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專注于古籍材料的查找，對建國後論述“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文章，隻是挑了幾十篇簡單掃過。包括幾次研讨會的内容，我也隻是浏覽了會議紀要，了解專家們的主要觀點後沒有深入學習。
武漢“一次會議”綜述
北京“二次會議”簡介
上海“三次會議”主要意見
成都“四次會議”綜述
1996年“補刀會議”
不是我不重視老專家們的成果，而是我知道這些舊文裡的精華，大多數已經被雙方網友引用過了，似乎沒必要再去細讀。
但因為連續遭到“不認專家”的指控，教英語的雷老師說我是“國小生”，那我還是沉下心來，虛心接受，把專家文章再認真過一遍吧。
梁滿倉等前輩整理過一批早期諸葛亮研究的文章，我把與躬耕地問題相關的提出來單列如下。
1929年徐蘧軒《諸葛孔明生活》，1947年胡念贻《諸葛亮梁父吟考辨》，1953年胡逸民《諸葛亮是怎樣出山的》，1957年潘泰封《諸葛亮故居》，1961年《光明日報》刊登何明《諸葛亮和三顧茅廬》，易吾《諸葛亮的隆中對》，1965年禚夢庵《諸葛亮的志節及其師友》，1974年《揚州師範學院學報》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集體署名《諸葛亮隆中對注釋》，同年各地還有多篇《出師表》注譯……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汪大寶《古隆中》，同年《北京晚報》有樂牛《劉備何年識諸葛》，林頓《劉備究竟何年識諸葛》等文章。這些文章，要麼不易找到，要麼是我個人興趣不大，就暫時跳過，有網友能私信提供電子版的話，提前感謝。
這批文單肯定不是全部，比如1957年《光明日報》有兩篇文章發生過碰撞，就沒被提到。
陸雲龍（1895-1961），襄陽歐廟人，1924年北大畢業，襄陽著名教育家，被稱為襄陽民國時期最牛校長。但就是這樣一位學者，在論述躬耕地問題時，也犯了好幾處初級的知識性錯誤，這可以算是時代局限吧。
時任河南省博物館館長的南陽社旗學者孫文青(1896～1986)先生馬上作出回應，這可能算是建國後南襄在諸葛亮問題上的首次“對話”。
可以看到，孫老的漢史知識雖然強于陸老，但以《漢書》而非《後漢書》為證，連長沙國（公元7年廢）都還在，與諸葛亮生活時代差別很大，其實也是不妥當。至于說漢時襄陽未置縣，這是西漢早期情況，倒是顯示孫老對西漢的了解不僅限于《漢書》，在這點上還是強于現在的多數網友。
不過孫老雖然認為張繡離開後，宛城歸于劉表，并且說劉備北到卧龍岡，南到隆中都有可能，但在最關鍵的最後一步，他還是認同了襄陽說。可能當時他還沒有注意到“漢水為界”等問題，沒想過質疑《漢晉春秋》《水經注》這級别的史料。
孫文青館長是對南陽漢畫像石貢獻最大的人，地位崇高，但同樣是因為時代的局限，在躬耕地問題上隻能做到這一步。
回到前面未列完的資料目錄，1982年嚴書翰《何辨襄陽南陽》，1983年《地名知識》第5期算半部諸葛亮專刊，有肖伍《南陽郡、隆中簡介》，談洋《孔明故宅何處尋》等。1985年《複旦學報》有王振中《三顧茅廬新探》，1986年黃惠賢、丁寶齋出版《諸葛亮研究新編》，馮述芳、馬強多次對諸葛亮研究進行綜述，1987年湖北人民社出版俞鵬飛著《諸葛亮在襄陽》，王汝濤寫《諸葛亮故裡暨離陽都年代諸異說辨正》，1988年《襄陽師專學報》丁寶齋、張孝元《劉備三請諸葛亮的史事不容懷疑》，《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闵和順《隆中對寫作時間考辨》。
