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是大錯特錯。”
2021年，美國猶太裔國際問題專家米爾斯海默，在2021年撰寫的一篇長文中，犀利指出了這個觀點。言外之意是，中國的複興和強大，似乎是美國的施舍和恩賜。
批判之餘，他還揪出了兩個“罪人”，分别是美國前任總統老布什和克林頓。
米爾斯海預設為，他們二人是中國加入世貿、并迅速崛起的罪魁禍首。
前者老布什，破天荒的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可謂是開了個“不好的頭”；後者克林頓，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上極力斡旋，更是犯下了無法挽回的錯誤。
米爾斯海默說的言之鑿鑿。而這些言論也并不是什麼新鮮貨，過去幾年來，在不同時期，美國内部關于“後悔讓中國入世”的言論層出不窮，理由也花樣百出。
那麼，真的像米爾斯海默所說的那樣，讓中國加入WTO，是克林頓的戰略失誤嗎？
大陸為加入WTO，又經曆過多少辛酸？
二戰後，美國國際貿易政策的轉變
美國的國際貿易，其實走過一段明顯的下坡路。
關于什麼叫“國際貿易”。美國學者本傑明·科恩，是這樣描述的：“所謂國際貿易，就是一個國家試圖影響外部經濟環境，那些經濟行為的統稱。”
而國際貿易政策的轉變，能夠映射出該國經濟在目前階段，所處的不同攻守形态。
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衆多老牌發達國家就相繼完成了重建，比如英法；新興的工業國家也開始了崛起，比如德日。而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市場争奪中，美國制造業逐漸顯出疲态。
短短的十年間，日本的年生産效率增量達到了驚人的14.2%；而歐洲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年增長率也分别做到了6.6%，5.3%和5.1%。相比較，美國的年增長率僅為區區的2.1%。
甚至不如榮光不再的老牌帝國英國的3.6%。
更加緻命的是，美國的機關勞動力成本增量竟持續飙升，達到了驚人的3.9%。
另一邊，日本憑借0.8%增量的勞動成本，一口氣在汽車、船舶、鋼鐵和白色家電等方面大肆占據市場。僅用了短短十年，日本的船舶下水噸位，就占據了世界船舶增長總量的50%。
日本汽車業也開始騰飛，從1960年産量僅占到全球比例的3%，到1984年時，已經發展成為擁有23%國際市場佔有率的汽車出口強國之一。在支撐工業發展的鋼鐵制造行業中，日本更是逐漸趕上了美國。1980年，日本以1.11億噸的粗鋼産量，首次趕超了美國的1.01億噸。
日本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讓美國焦急又眼紅。
此時處于下風的美國，若采取原始的自由貿易原則，無疑是自尋死路。而若單純地使用提高關稅、或者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措施，同樣無法挽救美國在國内外市場的貿易頹勢。
加上關貿總協定的制約，美國此時急需一種規避多邊貿易體系管控，靈活使用非關稅壁壘實行保護貿易的新遊戲規則，即：公平貿易。
從表面上看，公平貿易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公平和互惠的，主張雙邊進一步開放，以實作貿易真正“自由化”的一種貿易形式。
但按照美國一貫的尿性，這話聽聽就得了，根本就是嘴上一套，實際上做又一套。
果不其然，1988年，裡根政府出台了《綜合貿易和競争法》，該法案帶有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其中就包括針對他國貿易的“超級301法案”，其中日本就被盯上了。
而随着所謂“公平貿易”的深入發展，以“勞工标準”、“環境政策”等生産環節壟斷方式為代表的新型貿易壁壘，就此出現。
巧合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末，大陸積極進行“複關”和“入世”談判的時間點，正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貿易政策，由“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轉變的過渡時期。而克林頓突然跳出來，積極助力大陸加入WTO，自然也不是出于合作共赢的考慮，而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盤。
資本的小算盤
1991年蘇聯解體，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範圍内最大的一面旗幟，蘇聯的倒下，讓包括中國在内的一衆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未來向何處去”的深度思考。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時的講話，确定了大陸未來改革開放的目标，以及在有别于傳統政治視角下、在新的社會主義特色制度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路線。
此後，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深化不必多說。
另一方面，1993年，克林頓正式就任美國新一任總統，此時他仍對中國保持着謹慎态度。
為了保持政治态度的一慣性，克林頓上台後，很快發表了對大陸“人權”問題的質疑。受到美國對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軍事慣性的影響，台海局勢也一度呈現出緊張狀态。
然而美國畢竟還是資本的美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的趨勢，引來了大資本們對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廉價的基礎勞動力的觊觎。
