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徐志摩与吴宓等人的风流浪漫，陈寅恪的情感世界似乎显得平淡无奇。他对于婚姻与爱情的选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明确表达：“学问不如人，实乃我之大耻。而婚姻中的伴侣若不如人，又有何耻之可言？”更直言：“婚姻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微不足道。只需轻描淡写，尽快解决即可。”
由此可见，陈寅恪的生活重心在于学术，而非儿女情长。因此，他对于婚姻之事并未过多关注。直至他36岁的高龄，仍然未婚，甚至未曾有过恋爱经历。面对父亲的多次催促与严厉警告，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遂请求宽限时日，尽快筹备婚姻大事。
在民国史学界，陈寅恪的声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年仅36岁的他，便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受聘为研究院的导师，被誉为“清华三巨头”。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盛赞：“陈先生的学问，堪称近三百年来之翘楚。”然而，若非陈寅恪的出现，或许少有人知晓唐筼之名。其实，唐筼也是一位北洋新女性，她的祖父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爱国将领。唐筼自幼便喜爱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更在北京女高师执教，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尽管陈寅恪对于儿女情长并不热衷，但当爱情悄然而至时，他也如同所有年轻人一般，迅速陷入爱河。某日，陈寅恪与几位清华同事闲聊时，其中一人提及曾在一位名叫唐筼的女教师家中，见到一幅诗幅悬挂于墙上。这位同事表示，自己当时对诗幅的落款“南注生”感到费解，故想请教博学多才的陈寅恪。陈寅恪略一思索，便道：“此人必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原来，南注生正是唐景嵩的别号。当时，陈寅恪曾读过唐景嵩的“请缨日记”，因此对唐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结识这位女教师。
后经同事介绍，陈寅恪终于得以认识唐筼。此时的唐筼已是一位在北京漂泊的大龄“剩女”。然而，缘分天注定，两人在随后的接触与交谈中，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喜结连理，即便是放在现代社会，他们的结合也堪称“剩男剩女”的典范。
然而，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反而充满了苦难与磨难。唐筼在生下大女儿后，原本的心膜炎恶化为心脏病，几乎命悬一线。此后数十年间，她虽病体孱弱，却仍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而陈寅恪则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他全身心投入于学问之中，生活中却显得笨拙不堪。唐筼婚前并不懂得操持家务，但为了支持丈夫，她开始学习烹饪、养花、种菜、带孩子，并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北平。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因痛心疾首而离世。然而，祸不单行，在为父亲治丧期间，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右眼视网膜已经脱落，急需手术，否则将面临失明的危险。然而，在国家危亡之际，陈寅恪又如何能安心养病？他们一家如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的逃亡之旅。在前往长沙的路上，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大女儿年仅9岁，小女儿还不到半岁，而陈寅恪夫妇又都身患重病。对他们而言，这条从北平到长沙的逃亡之路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前往担任汉学教授。同年夏天，陈寅恪与妻女在香港会合，准备前往英国。然而，不巧的是，二战全面爆发，他们只能滞留在香港。1941年，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陈寅恪作为备受尊崇的“国宝”，甚至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请求不要为难他。于是，香港司令派人送去了多袋面粉。然而，陈寅恪夫妇却坚决拒绝接受敌人的施舍，他们将面粉一一拖出屋外。他们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在战争的环境中，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这使得陈寅恪的眼疾日益恶化。直到1944年底，陈寅恪的视力已经完全丧失，什么都看不见了。1945年，陈寅恪在国内接受手术治疗失败，遭遇了人生中的巨大打击——双目失明。半年后，牛津大学再次向他发出邀请，并希望他能前往英国接受治疗。
抵达伦敦后，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亲自主刀为陈寅恪进行了两次手术。然而，手术并未能恢复他的视力。对于一位以著书立说为业的学者来说，失去视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凄凉地写下诗句：“去年病目今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此后的日子里，据其女儿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丈夫的生活起居外，还担任起书记官的角色，随时记录陈寅恪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里，政治运动迭起，陈寅恪因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遭受冲击。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
1962年，陈寅恪在家中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不幸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未能使他的股骨愈合，从此他只能长期卧床。晚年时，陈寅恪曾对身边的人感慨道：“一个人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而失去了腿，则意味着连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也再减半。”
壮年的时光里，他遭遇了目盲之痛，暮年的岁月里，又遭受到了足膑之苦。命运对一个自负、自傲又清高的生命，施加了怎样的一种羞辱！然而，幸运的是，在那段风雨飘摇、贫病交加的艰难时光里，有一位知书达理的妻子始终陪伴在他的身旁。唐筼不仅亲自照料他，更是为他遮风挡雨，用她柔弱的身躯抵挡着外界的攻击，为他赢得了一片喘息的空间。然而，这样的付出也让她的心脏病日益严重。
失明后的陈寅恪，仍然坚韧不拔，矢志不渝。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要修改的一个小细节，他甚至会彻夜难眠，直到助手黄萱清晨的敲门声响起。一个失去视力的人，竟然在十余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这无疑是古今中外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1969年10月，陈寅恪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默默无语，只有眼角不断涌出的泪水。陈寅恪去世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未曾流下一滴泪。她并未让他等待太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正如她曾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都在药物的维系下度过，停药十余日，生命便可终结。为了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也为了陈寅恪而离世。
陈寅恪常常对女儿说：“在我们家里，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家里的支柱，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妈妈。”唐筼，这位北洋新女性，才德兼备，却在遇到陈寅恪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了家庭的琐碎事务和照顾家人的责任中，生死相依。这样的爱情，达到了如此境界，让现代社会中那些快餐式爱情的人们都感到羞愧。
陈寅恪曾提出过“五等爱情论”：他认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基于理想的，“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能在文艺作品中寻找。
二等爱情，“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若是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为夫妻，也愿意为其保持忠贞不渝，如同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
三等爱情，“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两人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之后便再也无法忘怀，如同司棋和潘又安那样。
四等爱情，“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这种爱情在普通人中最为常见，婚姻生活平淡而稳定。
五等爱情，“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对于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轻薄之人，他们的感情已经不能称为爱了，这是对爱的亵渎。
按照陈寅恪的爱情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或许只能算是四等，但唐筼的付出与执着，她的爱到了为他生、为他死的地步，却无疑将这份爱情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甘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