以上文章都不包括兩地内部制作的“小冊子”，比如1976年南陽《諸葛亮小傳》，1979年南陽博物館《武侯祠簡介》，1980年襄陽師專與隆中管理處合作的《諸葛亮與隆中》，1985年《南陽文史資料》，1993年《隆中志》等。也不包括沖氣和老師提供的《中國通史》《中國古代史》《三國史話》等書和各種詞典、教科書中的隻言片語。
總體而言，上述材料都還處于“隆中說”一家獨大的階段。也許此期間有過“南陽說”的文章，但“資料目錄”中未展現。這份目錄收在《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中，是由襄陽丁寶齋等學者編纂，如有“南陽說”文章，應該會篩去。
由于南陽官方沒有相關意識，1987年，在郵電部計劃發行《三國演義》小型張《隆中對》之際，南陽民間學者不得不主動出手。（與此同時，南陽方也在組織編寫《南陽曆史文化名城資料彙編》，涉及躬耕地問題。）
水仲賢老先生以中學退休國文教師的身份，孤身向龐大的“襄陽諸葛亮文化”發起首次挑戰，以一塊元碑沖擊六朝史料方陣，給人一種悲壯感。而最先打擊他的，反而是“自己人”，南陽師專曆史系教研室主任唐明禮教授。唐教授還加上了說明：“筆者原籍就在紫山附近（都不認可龐統在紫山的傳說）”。
見此，南陽官方的李兆鈞、張福增等親自下場聲援水老先生。1988年4月，襄陽丁寶齋先生迅速在《集郵》雜志發表《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還擊。10月，《集郵》發表《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未滿30歲的張曉剛先生正式沖上前台。
丁寶齋先生的文章不長，主要就是“史料”和“朋友圈”兩個點，然後補了明代李蔭的碑文“草廬在襄陽者為真，在南陽者赝哉”，最後再用《中國通史》等書來壓人。
從文章名能看出，《集郵》兩文間是“針尖對麥芒”（雜志編輯也是不嫌事兒大），不再有什麼“商榷”的客套話，南襄兩地正式開戰。次年，襄陽方又在《集郵》發表楊林、孫麗麗的《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借用艮嶽軒網圖
雙方早期的幾篇文章，難以尋找，通過後面各篇論文中，大緻能看到南陽方的一些主張：1.漢水分界，隆中不屬于南陽；2.李興說故宅“在沔之陽”，而隆中在沔陰；3.《漢晉春秋》是野史，《水經注》記錄年号有問題，都不可信；4.寓居、故宅不等于躬耕地；5.唐詩及元明史料證明躬耕在宛；6.譚其骧地圖1975版東漢地圖，南陽南郡以漢水為界。
作為首倡者，這些文章提供的材料和角度連古代名家都未想到，價值其實是很高的，隻是沒有經過專業學者把關，論證細節可能不夠規範，但要知道那是36年以前。
郵票引發的争論，導緻四次諸葛亮躬耕地研讨會的召開。南陽方事後認為，四次會議皆是襄樊“主導”，似乎有什麼贊助行為。個人認為倒不盡然，襄樊的諸葛亮研究比南陽早得多，尤其是1982年參與了諸葛亮研究會的創辦，是三大元老之一，在學界積累的人脈遠超南陽這批民間學者，請各地專家開四次研讨會并不難，寫幾十封信即可。
1989年12月6日，第一次研讨會在武漢東湖飯店舉行，與會的多為湖北本地學者。有老權威唐長孺（1911-1994）、著名荊楚曆史地理專家石泉（1918-2005）以及黃惠賢、陳國燦、朱雷、吳量恺、鄒賢俊、熊鐵基、駱嘯聲、吳名中等教授和張正明、徐揚傑等研究員共35人。
1.武大石泉教授的文章《諸葛亮躬耕地望辨析》是與博士研究所學生徐少華聯合署名，從文章語氣，應為徐少華執筆。在列舉了襄陽方三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後，提到了石泉教授1980年《古鄧國鄧縣考》，支援鄧縣跨漢水。
石泉、徐少華觀點
從實際測距來看，古隆中到鄧城遺址12公裡，合漢代29裡，顯然不符《荊州圖副》的“一裡”，即使強行改成“十裡”仍然相差很遠（現在有解釋為縣界的）。石泉教授是走到漢江邊望鄧城，确實會近一半，那他究竟是在偷換概念，還是暗示真正的隆中應該比今天的景區靠北呢？