以華爾街資本為代表的美國财閥們，開始花費重金疏通政界關系，并以議會議員等管道，向克林頓和其政府施壓，以求緩和同中國緊張的關系。
在金錢的力量之下，1994年，克林頓政府決定延長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為了說服國會中的反對聲音，克林頓不惜畫下大餅：“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将輕松的獲得中國的巨大市場。”
1997年，中國開啟了對美國的國事通路，也正是在這一次通路中，中美之間達成了“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中美關系已經足夠密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也似乎闆上釘釘了。
可是此時中美心中都很明白，想要加入世貿組織，中國還要通過一系列的考驗，這些考驗不但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經濟和金融方面的。
而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回歸，無疑是新中國交出的一份完美答卷。這次事件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固和包容性，也為外國資本在華進行經濟活動的安全性，做好了背書。
另一個考驗則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場始于1997年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風暴，在短時間内席卷了亞洲各國，發展成為影響力巨大的、來勢兇猛的金融海嘯。
無論是危機發源地泰國，還是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就連東亞的南韓等國都受到了波及。其中泰國股市暴跌48%，泰铢貶值43%，印尼股市跌幅達到81%，印尼盧比貶值74%，就連南韓的股市和貨币也損失了32%和48%。
剛剛回歸的香港地區股市遭受國際資本阻擊，港元與地區樓市也岌岌可危。危急時刻下，香港特區政府不得不出手幹預，而其出手的底氣，正是背靠着大陸1400億美元的資金儲備。
如果說拿出千億美元救香港，亮出了大陸豐厚的家底和必勝決心的話，那麼，大陸頂住金融壓力保證貨币穩定的政策，則無疑表現出大陸的長遠眼光和對自身經濟的信心。
接二連三的優異表現，也讓美國大資本看到了大陸經濟發展的無限潛力。于是在克林頓政府的表态下，大陸先是在1999年同美國簽訂“入世”協定，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不能說美國人在積極推動中國入世時，沒有考慮到中國強大起來的一天。
隻能說在面對這樣一個新興開放的，擁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數的消費市場，和足夠龐大的低價勞動力供應來源，恐怕沒有哪個資本家可以保持克制。
中國的蛻變
中國入世的20多年以來，無論是美國還是美國背後的資本，都在中國得到了難以想象的豐厚好處，乃至于在入世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在發達國家的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廠。
而對于曾經統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美國，中國的幫助也并不是說說而已。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在2008年演變為一場全球範圍内的金融危機。
而解決這次危機的根源，無疑是花巨資購買美國的國債，先幫助其度過經濟危機，以緩和對整個世界經濟的影響。出于對世界經濟負責的考慮，大陸最終購入價值4萬億的美國國債。
然而在此後的十幾年間，與積極建立自主工業體系的中國不同，美國國内的經濟“空心化”愈發嚴重，金融資本忙着在全球進行熱錢收割，導緻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發展的愈發孱弱。
如今的中國，已經成為在全世界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領頭人，而美國忽然發現自己在貿易自主權方面已經失去控制力，也正是這個原因，才導緻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忌憚。
而當初因為一個決定讓美國資本賺了十數年快錢的克林頓，似乎就成了“罪人”。
結語
歸根究底，美國惱怒的不僅僅是對貿易失去掌控，畢竟曾經自由貿易玩不轉的時候，美國靠着将其變成“公平貿易”同樣能賺的盆滿缽滿；
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崛起，因為在中國之前，日本、歐洲也曾經威脅過美國的貿易地位。
美國真正無法釋懷的是，如今的美國已經失去了在不利時、擅自修改遊戲規則的能力。影響力的缺失，必将關乎美元與軍事相結合的世界霸權體系。
而所謂的關于“中國威脅論”的叫嚣，則是美國霸主地位式微的最好展現。因為美國效率低下的政經體系，已經無法針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及時的修改和調整遊戲規則了。
參考資料
《大國博弈、國際秩序與米爾斯海默的曆史邏輯-劉德斌》
《加入WTO20年：中國貿易制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回顧與思考-張麗娟》
《關于中國加入WTO與流通開放二十年的研讨-崔光野》
《WTO中的中國角色-李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