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海禁政策被認為是中國曆史程序的專屬。除最為嚴重的明清兩朝外，更早之前的隋朝與元朝同樣奉行過類似措施。不僅限制住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還對造船、外貿等領域有過深刻錘擊。
然而，海禁政策絕非隻屬于東亞，在世界其他地都偶有發生。這裡就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三個案例，有助于我們更好的了解此類管制措施。
來自羅馬的債務緊箍咒
斯巴達人占領雅典後 就曾要求限制戰船數量
事實上，即便非常依賴航運貿易的地中海水域，一樣出現過類似海禁的嚴厲政策。隻不過多為敵國強加，屬于勝利者故意削弱失敗方的懲罰手段之一。例如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遭至慘敗，不得不向宿敵斯巴達認慫。随後為滿足對方要求，不僅拆除了城牆等防禦設施，還隻被允許保留12艘戰艦。公元前201年，類似的命運落到迦太基頭上。他們因輸掉第二次布匿戰争，不得不被羅馬解除武裝，且隻能象征性的保留10艘戰艦。
第三次布匿戰争前 迦太基海軍已遭羅馬的政策消滅
不過，上述案例的持續時間并不算長。斯巴達在赢得伯羅奔尼撒戰争後，又陷入波斯帝國與其他希臘城邦的聯手絞殺。本應低調的雅典重獲新生，再度發展為地區内的重要海上力量。羅馬則在第二次布匿戰争後，出于對迦太基商業複興的恐懼而主動發起第三次進攻。最後将北非沿岸據為己有，自然不再需要關注對方是否乖乖履約。更為重要的是，雅典與迦太基雖裁撤艦隊，卻沒有被限制住民間貿易，是以很難被歸入海禁範疇。
《阿帕米亞條約》将塞琉古帝國限制在托羅斯山脈以南
相比之下，羅馬人對東方大國塞琉古的限制，應該更符合狹義海禁概念。公元前188年，由于馬格尼西亞戰役的慘敗，國王安條克三世同意簽署《阿帕米亞條約》。根據其規定，這個以叙利亞為核心的希臘化王朝，不得不放小亞細亞半島的多數領地。雙方還以托羅斯山脈為隔絕線，甚至不能越界招募雇傭兵或安置流亡者。此外，具有很強威懾力的戰象要全部退役，而海軍規模不能超過12艘。另有非常細緻且苛刻的人質條款，以及高達15000塔蘭特的白銀賠款（相當于21世紀初的97500000美元）。
曾與羅馬争雄的塞琉古艦隊 被限制到隻有12艘船
此後，塞琉古依然存在有較長一段時間。但因為被強制套上的海禁政策，再無可能重整旗鼓。首先是每年都要分期支付的巨額賠款，讓帝國不得不對包括外貿在内的生産活動課以重稅。隻能不斷降低銀币成色，希望靠這種溫和通脹來稀釋債務，但也使自身的信用體系大打折扣。接着，聯通東西方貿易的商團開始調整路線，盡可能避免少從其境内通過。衆多敵對勢力亦蠢蠢欲動，使用海盜劫掠、減稅攬客等方式争奪商業份額。若安條克的統治者想扭轉頹勢，就必須冒風險增加海軍軍備，進而引來羅馬人的威脅和幹涉。
羅馬的海禁+債務陷阱 讓塞琉古帝國迅速沒落
公元前162年，由于安條克五世的朝臣計劃悄悄擴軍，羅馬當局派督察組前往叙利亞各地展開巡回檢查。年輕的國王不敢反抗，許多新造好的戰艦被鑿沉在港灣内，剛完成訓練的大象則被直接挑斷腳筋。結果，叙利亞地區的商業持續疲軟，而包括黎巴嫩、猶太和乞裡西亞在内的外省都開始出現分離主義傾向。直至帝國滅亡前夕，各路不滿外交軟弱的地方派還在互相攻伐。
安條克四世曾将剩下的海軍産能轉移至波斯灣
當然，塞琉古的統治者們也曾想過補救措施。譬如能力較強的安條克四世，曾有機會征服埃及，用自己扶持的傀儡充當代理人。不料遭羅馬人勒令收手，被迫在走出地上畫的一個圈後宣布撤軍。接着，他有條不紊的将艦隊基地搬遷至東部，借機回避羅馬人的可怕海禁。奈何基于前面講到的客觀因素，這些分布于波斯灣水域的基地也很難發揮決定性作用。甚至為滿足地方利益，更傾向于投靠帕提亞帝國，進一步加速叙利亞當局的徹底垮台。