石教授的觀點還有：習鑿齒可信且非孤證，舉《與桓秘書》等，認為骊道元嚴謹且任職地離南陽不遠，《宋書》“割襄陽西界”證明鄧縣在襄陽西，譚圖1982版已修改，隆中小河谷地形有利等。此文特别強調南陽說的“于沔之陽”較有力，但還是用讨張昌事件做辯解。
2.武大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黃惠賢教授因1986年與丁寶齋合編《諸葛亮研究新編》，1987年完成《校補襄陽耆舊記》而為躬耕地問題愛好者熟知，可能是此次會議主要促成者。這次他的文章題目是《重讀李興<諸葛丞相故宅喝表>書後——兼證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1982年舊文，1990年修改，于研讨會後送出。
黃惠賢觀點
因為不是專為會議所作，與躬耕地問題直接相關的點不多。一是整理了王隐、劉弘、李興的生平，其中以王隐與陶侃的關系來證王隐寫劉弘事可信，是我首見，但以劉弘轉鎮南大将軍的時間來證明碣為304年創作似乎理由不充分；二是分析碣文，同樣将在沔之陽說成讨伐張昌，特别的一點在于根據“能無規廓”“時殒其夕”兩句認為故宅已毀。
3.武大陳國燦教授的文章名為《諸葛亮躬耕地及故宅考》，除了與其他學者相同的觀點外，将劉弘立碣放至305年，最大的差別則是對襄陽的幾塊唐五代碑做了一些考據。
陳國燦觀點
4.武大曆史地理研究室副主任陳可畏，曾參加過《中國曆史地圖集》編寫，文章題目《諸葛亮隐居地考》。文中沒有超出前幾文的觀點，隻是多舉了蘇轼、晁公武詩和元、明一統志，尤其是專門諷刺了《明一統志》“寓居南陽，往來隆中”是“用心良苦”。
陳可畏觀點
比較有意思的是，陳可畏文中說“州、郡治所均在宛城”，劉表“始移州治于襄陽”，這也是目前我從研讨會文章中找到的第一個明顯錯誤。另外，陳可畏提到了“西北”方位，但并未意識到與“沔南”可能有沖突。
5.華中師大吳量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文章題目《萬山西北古隆中——諸葛亮躬耕地應在襄陽》。吳教授對明清材料是相信的，是以引用了大量與襄陽相關的明清材料，然而對南陽的明清材料卻選擇性忽視，這是個問題。另外目前為止，吳教授是第一個提“北行見備”和鄧縣、鄧城并存的，算是細緻。
吳量恺觀點
但吳教授對于鄧縣和鄧城的論述，問題較多，尤其最基本的《晉書·地理志》兩縣分屬二郡都未提及，參考意義不大。
6.華中師大熊鐵基教授文章名為《評幾篇讨論諸葛亮故居的文章》，主要是對之前幾篇南陽說的文章進行批評。
熊鐵基觀點
熊鐵基觀點
熊鐵基觀點
由于水仲賢老先生的幾篇原文如《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問》等無法在各種論文庫中找到，是以我也是通過熊鐵基教授這幾段才了解更多内容。單從這幾個“點”來看，南陽說初期的進攻，确實不夠專業，論述上不夠規範。但其中有些邏輯還是有讨論的必要，不能直接拍死。
7.湖北社科院徐揚傑研究員，文章題目《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陽隆中》
徐揚傑觀點
徐研究員是我目前為止（到今天），見到的第一個引用杜預注鄾的學者，然而這麼明顯能證明鄧縣南鄙鄾在沔水北的一句話，硬是被反過來了解，說鄧縣靠近漢水？鄧縣城與漢水之間明顯隔着鄾，我隻能猜測徐研究員的意思是，鄧縣的邊界靠近漢水？那不正說明鄧縣整體在漢水北麼？
8.武大楊德炳副教授的文章為《諸葛号“卧龍”，不居“卧龍岡”》。除了與前面諸位類似的觀點外，重點講了諸葛亮生活的大環境，包括襄陽朋友圈等。
楊德炳觀點
