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研究所學生不大會自己找題目做研究，而是“等米下鍋”。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丁玖回憶了自己求學和論文選題、寫作的特别經曆。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新冠疫情爆發前，我回國學術通路、與教授們交流時，他們提到，部分研究所學生不大會自己找題目做研究，而是像課堂考試等發試卷那樣，等導師指定一個研究論題。“嗟來之食”總沒有自助餐吃得舒暢。我們都知道，農家自由放養的草雞味美汁鮮，遠非集體圈養的殭屍電腦可比。蓋因殭屍電腦飯來張口，食譜單調；而草雞到處覓食，營養豐富。草雞的市場價錢，也是以比殭屍電腦貴許多。我小時候住在父母的學校教工宿舍，下雨前最愛在操場上，用大掃帚拍捉矮飛的蜻蜓來喂雞，因為它們給我們下蛋吃呢。就像念書時，視野不應囿于教科書的方寸紙頁，選擇學位論文研究課題時，也最好能處處注意，主動出擊。就我而言，博士論文的選題雖然出于偶然得之，事先可能連導師李天岩（1945-2020）教授也沒想到，卻是“到處留心皆學問”的結果。其實，我赴美後寫的第一篇研究文章，是得益于我南大老同學魏木生博士的先驅性工作，而與導師涉足的幾個領域無關。雖然它未被放入我的博士論文，其誕生機緣卻與後來的學位論文有異曲同工之處。
為準确起見，本文将引進一些數學概念。我将用初等或幾何語言，以及比喻類比，來描述概念，即便讀者不全懂數學内涵也無妨。性急的讀者不必望而生畏而減少繼續讀下去的勁頭，希望所講故事的戲劇性和啟發性燃起他們更大的閱讀火苗。
“找米下鍋”
我讀博階段的第一項研究，是關于虧秩矩陣最小二乘解的攝動理論。最小二乘法祖師爺之一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早在十八歲時就已萌生出該法的思想。作為哥廷根大學天文台台長的他，在研究天文觀測資料時發明了最小二乘法。這在幾何上與平面上給定試驗資料點的曲線拟合有關。比如說，設想在直角坐标平面上有十個點，可以看成是某個試驗結果的十組資料。它們一般不會恰巧沿着一條直線排列。但是，我們能不能畫出一條直線，使得它和這些點的“垂直距離”的平方之和最小？這就是“最小二乘問題”的簡單一例。它的答案是肯定的，其解法就是“最小二乘法”。最小二乘問題由一個矩陣确定，它是排成幾行幾列的一組數字。對于“滿秩”矩陣（即矩陣的“秩”等于行和列數之較小值），最小二乘的理論與算法已很成熟，構成了計算數學子學科數值線性代數的一部分。
我的大學同學魏木生，在七七級江蘇聯考中數學全省第一——正題及附加題皆為滿分，大學畢業後公費去了美國布朗大學留學，1986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散射波計算，這需要考慮最小二乘問題。但此時矩陣不再是滿秩的，而是“虧秩”的，即矩陣之秩小于矩陣的行和列數。他在文獻中找不到現成的虧秩問題攝動理論可供參考。有次在學術會議上，魏木生遇到數值代數大人物、美國科學院與工程院雙院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高露博（Gene Howard Golub，1932-2007）教授，便向他求教。對方的回答讓他相當驚訝：還沒有人認真研究過此類問題。于是魏木生決定，自己動手打下這個新領域的第一根樁。1989年，他關于虧秩矩陣最小二乘攝動理論的首篇論文刊登于期刊《線性代數及其應用》（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1986-87學年，魏木生在明尼蘇達大學數學及其應用研究所做博士後。1987年秋，魏木生來我讀博的密歇根州立大學數學系，繼續他的博士後研究。李天岩教授在六七個申請者中挑選了他，因為柯朗數學科學研究所的大數學家拉克斯（Peter Lax, 1926-）教授寫了一封有力的推薦信。能讓拉克斯提筆寫信的人，當然絕非等閑之輩。的确，魏木生之是以得此殊榮，是因為他在博士論文中，推翻了拉克斯散射波理論專著的一個觀點。整整一學年，我們兩個老同學經常偕家人驅車去購物，共同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時光。就在那個秋學季，我拜讀了魏木生寫的幾篇文章，覺得非常有意思。
