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徐志摩與吳宓等人的風流浪漫，陳寅恪的情感世界似乎顯得平淡無奇。他對于婚姻與愛情的選擇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曾明确表達：“學問不如人，實乃我之大恥。而婚姻中的伴侶若不如人，又有何恥之可言？”更直言：“婚姻不過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微不足道。隻需輕描淡寫，盡快解決即可。”
由此可見，陳寅恪的生活重心在于學術，而非兒女情長。是以，他對于婚姻之事并未過多關注。直至他36歲的高齡，仍然未婚，甚至未曾有過戀愛經曆。面對父親的多次催促與嚴厲警告，他才意識到事态的嚴重性，遂請求寬限時日，盡快籌備婚姻大事。
在民國史學界，陳寅恪的聲譽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年僅36歲的他，便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受聘為研究院的導師，被譽為“清華三巨頭”。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曾盛贊：“陳先生的學問，堪稱近三百年來之翹楚。”然而，若非陳寅恪的出現，或許少有人知曉唐筼之名。其實，唐筼也是一位北洋新女性，她的祖父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的進士，也是一位愛國将領。唐筼自幼便喜愛讀書，畢業于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更在北京女高師執教，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盡管陳寅恪對于兒女情長并不熱衷，但當愛情悄然而至時，他也如同所有年輕人一般，迅速陷入愛河。某日，陳寅恪與幾位清華同僚閑聊時，其中一人提及曾在一位名叫唐筼的女教師家中，見到一幅詩幅懸挂于牆上。這位同僚表示，自己當時對詩幅的落款“南注生”感到費解，故想請教博學多才的陳寅恪。陳寅恪略一思索，便道：“此人必定是灌陽唐公景嵩的孫女。”原來，南注生正是唐景嵩的别号。當時，陳寅恪曾讀過唐景嵩的“請纓日記”，是以對唐筼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能結識這位女教師。
後經同僚介紹，陳寅恪終于得以認識唐筼。此時的唐筼已是一位在北京漂泊的大齡“剩女”。然而，緣分天注定，兩人在随後的接觸與交談中，逐漸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情投意合，相見恨晚。1928年，38歲的陳寅恪與30歲的唐筼在上海喜結連理，即便是放在現代社會，他們的結合也堪稱“剩男剩女”的典範。
然而，陳寅恪與唐筼的婚後生活并非一帆風順，反而充滿了苦難與磨難。唐筼在生下大女兒後，原本的心膜炎惡化為心髒病，幾乎命懸一線。此後數十年間，她雖病體孱弱，卻仍肩負起家庭的重任。而陳寅恪則是一位典型的學者，他全身心投入于學問之中，生活中卻顯得笨拙不堪。唐筼婚前并不懂得操持家務，但為了支援丈夫，她開始學習烹饪、養花、種菜、帶孩子，并協調大家庭的人際關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大舉入侵北平。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因痛心疾首而離世。然而，禍不單行，在為父親治喪期間，陳寅恪突然發現自己的右眼視力急劇下降。經醫生檢查，發現他的右眼視網膜已經脫落，急需手術，否則将面臨失明的危險。然而，在國家危亡之際，陳寅恪又如何能安心養病？他們一家如同所有難民一樣，開始了一段艱難的逃亡之旅。在前往長沙的路上，他們帶着三個孩子，大女兒年僅9歲，小女兒還不到半歲，而陳寅恪夫婦又都身患重病。對他們而言，這條從北平到長沙的逃亡之路充滿了未知與危險。
1939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前往擔任漢學教授。同年夏天，陳寅恪與妻女在香港會合，準備前往英國。然而，不巧的是，二戰全面爆發，他們隻能滞留在香港。1941年，香港也被日軍占領，當時生活物資極度匮乏。陳寅恪作為備受尊崇的“國寶”，甚至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請求不要為難他。于是，香港司令派人送去了多袋面粉。然而，陳寅恪夫婦卻堅決拒絕接受敵人的施舍，他們将面粉一一拖出屋外。他們的民族氣節令人敬佩。
在戰争的環境中，陳寅恪一家颠沛流離，物質生活困頓，勞作辛苦。這使得陳寅恪的眼疾日益惡化。直到1944年底，陳寅恪的視力已經完全喪失，什麼都看不見了。1945年，陳寅恪在國内接受手術治療失敗，遭遇了人生中的巨大打擊——雙目失明。半年後，牛津大學再次向他發出邀請，并希望他能前往英國接受治療。