水老先生說的《世說新語》材料，我也很想知道原文何處。另外就是劉備與張繡在南陽的時間相錯問題，已有幾位學者提過，确實是老先生記錯了。同時在此文中，也看到南陽李兆鈞認為“隆中風景幽雅”，是适合隐居的地方，背後似乎隐含着觀點：諸葛亮如果選隆中，就表示他不想奮鬥了，這不像年輕人（這段是我幫他說的）。總之，本文涉及的正反雙方，都有較強的主觀性，幹貨不多。
9.武大副教授魯才全，文章名《從諸葛亮的人際關系看其躬耕處》。看名字就猜到内容大概，看完後果然如此，基本依托《襄陽耆舊記》中的故事。文章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魯先生認可南陽在“實指”時即宛城。
魯才全觀點
10.華中師範張翼之副教授的文章名為《近幾年來諸葛亮隐居、躬耕地讨論中的學風問題》。11.徐俊副教授文章名為《襄陽隆中是諸葛亮“藏修發迹”之地》。兩文雖然篇幅也不短，但主要觀點都與前面各文重複，沒有新材料可舉。唯一的小趣味還是雞蛋裡找骨頭，看看徐文中說《三國志》晚于《漢晉春秋》，這句嚴格來說隻錯了一半，畢竟裴注部分确實較晚。
徐俊觀點
12.湖北大學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程喜霖，文章題目《碑志所載諸葛亮躬耕南陽卧龍岡疑辨》。由于程教授對方志研究較深，有些資料還是可以一看，但對卧龍岡碑文的“辨”主要還是反複摳“相傳”和“俗以為”這種字眼，然後用六朝史料否定元明清史料，沒有什麼新意。
13.唐長孺教授在會上的發言未找到，但他為《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作的序，也表明了态度，認可“萬山分界”，并且認為出現分歧的原因是史學工作者的“成果”未能被“群衆”接受，需要更多宣傳。簡單說，就是認為南陽這次出面的幾位都是業餘愛好者。說者無心，但聽者會覺得是侮辱，是以才會引來河南省1991年的數十位專業人員，此是後話了。
第一次會議的35人，在論文集中僅收錄13位的意見，其他如武大“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中國唐史學會會長朱雷，華中師大鄒賢俊，湖北大學駱嘯聲，華中師大張正明，吳名中教授等，未查到相關論文或發言，歡迎有資料的朋友提供。
1989年12月13日（在蓋章檔案上是6日）在北京中科院曆史研究所舉行第二次會議，23位（檔案上說27）專家參會。
14.北師大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何茲全（1911-2011）教授。文章名為《諸葛亮隆中草廬何在》，此文不長，更像是簡單發言，講了諸葛亮在荊州時的經曆，舉了《魏略》《襄陽記》《蜀記》，最後有句結語很精要“隆中草廬又在襄陽又在南陽”。而我覺得最有趣的反而是最開頭的發言。
何茲全觀點
可能在某些專業學者眼中，某人的躬耕地，就是個小問題（唐長孺就是這麼說的），在受到邀請參會前根本沒想過當個課題來研究，這次也就是臨時作點文章，反正對手隻是幾個業餘愛好者。
15.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朱大渭（1931-2020）研究員，文章題目《諸葛亮躬耕地析疑》。此文較長，基本還是躬耕地問題最常見的幾個點：1.七條六朝史料及其作者背景；2.宛城附近與襄陽附近的環境比較，主要就是朋友圈和曹占區；3.駁斥漢水為界和沔之陽。
朱研究員文章的特點是對每個問題說得很詳細，比如别的文章都有意跳過了劉備在葉縣和博望的記載，本文還是提了一嘴。
本文對現在參與躬耕地問題的網友來說算老生常談，但在當年算很見功力的文章了。
朱大渭觀點