魏木生博士的開創性工作，本質上是通過估計虧秩最小二乘問題攝動解的誤差上界，論證了一般最小二乘解的“上半連續性”。自然界許多現象都是連續的，比如水是連續流動的。“解的連續性”大概是說，當所解問題的資料稍有變化時，解的變化也不大。為了能夠應用矩陣論中著名的“奇異值分解定理”，他不得不使用以一百年前德國數學家弗羅貝尼烏斯（Ferdinand Georg Frobenius，1849-1917）名字命名的一種矩陣範數。這個範數是把m行、n列矩陣的所有元素排成有mn個分量的向量，再計算出該向量的歐幾裡得範數（即所有分量平方求和，再開平方根）。讀畢全文，一股強烈感受很快湧上我的心頭：文章結論自然漂亮，數學分析也很精辟，但使用這個範數，總不及最小二乘問題本身定義所采用的向量歐幾裡得範數來得自然。于是我主動出擊，集中精力苦苦思索，不久就有了頭緒，隻用歐幾裡得範數，獲得了一個較為簡潔的攝動界。
因為這是我來美後寫成的第一篇文章，完稿時我頗有點小激動。我的碩士論文從未投稿以求發表，一方面因為當時太太懷孕，我當然要盡點責任，加上後來又忙于出國留學，無暇整理；另一方面我早已對那個工作不再看重，蓋因來美後發現，國際上基于三角剖分的單純不動點算法研究已趨沉寂，不像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那麼紅火。而基于微分拓撲思想的現代同倫算法，生命力卻一直旺盛。我幾個師兄弟的博士論文，都與這個方法密切相關。我後來也将同倫延拓法的思想用于最優化的研究。
興奮之餘，我将文章初稿寄給了當時遠在日本京都大學數了解析研究所擔任講座教授的導師李天岩，請他提建議。李天岩教授很快回函，在三頁長信中對我文章的主要定理發表了具體意見，并在有關讀書研究的方法論上，給予了啟迪心智的評述。平時不大當面表揚學生的他，這次卻滿腔熱情地鼓勵了我，因為在做學問這件事上，我沒有“等米下鍋”，而是“找米下鍋”。按照他的觀點，這是一個研究所學生“應盡的義務”。
師者傳道
對于博士生怎樣做研究，李天岩教授自己的求學經曆就是最好示範。他三十歲前的三大學術貢獻為：八頁短文《周期三意味着混沌》首次在數學上給出“混沌”概念的精确定義；率先計算性構造布勞威爾不動點，是現代同倫延拓法的開山之作；曆史首次證明了計算周遊理論中的烏拉姆猜想。其中最有名的第一項工作，是他與博士論文導師約克（James Yorke，1941-）合作研究的結晶，迄今被引用超過五千九百次。這在引用次數普遍大大低于實驗科學和工程領域的數學論文群體中，是名列前茅的。第二篇論文的作者，除約克外又加了凱洛格（Bruce Kellogg，1930-2012）。他單獨完成的第三項成果，則提供了我博士論文的靈感源泉。
我們先回顧一下，他是怎麼“走運”地寫出了天下第一篇用現代同倫延拓法計算布勞威爾不動點的文章。這個以荷蘭數學家命名的拓撲學大定理，在最簡單的一維情形，就是初等微積分中的介值定理，其幾何性質人人都懂：連接配接一條直線兩側之點的任意連續曲線必與直線相交。布勞威爾不動點定理在二維的情形就是：閉圓盤上任意一個連續自映射（即值域包含于定義域）必有不動點，即該點被映到自己。李天岩1968年畢業于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當兵一年後，去了美國馬裡蘭大學數學系讀博，師從約克教授。畢業前一年的1973年，他修了凱洛格教授的課《非線性方程組數值解》。課中，教授講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系赫希（Morris Hirsch，1933-）教授十年前發表的布勞威爾不動點定理新證明。
這個簡潔反證法的思路是：假設不動點不存在，則導緻與拓撲學某定理相沖突。這後一定理是說，不存在将閉圓盤映到其圓周邊界的光滑映射，使得圓周上的所有點保持不動。這些拓撲學上有趣的深刻定理，可以解釋為什麼人頭頂上有處不長頭發的旋窩。李天岩聽到如此新穎的證明，喜歡思考的他頓生一計：可用該思路計算定理保證存在的不動點。因為閉圓盤是個二維區域，而圓周僅是一維曲線，對于赫希考慮的将圓盤映到圓周的映射，定義域比值域多了一維，故存在“逆像”曲線，它起始于圓周上一點而終止于原先映射的不動點集合。隻要能在數值上跟随這條“同倫曲線”，不動點就可以算出來。主動而獨立的思維，牽引出這麼奇妙的新算法！創造性的思想，是那些靠死記硬背定義、定理、證明的讀書者難以想象的奇迹。但是對喜歡追根求源、尋找原始思想的探索者，這卻是最自然的水到渠成。
當李天岩告訴了約克他的想法後，後者全力支援他幹下去，盡管他手中還有其他研究項目，眼光深遠的導師知道該課題的價值。經過兩個月程式設計計算，李天岩的算法思想終于實作——薄薄的一頁列印紙，記錄了曆史上第一個現代同倫算法的數值結果。将在克萊姆森大學召開的不動點算法及其應用會議的籌委會，一聽說他們用微分拓撲思想構造了新的同倫不動點算法，而不是沿着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斯卡夫（Herbert Scarf，1930-2015） 1967年開辟的基于單純剖分群組合技巧的單純不動點算法的路線走，馬上提供了兩張機票，邀請他們赴會宣讀論文。後來，斯卡夫在會議論文集序言中，對凱洛格-李-約克文章的新思路贊不絕口。從此，現代同倫延拓法進入了計算數學的大舞台。
