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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至10日，中國18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子女及其他親屬陸續向山西省進階人民法院送出訴狀起訴日本政府，這是中國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群體對日申訴32年來，首次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此次提起訴訟的18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均已去世，她們分别是趙潤梅、劉面換、張先兔、王改何、楊喜荷、侯巧良、萬愛花、陳林桃、侯冬娥、高銀娥、楊時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樸、趙存妮、張改香、郭喜翠、李秀梅。
△ 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
訴訟團團長張雙兵：我就是要替她們讨一個公道
張雙兵是山西盂縣西潘鄉羊泉村人，退休前是一名農村國小教師，他被更多人稱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
1982年，張雙兵偶遇曾兩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婦”的侯冬娥，發現老人生活艱苦不堪，還被村裡人指指點點。後來在報紙上讀到“慰安婦”向日本政府索要賠償的報道，張雙兵決定幫助“侯冬娥們”讨還公道，從此開始了走訪“慰安婦”、收集整理資料并對日本政府提出控訴的過程。
從1982年踏上這條道路開始，這一堅持就是42年，這些年來他一共尋訪了上千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其中139人勇敢地站出來向日本政府索賠。如今，這些老人都不在了。
△ 此前張雙兵參與在日本法院的訴訟
張雙兵告訴現代快報記者，1992年開始，他多次帶領老人們去日本打官司維權。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審九判，日本政府沒有對這些受害老人說一個字的道歉，沒有給一分錢的安慰和補償，讓老人們很氣憤，張雙兵也充滿憤恨。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承認曆史事實，但不予賠償。理由一，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時隔多年，張雙兵再次替老人們起訴日本政府。作為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團團長，他帶領由賈方義和郭乘希領銜的律師組成十多人的團隊，于4月8日至10日陸續向山西省進階人民法院送出訴狀起訴日本政府。
這是首次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張雙兵表示，這麼做的原因是受到了南韓相關案件的啟發。據韓聯社報道，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于2021年就韓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賠訴訟進行一審宣判，判處日本政府向原告每人賠償1億韓元。
張雙兵說：“在南韓志願者開始幫助韓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起訴前，我就和他們有過多次交流，南韓的判決結果讓我有了在中國起訴日本政府的想法。”他從2023年開始前期籌備工作。
這可能是張雙兵為中國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做的最後一件事了。2020年11月，68歲的張雙兵确診身患肺癌，至今仍然每天要服用治療的靶向藥。
“讨回公道”是他在采訪中多次提到的，他說：“我做這件事沒有任何目的，就是要為她們讨一個公道。現在這些老人都不在了，她們生前有這個願望，我要盡我所能去幫助她們。”
△ 抗戰受害女性對日索賠訴訟紀念館
“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後人：為了那句奶奶沒有等到的道歉
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侯冬娥的孫女李雙俏，是此次遞交訴狀的18人之一。
侯冬娥是張雙兵接觸的第一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從1982年初次見面起，張雙兵時常有空就去幫助侯冬娥，盡管一提到過去，老人就保持沉默。
1992年，國内學者呼籲尋找中國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張雙兵為之一震。他跑了十幾趟侯冬娥家，老人終于在大哭一場後開口了。當年，她兩次被侵華日軍抓走蹂躏，逃回來發現女兒餓死了，丈夫也帶着兒子走了。
張雙兵将侯冬娥的悲慘經曆整理成申訴材料，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轉交日本政府，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站出來控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可惜的是，1994年侯冬娥去世，沒有趕上1995年赴日出席庭審。
那句沒有等來的道歉，無疑是她最大的遺憾。她在臨終前跟孫女李雙俏說：“我身體不行了，等不到日本人道歉的那一天了，現在全靠你們下一輩了，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你們要替我讨回公道！”
如今，李雙俏已經59歲，她心中始終記得奶奶受的那些苦，“去年，張雙兵聯系我，我立馬答應起訴，我們心裡這口氣一直憋在心裡，沒有地方訴說。”
△ 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
代理律師：平民在戰争中受到傷害的索賠，不受時效和國家豁免權限制
“我的心頭有一種痛，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争本身已經定義為侵略戰争，定義為戰争犯罪，東條英機早已在東京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但是在戰争中受到侵犯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們，卻始終沒有得到法律公正的判決。”去年，張雙兵找到律師賈方義，将南韓依據國内法判決日本對受害婦女“慰安婦”進行賠償的判決書發給了他，希望他能幫助中國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進行訴訟，賈方義和他團隊的郭乘希等維權律師研究商讨，決定幫助和支援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依照國内法訴訟索賠，力争促成日本政府忏悔和道歉。
賈方義研究了東京高等法院對于16名山西籍受害婦女的侵權索賠訴訟作出的判決，該判決書中引用了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争賠償要求。”
“該條款聲明放棄的僅限于國家作為法人的戰争損害賠償請求權，并不包含平民婦女個人獨立人權受到侵害後，個人所擁有的獨立的民事賠償請求權，日本的判決歪曲解釋了1972年的聲明。”賈方義指出，“慰安婦”的賠償是人權賠償，日本軍隊在侵華戰争中對平民受害婦女實施了綁架、拘禁、強奸、毆打、虐待、摧殘、傷害、疾病傳播等惡劣的違法犯罪行為，侵犯了受害婦女的生命、健康、人權和尊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道歉和賠償要求，屬于戰争中受害平民個人權利的維護，這與國家索賠是兩個不同的國際、國内法律體系。平民在戰争中受到傷害，從國際法和有關國際公約方面來講，是不受時效和國家豁免權的限制的。
也有人問賈方義“你認為南韓的判決書是象征性的嗎”，賈方義回答：“絕不是！它是一個國家司法主權的表達，南韓法院作出合法判決後，南韓受害婦女及其子女要求法院強制執行，南韓法院要求南韓政府公開日本在南韓的資産名錄，以供南韓法院強制執行。這對中國受害者來說，具有借鑒意義。”
當然，經濟賠償不足以撫平曆史的傷痛，老人們苦苦等待的是侵略者真誠的道歉。賈方義認為，“如果日本政府不肯道歉、賠償，那我們在判決、強制執行、執行中的談判、和解時，我們要求的條件也許會更容易促成他們真誠的忏悔和道歉。”
專家：在國内首次起訴日本政府，意義非凡
“這次起訴意義非凡。”4月19日，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 "慰安婦" 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用簡短有力的幾個字表明了他對此事的看法。
蘇智良在第一時間關注到了這一資訊，他認為這18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後人，能夠主動遞交起訴狀，是對他們母親或者祖輩的遺願繼承，“早在1992年，中國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訴，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受害者公開道歉并賠償。1995年至2007年，日本法院經過幾十次開庭最終判決：承認曆史事實，不對受害者公開道歉，不予經濟賠償。實際上這是敗訴了，是以我們現在要繼續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
中國的戰争受害者，包括“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等一直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公開賠禮道歉和相應的經濟賠償，這是為什麼？蘇智良表示，日本政府的依據是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宣布放棄對日本國的戰争賠償要求。他說：“但這并不意味着中國人民包括戰争受害者放棄戰争賠償，作為戰争受害者要求賠償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此外，他認為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國際法上的戰争罪、反人道罪無訴訟時效限制，是一定可以追溯的。
蘇智良說：“此次舉動也給我們一個啟發，不僅僅是山西省進階人民法院，我希望全國的法院都能重視，目前戰争遺留問題還有很多，比如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強制勞工受害者，東北遺留的毒氣彈産生的危害等，這些都應該追究。”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徐夢雲 張然/文 錢念秋/攝
（部分圖檔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