16.上海師範大學張澤鹹教授，不知為何是在北京參會而非上海（後查張教授本職為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在山東和上海隻是兼職），他的文章題目為《淺淡諸葛亮隐居地的歸屬》。張教授的特點是，沒有全方面泛淡，而是隻抓了兩個點：鄧縣所屬的變化，“襄陽墟”的出處。
張澤鹹觀點
張教授明明看到了鄧縣與鄧城的分割，但并沒關注兩城所處位置，隻關注隆中改劃到襄陽郡的過程，有點可惜。
張澤鹹觀點
張教授提到《殷芸小說》此條出自《續讀助》所引，并再追到《異苑》，并說葛井那條也出自《襄陽記》，算是這次我兩大收獲，之前我否認《襄陽記》有這條，看來錯了，黃惠賢教授也漏了這條。《異苑》比《小說》的創作時間早了五十年以上，價值又有提升。
17.北師大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黎虎教授的文章題目為《論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鄧縣隆中》，黎教授沒有像其他文章一樣将“天子命我”解為征張昌事件，而是直接分析劉弘和習鑿齒祭諸葛的動機，這點值得贊賞。
黎虎觀點
黎虎觀點
黎教授關于“南陽”帶政治意味的說法，有些超前了，我是去年受好友成長老師啟發才想到這一點（暫備一說，不表示接受）。
後文黎教授以《南齊書》“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來抹殺東漢南陽大族雲集時的文風，然後強調劉表治襄陽之後形成的“禮義”，這就明顯偏頗了。
18.北大張傳玺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文章題目《諸葛亮隐居襄陽，未去南陽（宛）》。張教授是目前所見，第一個正面回答南陽方關于“諸葛玄投袁術于南陽”的學者，但因為不是雙方正面辯論，是以了解有偏差，南陽方是主張190-193年投袁術于南陽，張教授答的是194年以後袁術不在南陽。當然，南陽方想說193年諸葛玄南下，但諸葛亮留在南陽，顯然還是與正史“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不符的，需要調整得更合理。比如我就說過人走了，田還在，有家兵留守。
19.鄭州大學高敏教授出現在北京會議上，反對南陽說，令人稍覺意外，而1996年他又反過來在鄭州會議上質疑習鑿齒，也是很有意思的事。這其中，可能與1994年他的恩施唐長孺（武漢研讨會上支援襄陽說）去世有關系吧。高教授的文章題目為《就諸葛亮躬耕地問題與南陽說主張者商榷》。
高敏觀點
高教授在此次會議上的發言同樣是圍繞李興文、水經注、戰亂區、漢水分界等問題分析，同樣支援“讨張昌”，唯一與别人不同的就是上圖說耕種環境的部分，但過于簡略，看不到專業性。
20.河南大學朱紹侯（遼甯人）教授，與鄭州大學高敏（湖南人）同為全國學會副會長級别的權威，雖然二老在河南任教，但都多次參加襄樊舉辦的諸葛亮活動，一直沒有地域之争的概念，值得肯定。此次文章題目為《李興與諸葛亮故宅銘》。
朱紹侯觀點
雖然重點講“李興文”，但仍然不夠深入，還是304年“張昌說”，沒考慮304年12月才改元永興等情況。文章最後說“卧龍岡也有儲存價值”給了一個安慰獎，顯然隻會令南陽方更憤怒。
北京會議二十餘位專家中，僅有七位的文章見于論文集，祝總斌、洪廷彥等文章網上也無法搜到。
21.在北京會議與上海會議之間，山東臨沂師專王汝濤教授給丁寶齋先生寫了一封回信，也被放入論文集。雖然王教授也是受邀，但畢竟未參會，有些話說得就比較中立和保留，不像其他文章那樣直接“否定南陽之否定（襄陽）”。
王汝濤觀點
1990年3月15日，第三次會議在上海召開。
