，對于棄嬰，則設法收養，百姓莫不贊其愛民如子。

治水保民，深得人心。劉衡為官通達下情，誠信動人，平時有事下鄉巡行，輕車簡從，自備幹糧，決不擾民。他自墊江調署梁山時，墊江群眾前往州府請願，希望“還我劉公”。梁山群眾則哀求州府，乞求“暫借劉公”。梁山處于群山之中，遠離水道，常年為旱情所困。劉衡率衆修築塘堰，因時蓄洩。他還倡捐銀兩，置田建屋，每年得谷數百石，以養孤貧。劉衡後來路過墊江，鄉人以為他回來執政，道途相迎，歡聲雷動，後來得知是轉赴他任經過此地，鄉人戀戀不舍，至有痛哭。

整壓吏胥，理訟明斷。道光五年，劉衡調任巴縣。巴縣為重慶府首縣，訟獄繁多，号稱難治。縣内額外胥役多達千餘，時常擅權作惡，危害百姓。劉衡上任後，事必躬親，将額外胥役遣散為民，隻留百餘人使令，自此吏役皆畏法而收斂。他強調“官須自做”，潛心研讀律令，頗有心得，以親審案、明斷獄既而杜絕胥吏之弊而著稱。每日坐堂署判獄，不設家丁，堂中設立一鑼，号稱“達情鑼”，事先聲明，凡有冤情，均可直接擊鑼，聞聲即出堂審判，并不假手他人，百姓稱他為“劉大鑼”。判決時，他親書判語，讓雙方過目。若有不識字者，令書吏朗誦，必令雙方心服離去，亦使蠹役無從作弊行奸。所判或有舛誤，立即更正，決不馬虎，百姓感動，呼為“劉青天”。劉衡初上任時，積案數千件，及至卸任，僅遺某舉人請咨一案未清，移交後令。出任縣令十餘年，所斷之案無一上訴，亦無翻案者。

辦學興禮，重視文教。為政重教是清代循吏的重要特點。他們不僅興學校、辦書院，還訂立條規，嚴格監督，而且時常親自授課，以為表率。劉衡剛到博羅時，便召諸生到明倫堂宣講《四書》，當地書院經費欠缺，他又捐出俸銀生息。在墊江，劉衡修葺淩雲書院，與諸生講論經史文藝，貧困子弟無力向學，他發動紳民捐建鄉學20餘處。

盡心吏治，鞠躬盡瘁。道光七年，劉衡升為綿州直隸州知州，蒙皇帝召對，訓以“公勤”二字。十年，擢升為河南開歸陳許兵備河務道。所屬聞聽劉衡聲名，都非常敬畏。這年冬天，清廷派使者巡閱各地河防，江南、河北等地料垛不實，官員多被罷黜，惟河南廳汛無人免職。不久，劉衡染病，久而未愈，乞歸。二十一年病逝于家中。

劉衡注重經世，盡心吏治，他在講經講學時常常強調，為治之要在恤貧保富，端正人心，匡正士習。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等書，詳述興利除弊之道，為時人所重，将它們與汪輝祖《學治臆說》等書同奉為圭臬。同治五年（1866），四川學政楊秉璋疏陳劉衡曆官循績，奏請将其政績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傳》，诏谕允準。

在中國古代，循吏是國家各項政策措施的實際貫徹者和具體執行者，是國家政權在地方的代表。正是由于這些循吏所發揮的正面作用，政府對地方基層社會的治理得以有效實施。從《清史稿》所載循吏保民、惠民、恤民、養民的諸多吏治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循吏大多具有體民心、重民情的民本意識，并特别注意以廉率下，以德化民，勸民向善。

在中國古代制度建設尚不規範，地方治理很大程度取決于“人治”的背景下，循吏作為“親民之官”，以其身體力行，承擔着溝通國家行政體系與地方基層社會的重要職責，展現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拓展了促進地方發展的職能空間。以此角度言之，清代循吏的吏治實踐，為我們認識傳統社會國家政權與地方行政及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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