羅馬人的債務緊箍咒 終究将塞琉古帝國鎖死
來自開羅的海防拆遷令
西方曆史上最嚴格的海禁 由馬穆魯克埃及推出
羅馬施于塞琉古的限制政策畢竟是外來影響，這與東方世界的主動隔絕有很大差別。但到中世紀時期，更為純粹的海禁政策竟重返叙利亞。隻不過這次的頂層設計師非歐洲入侵者，而是來自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他們在13世紀異軍突起，成為将基督教十字軍趕出聖地的中流砥柱，也是抵禦蒙古帝國西征的主心骨。故而推出可能是西方曆史上最為嚴格的海禁政策。
馬穆魯克的海禁政策 由創始人拜巴爾斯制定
早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名鼎鼎的拜巴爾斯就做出決斷，要以物力手段同步解決十字軍和蒙古問題。同時，叙利亞地方派依然選擇效忠于前朝阿尤布家族，讓剛剛控制開羅和亞曆山大港的蘇丹下不來台。是以，馬穆魯克時代的海禁具有三重必要性。其一是阻斷基督教勢力的反攻倒算，其二則要削弱本地派系的經濟實力，其三是集中力量防禦東部邊界。
馬穆魯克的海禁 首要目的是防止十字軍反撲
正因如此，來自埃及的奴隸軍團每攻克一座城池，都會将之拆除或整體性向内陸搬遷3公裡。其中就有較晚陷落的的黎波裡，以及由十字軍堅守到最後的阿克。原先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亞沿岸，散布着許多大小不一的港口。結果在1260-91的短短三十年間，先後失去了阿斯卡隆、海法、凱撒利亞、提爾、西頓等古代商業重鎮。最具規模的貝魯特雖幸免于難，卻不得不到環境惡劣的黎巴嫩山上重建立造。而且和更靠内陸的聖城耶路撒冷一樣，禁止擁有拱衛自身的城牆。許多居民流離失所，正好被征調去幼發拉底河畔，淪為一些列駐軍要塞的生産附庸。
海禁背景下 隻有亞曆山大和貝魯特被允許開展外貿
這并不意味着開羅當局會放棄外貿。相反，曆任馬穆魯克蘇丹都深知做生意來錢快，很早就同威尼斯、熱那亞、比薩、那不勒斯和阿拉貢西班牙簽訂通商協定。但本着“利出一孔”原則，這些買賣往往需要限制于固定場所，非常類似于後來明清兩朝的市舶司制度。譬如埃及本土的亞曆山大港，以及搬遷後仍負有盛名的貝魯特。前者背靠整個尼羅河流域與王朝京畿重地，即便遭到外海突襲也能很快恢複秩序。後者由于沒有城牆，又孤懸于内陸荒漠地帶，是以被海上入侵者奪取都難以長期據有。其次，還有尼羅河三角洲東側的埃米爾塔，以及西奈半島上的蘇伊士等附屬口岸。她們主要用于接待穆斯林的短距航行，不會對兩大商業中心構成沖擊。
造訪大馬士革的威尼斯使團
作為負面效應，馬穆魯克王朝的海軍力量相對疲軟，不利于進一步開疆拓土。當時，殘存的十字軍勢力依然盤踞塞普勒斯和羅德島，不斷對埃及至叙利亞南部水域發起進攻。他們劫掠過亞曆山大，也短暫降服過貝魯特，都給開羅方面造成嚴重困擾。稍後更是全力增援乞裡西亞的亞美尼亞人，阻斷這個穆斯林大帝國的北上通道。數位蘇丹曾多次下令組建艦隊，卻多半會由于危機解除而中道崩殂。公元1426年，由于船舵産能嚴重不足，隻能用尼羅河上的駁船運送部隊出海。公元1444年，他們又為湊出85艘戰艦而耗時過多，喪失對醫院騎士團的突襲保密性。公元1514年，馬穆魯克人計劃派戰艦去印度增援穆斯林兄弟，卻必須靠土耳其競争者提供木材、武器和專業水手，乃至招募威尼斯和西班牙士兵助陣。結果自然是一敗塗地，徹底将海上絲綢之路的收入拱手相讓于葡萄牙。
海禁嚴重削弱造船業 讓馬穆魯克經常湊不出作戰艦隊
更為諷刺的是，原計劃用于拱衛東部邊界的要塞城市群，從未靠犧牲沿海的轉移支付而發展起來。受限于叙利亞本地的商業凋敝和财政困境，既無法在15世紀阻擋中亞之王帖木兒，也沒能在16世紀攔住攻滅自己的奧斯曼土耳其。可見海禁政策的短視性與危害性，幾乎是為一時的謀利斷送所有人的未來。