抵達倫敦後，英國最著名的眼科專家斯圖爾特·杜克-埃爾德親自主刀為陳寅恪進行了兩次手術。然而，手術并未能恢複他的視力。對于一位以著書立說為業的學者來說，失去視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他凄涼地寫下詩句：“去年病目今已死，雖号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
此後的日子裡，據其女兒回憶，唐筼除了照顧失明丈夫的生活起居外，還擔任起書記官的角色，随時記錄陳寅恪要寫的書信、詩作等。建國初的二十年裡，政治運動疊起，陳寅恪因堅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遭受沖擊。他的各種“聲明”、“抗議書”，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
1962年，陳寅恪在家中洗漱時不慎摔倒，導緻右腿股骨骨折。更不幸的是，随後的保守治療未能使他的股骨愈合，從此他隻能長期卧床。晚年時，陳寅恪曾對身邊的人感慨道：“一個人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而失去了腿，則意味着連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也再減半。”
壯年的時光裡，他遭遇了目盲之痛，暮年的歲月裡，又遭受到了足膑之苦。命運對一個自負、自傲又清高的生命，施加了怎樣的一種羞辱！然而，幸運的是，在那段風雨飄搖、貧病交加的艱難時光裡，有一位知書達理的妻子始終陪伴在他的身旁。唐筼不僅親自照料他，更是為他遮風擋雨，用她柔弱的身軀抵擋着外界的攻擊，為他赢得了一片喘息的空間。然而，這樣的付出也讓她的心髒病日益嚴重。
失明後的陳寅恪，仍然堅韌不拔，矢志不渝。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萬字的巨著《柳如是别傳》。有時為了第二天要修改的一個小細節，他甚至會徹夜難眠，直到助手黃萱清晨的敲門聲響起。一個失去視力的人，竟然在十餘年裡寫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這無疑是古今中外學術史上的一大奇迹。
1969年10月，陳寅恪離世。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默默無語，隻有眼角不斷湧出的淚水。陳寅恪去世後，唐筼出奇地平靜，甚至未曾流下一滴淚。她并未讓他等待太久，四十五天後，她追随他而去，正如她曾對人說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她患有嚴重的心髒病，大半生都在藥物的維系下度過，停藥十餘日，生命便可終結。為了陳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終也為了陳寅恪而離世。
陳寅恪常常對女兒說：“在我們家裡，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須尊重你們的母親。”“媽媽是家裡的支柱，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是以我們要好好保護媽媽。”唐筼，這位北洋新女性，才德兼備，卻在遇到陳寅恪後，毅然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了家庭的瑣碎事務和照顧家人的責任中，生死相依。這樣的愛情，達到了如此境界，讓現代社會中那些快餐式愛情的人們都感到羞愧。
陳寅恪曾提出過“五等愛情論”：他認為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基于理想的，“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隻能在文藝作品中尋找。
二等愛情，“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若是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為夫妻，也願意為其保持忠貞不渝，如同賈寶玉與林黛玉那樣。
三等愛情，“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兩人曾經有過親密的關系，之後便再也無法忘懷，如同司棋和潘又安那樣。
四等愛情，“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這種愛情在普通人中最為常見，婚姻生活平淡而穩定。
五等愛情，“最下者，随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對于那種見一個愛一個的輕薄之人，他們的感情已經不能稱為愛了，這是對愛的亵渎。
按照陳寅恪的愛情等級分類，他與唐筼的愛情或許隻能算是四等，但唐筼的付出與執着，她的愛到了為他生、為他死的地步，卻無疑将這份愛情提升到了最高等級，“甘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