22.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華東師大簡修炜教授文章題目為《諸葛亮躬耕地的定位要曆史地全面考察》，是會議發言的事後整理稿。簡教授着重于漢末大環境的介紹，雖然主要目的是說劉表治下安全，但延伸到了整個長江流域，即帶上了劉璋和孫策地盤，這本來也是我想寫的一個題目，看來不必了。這一點很巧妙，因為單說劉表地盤，宛城不一定能完全排除，但長江流域就一定不包括宛了。
簡修炜觀點
簡教授将諸葛亮未至南陽的時間加上了年限，這點上就比其他文章嚴謹，當然，他沒考慮過袁術時期諸葛亮在南陽的可能，屬于慣性思維，可以了解。
後文中簡教授通過對諸葛亮宗法思想的分析，得出結論“到襄陽是興漢，去南陽則是投曹”，也讓我有些意動。因為即使南陽為劉表勢力，但主動前往南陽，還真要考慮别人的眼光，會被懷疑随時準備投曹。另外簡教授在講“襄陽朋友圈”時提到《仙鑒》中的酆公玖也是讓我沒想到，也屬于很超前了。
23.華東師大劉精誠教授的文章名為《讀〈諸葛亮集·遺迹篇〉書後》，主要引用清張澍《諸葛忠武侯文集》中的各種材料，其實也是我們現在常見的那些。對《南雍州記》《諸葛武侯宅銘》等的背景分析，也與其他文章類似，唯一有載圖必要的也就下面那條小錯誤。
劉精誠觀點
24.複旦大學彭神保教授的文章題目《讀“亮躬耕隴畝”後》。
彭神保觀點
彭教授是我目前見到，唯一一位關注三處“躬耕”差別的學者，我非常開心，但教授明明看到了差別，卻話鋒一轉說是“同一個地方”，這邏輯讓人難以了解。我還是保留自己觀點：“因為陳壽發現了南陽和南郡都有躬耕事迹，是以才泛指”。
彭神保觀點
彭教授也是幾次會議中首位将材料擴充到《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的學者，不由讓人好奇，他會如何看待南陽方在這些志書中的材料。
彭神保觀點
可以看到，彭教授跟多數學者一樣，還是比較“雙标”的，隻認為元明以後有地方主義，六朝時就沒有地方主義；隻有南陽說的學者官員有地方主義，襄陽說的明清學者一定沒有地方主義。
25.上海師大李培棟教授，文章題目《諸葛亮躬耕地考辨》。内容方面，是我首見分析諸葛玄兩條材料的學者，而且提到了“為傳主諱”的潛規則，我以後再提這點的時候也有大佬背書了。但個人認為，諸葛玄先投袁術，再投劉表更合理。
李培棟觀點
在“沔之陽”問題上，李教授也與别人不同，他認為有一個行進過程，在沔之陽遠望，跨沔後再觀亮宅。這一觀點在三十年前也算新說了。
李培棟觀點
李教授也關注到了陳壽“躬耕于野”的含糊，以及鄧縣與鄧城的差別，還是所有學者中唯一提義陽郡的。雖然其論述的邏輯不夠全面，也不完全合理，但也算諸文章中較為特别的一篇，是認真思考過的。主要問題是，如果習鑿齒真認識到這些，他還是應該寫作“襄陽郡鄧城”避免誤導讀者，而不是為了保留諸葛亮精神而強行寫“南陽鄧縣”還不加注明。
26.上海師大嚴耀中副教授，題目為《諸葛亮家族與襄陽》。文章極短，但總算有人提到“諸葛女郎墓”讓我意外，要知道現在襄陽網友都很少提。可惜嚴教授把漢代取字時最常用的“伯仲叔季”當做“字輩”一樣的特征，實在讓人大跌眼鏡，也算是一件趣事了。
嚴耀中觀點
27.譚其骧，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曆史地理研究最大的權威，複旦大學教授，參加此次會議成為焦點。不僅因為譚老在學界的地位高，更因為南陽方在文章裡，指名說譚其骧1975版《中國曆史地圖集》的東漢部分，鄧縣未跨沔，認為譚老也不認可隆中屬南陽郡（此時譚老是南陽的神）。襄陽急了，是以力請譚老出來解釋。
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1975版東漢地圖
其實在譚老出面之前，前兩次會議專家已經指出，1975是内部版，到1982年已經改過，而且三國時代的地圖，鄧縣一直跨着沔，認為南陽方選擇性列舉材料，是學風不良。
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1982版東漢地圖