積貧積弱的馬穆魯克 最後亡于奧斯曼土耳其之手
來自爪哇的封港毀船計
爪哇的馬塔蘭蘇丹國 同樣搞過毀滅性海禁
有意思的是，不僅塞琉古、馬穆魯克這類陸上帝國有海禁案例，連身處南洋腹地的爪哇人都搞過封港與毀船。曆史上，爪哇向來是海盜或群島帝國的培養皿，也是相當發達的區域造船中心。其外溢人口的活動範圍之廣，不但輻射蘇門答臘、馬來亞、婆羅洲、蘇拉威西和菲律賓，甚至會波及越南和廣東。僅在相對繁華的北部沿岸，就坐落在萬丹、德馬克等貿易城邦。
馬塔蘭蘇丹國 起源于爪哇的内陸山區
可惜，擁有如此縱深的碩大島嶼，同樣會誕生大陸性強于海洋性的内陸勢力。尤其是在16-17世紀之交，原本較為開化、文明的沿海區域，在葡萄牙與荷蘭勢力的連番打壓下日漸式微。這讓中部山區的馬塔蘭蘇丹國獲得機會，開始對富庶的鄰居們施以逆向征服。很多時候，他們并不是靠自己獲得決定性勝利，而是借用西方人的軍事行動搭便車。故而對暫時臣服的港口群缺乏控制，也容易因扭曲心态而表現的自慚形穢。
阿曼庫拉特一世就對沿海的港口城市非常不滿
公元1646年，臭名昭著的阿曼庫拉特一世成為馬塔蘭國王。由于其父親曾與荷蘭人并肩作戰，便允許東印度公司到内陸開設商站。作為交換條件，這個内陸國家被允許同其他外島勢力進行貿易，等于是将沿海的中間商們剔除出去。正因如此，這對土洋結合的聯盟開始整頓島内秩序，不斷從兩個方向上侵吞鄰國的祖傳領地。不僅容易招緻強烈不滿，還為日後的徹底翻臉埋下嚴重隐患。
阿曼庫拉特二世 主要靠沿海城邦支援
公元1661-65年間，原為王位繼承人的阿曼庫拉特二世因身份受兄弟威脅，公開向自己的父親發起叛亂。随即獲得沿海各港口城市支援，瞬間具備同内陸派掰手腕的實力。阿曼庫拉特一世自知很難搞定問題，将勝利希望完全寄托于荷蘭人身上。于是，借助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實力，重新逼迫各城邦乖乖就範。五年後，類似危機又在東爪哇爆發。老國王仍舊面臨兒子的挑釁，以及一衆沿海勢力的反攻倒算。甚至在最危機關頭，連相對安全的都城都陷于敵手。最後還是要向荷蘭人借兵，才勉為其難的穩住陣腳。
馬塔蘭蘇丹國的擴張 離不開荷蘭東印度公司幫忙
在此期間，阿曼庫拉特一世對北部的港口城市恨之入骨，寄出毀滅性的海禁措施。其政策包括拆除定居點、早晨船隻，以及長時間封閉港口，隻為防止他們有能力參加叛亂。受此影響，爪哇本土的造船業一落千丈。曾讓西方人贊歎不已的巨型迪昂帆船幾乎銷聲匿迹，而有幸能堅守祖業的工匠紛紛轉投東印度公司麾下。至此，荷蘭人的巴達維亞成為全島最大的商業中心，等于是借土人之手摧毀了本土競争者。
傳統的迪昂帆船 就是因為海禁而基本銷聲匿迹
不過，兩位國王并不會為此有任何觸動。畢竟，隻要自己的獨到地位能在内陸穩固，将港口全出賣給荷蘭人都相當劃算。尤其是阿曼庫拉特二世，早先靠沿海城邦支援鬥争，後來又與從事走私的叛亂者結盟。一旦輪到自己上位，便立刻撿起父親的老戰略，屁颠屁颠的同東印度公司結盟。所謂權力大于經濟，在其身上表現的格外明顯，餘下的什麼産業發展都不過是缥缈浮雲。
荷蘭人成為爪哇搞海禁政策的最大赢家
總結
海禁從不是中國曆史的專屬
顯然，海禁政策從不是中國曆史的專屬。無論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還是中世紀的穆斯林霸主，亦或南洋的造船業中心，都可能基于特殊目的而出現趨同封禁。其中自有外來征服者的野心影響，也包括被動防禦方的主動放棄。唯有不可動搖的權力貫穿始終，幾乎淩駕于任何戰略、利益和福祉。
唯一值得關心的是，沒有任何區域的海禁政策能持之以恒，也不會有任何地方的封閉會獲得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