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1975與1982版三國地圖同
證據很明顯，在雙方并未關注躬耕地問題前，譚老及其團隊已經畫了兩次“茄子”，可以質疑其認知，但沒辦法指責襄陽做了什麼工作。
問題主要在于，譚老在1990年的會議上的發言，無一對南陽說有利，而且必然影響到其他參會者，這才是譚老被攻擊的原因。這次會議上雖然譚老說過要改地圖，但顯然他不可能穿越到8年前去改的。
譚其骧觀點
譚其骧觀點
譚老的各種觀點與其他作者差不多，不需要再單獨解析，最有趣的一句就是“在南陽哪一個具體地方，他們又說不出來”，這是有點生氣、抱怨的意思了，有點像我們經常說的“你又不動手，隻知道評人家做的菜不好吃”，“你行你上啊”。
确實，隻挑襄陽毛病，對于整個諸葛亮文化并沒有什麼幫助，反而可能削弱其形象，影響“食客”心情。隻有舉出南陽自己的新材料，才是對諸葛亮文化的豐富，這才有價值。當然，南陽提出了新材料，襄陽找專家全給打下去，不給成長的機會，也不是好的做法。
上海會議的16位專家，論文集中僅出現6位，連方詩銘的發言都未收錄，實在費解，事實上在會議介紹中是有多次提及方詩銘的。
第四次會議于1990年4月14日在成都三國史研究中心召開，成都也是7年前成、襄、漢三家成立聯合會的地方。
28.四川大學楊耀坤教授的文章名《諸葛亮故居所在地辨析》，寫作時間又要稍晚，大體也沒能超出前面諸文，就隻挑兩句亮點吧。
楊耀坤觀點
29.西南民族學院陳玉屏教授《諸葛亮躬耕處到底是南陽還是襄陽》，主要内容也不超出前文，但有兩處細節值得細品。
陳玉屏觀點
陳玉屏觀點
在襄樊主編的這本《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中，能出現對“隆中屬南陽鄧縣”的“存疑”觀點，實屬難得。而猜測“沔之陽”為諸葛家屬葬地，雖然符合樊城區漢墓較多的情況，但與李興文中的“故墟”“此宅”有所不同，值得商榷。重點是能提出新觀點，沒有附和前面諸文清一色的“讨伐張昌”，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
30.然後是三國圈真正的大權威譚良嘯先生，《三國演義大辭典》有他一半功勞，此次文章題目《從三國演義看諸葛亮的隐居地》。文章主要解釋《三國演義》并未直接支援南陽說，與正史關系不大。但我很佩服的是譚老在三十幾年前就已經引用《三國志平話》，而現在讨論躬耕地話題的網友，幾乎沒人看過這書。而且譚老提到了毛宗崗對演義的改動，增加了“遂家于襄陽”和删去了“再往南陽”，證明毛宗崗是絕對的襄陽說，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版本比較本來就是三國領域的一大門學問。
譚老能出山為襄陽站台，可能主要是因為襄樊和成都、漢中三地研究者同為“諸葛亮研究會聯合會”的發起者，幾年四次會議下來都是老熟人了。丁寶齋和黃惠賢1986年主編的《諸葛亮研究新編》中就有譚老的文章，包括該書中的王汝濤、魯才全，也在1989-1990的“攻勢”中提供了論文。
31.成都的“四次會議”，由川大另一位德高望重的缪钺（1904——1995）老先生總結性發言。最後這本論文集也是由缪老為封面題字。
缪钺觀點
可以看到即使是這麼權威的專家，也出現了“劉備是住在襄陽的”這種有問題的描述。有人說專家一定要嚴謹，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寫頭條号都得字字嚴謹，錯一處就有誤導之罪。說實話，沒人會故意去犯錯，對拿不穩的地方通常都會細查。錯誤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反而往往是自己認為絕對沒錯時。有些常識性錯誤，可能并不是人家知道得太少，反而是因為看得太多，記混了。
成都會議同樣有蒙默、劉琳等大批專家發言未被收錄的情況，而缪钺先生詳盡的原文也沒見到。
成都會議簡述
總體來看，各位專家的文章水準都不低，尤其是在36年前沒有電腦檢索，很多資料還未出現的情況下，能論述成這樣，不是現代網友可以望其項背的。但我之是以隻截取少量片斷，主要還是因為各文之間重合率太高了，甚至高到驚人的地步。
論文集中已經是經過精心篩選的，仍有這麼多重複的内容，假如近百位專家的文章全放上來，估計要看暈。
比較明顯的一點是，主辦方事先向專家們寄去了事件相關材料，幾乎所有專家都拿到了南陽勞工文化宮《活動月報》，河南《中州今古》（1983年才創刊）等地方雜志上發表的“南陽說”文章。但是主辦方并沒有讓專家提前交流，于是就産生了大量的撞題現象，畢竟“靶子”總共就那幾個，弱點也很明顯，專業學者當然是“不約而同”地使用同樣材料和方法去打了。
但要說專家們都是獨立創作，偶然撞題，又不盡然，因為将“沔之陽”解成“平張昌”的機率高到可怕，像是主辦方同時還提供了對李興文的解讀意見。當然除了少數幾個點之外，專家們還是有各自發揮的地方，都很精彩。
但因為之前南陽方是首次出擊，提出的問題不多也不夠深入，“靶子”太弱，是以并沒能激發專家們真實水準，像“鄧城與鄧縣”“義陽郡”“關羽襄陽太守”“隆中山與伏龍山”等問題都沒展開，畢竟隻是對付“群衆”。
而最大的缺憾在于，此時不管南陽還是襄陽說，都還沒意識到将隆中分為“西北說”和“西南說”，反正隻要證明在今襄陽境内就完成任務了。事實上這才是今天躬耕地問題更新後的最大焦點，而且是最需要專業知識的點。
四次會議，規格之高，前所未見，近百位專家中不乏會長、博導級的權威，如果真的隻為批評南陽那幾位民間學者，顯然屬于“飛彈叢集打蚊子”“超級飽和攻擊”。事實上，大家都能看明白，這麼大動作主要是“以儆效尤”“公開處刑”，避免後續再有人出這個頭。
用一批國字頭的學者來“斷案”，看起來有點“高院終審”的意思。然而與法學界不同，學術問題是“學無止境”“百花齊放”的，沒有哪個學術問題可以一錘定音。不管有沒有人發起争議，都不可能幾百年、幾千年後“蓋棺”，而是會“永遠”持續下去的。想用行政思維來套學術思維顯然是錯估形勢。
是以就在會議剛結束不久的1990年秋，未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另一位權威，北師大博導曹文柱就發文《今南陽、襄樊兩處的諸葛躬耕遺址皆為後人假托說》，我微頭條已經發過，這裡再發一次。
曹文柱觀點
曹文柱觀點
曹文柱觀點
曹文柱觀點
曹教授非常敏銳地抓到了最大的問題“平張昌說”，估計他也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幾十位同行沒有一人發現不妥？同時，譚老對很看重的古諺“襄陽無西”的解讀，也被曹老質疑，這些都是中立者應有的敏銳度。
當然，曹老後續的各種推理，是依托他多年的“史感”，沒有特别硬的實證，這點是不足。隻不過他的目的主要是提醒那些一邊倒的專家，“有沒有想到其他可能性？”事實上，正是研讨會上大量論文都用推理的方法論證“戰亂地不可能躬耕”“朋友圈”“習鑿齒可信”“元以後地方主義”，雖然隐藏在史料背後，但其主觀态度一目了然，才不由人不吐槽。
如果四次會議上，多邀請一些中立者，并且請南陽說的代表出席，不搞“缺席審判”，允許對方請“律師”，權威性自然就上去了。雖然以當時的研究深度，結果并不會兩樣，但至少過程會精彩許多。
現實的情況是，程式有問題的“終審”無效，南陽問題由市更新到省，河南社科院于四次會議結束的次年（1991）發起90位專家的大反攻，而且這次出動了“正規軍”。
本來打算一篇文章把雙方論文說完，但篇幅實在太長了，隻能放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