“憑着一股牛勁”
如前所述，李天岩教授學術生涯中三項最著名的傑出工作，都完成于他的博士生階段。其中第三篇關于“烏拉姆猜想”的論文由他獨立完成，1976年發表于美國《逼近論雜志》（Journal of Approximation Theory）。這篇文章是如何誕生的呢？1973年，約克與其合作者、波蘭科學院院士洛速達（Andrzej Lasota，1932-2006）在期刊《美國數學會彙刊》（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發表了一篇現已成為周遊理論經典文獻的論文，其中證明了一個關于絕對連續不變測度的存在性定理。它斷言，定義在區間上的一類逐片拉長自映射，存在一個“不變密度函數”。密度函數是常在機率論裡露面的數學對象，它是取值為非負數的函數，并且總體積分為1。即位于它的圖像之下、區間之上的“曲邊矩形”面積等于1。不變密度函數的存在性保證後，李天岩開始考慮怎樣把它計算出來。或言之，怎樣在數值上有效地逼近它。他提出了一個使用逐片常數函數的逼近法，并對洛速達和約克考慮的那類區間映射，證明了算法的收斂性。顧名思義，逐片常數函數在剖分定義域區間的那些子區間上分别取常數值。
但是李天岩卻全然不知，美國氫彈之父、波蘭裔傑出數學家烏拉姆（Stanislaw Ulam，1909-1984），在他1960年出版的一本篇幅隻有一百五十頁的小書《數學問題集》（A Collection of Mathematical Problems）中，已經提出這個方法，用來計算不變密度函數。文章寫好後，李天岩才聽說這就是十幾年前已有的烏拉姆方法。并且烏拉姆在書中猜測，隻要不變密度函數存在，算法就收斂。“烏拉姆猜想”催生了在實體及工程中有重要應用價值的“計算周遊理論”學科問世。李天岩文章與烏拉姆方法的“曆史性巧合”，也導緻文章題目改動，加上了“烏拉姆猜想的一個解答”。這篇計算周遊理論領域的裡程碑之作最終是《弗羅貝尼烏斯-佩隆算子的有限逼近——烏拉姆猜想的一個解答》。
多年後，李天岩教授對我回憶他這篇大作的出爐經過，十分感慨地說道：“如果我當時事先知道，這個算法的收斂性，連和馮·諾伊曼一個級别的數學家烏拉姆也未給出證明的話，可能不大敢啃這塊骨頭。”但是，年輕時的李天岩，是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猛士。按照自己的說法，他“憑着一股牛勁，凡事堅持到底，絕不輕易放棄。”他認為，大人物解決不了的問題，并不能說明小人物也解決不了，大人物思考問題的途徑也不一定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在學問的道路上，隻要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隻要比别人多花了一分鐘思考，就能夠将看似困難的問題搞個水落石出。
1987年初夏前，我在通過兩門外語（英文和中文都不算外語）考試後，一邊繼續修課，一邊積極跟上一個嶄新領域——線性規劃内點算法。它與我在南大讀碩士的最優化方向相關，起始于印度人卡瑪卡（Narendra Karmarkar，1956-）于1984年發表的一篇開創性論文。這個領域當時在國際優化界已開始熱浪滾滾，跟進的研究者趨之若鹜。許多人甚至預測卡瑪卡在上世紀結束前将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像最早提出線性規劃有效計算方法的蘇聯數學家康托諾維奇（Leonid Kantorovich，1912-1986）當年那樣。不過這個預測沒有變成現實。李教授考慮到我的老本行是數學規劃，建議我跟上内點算法快速發展的步伐。他的一些素有學術往來的朋友，如日本最優化理論著名學者小島政和（Masakazo Kojima，1944-）教授，常寄來這方面的文章預印本。斯坦福大學運籌學博士葉蔭宇等幾個華人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我力圖多了解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慢慢靠近學術前沿，并完成了幾篇關于線性相補問題内點算法的文章。其中與導師合作的第一篇，有幸在1991年發表于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會那年新辦的《SIAM最優化雜志》（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創刊号上。我曾打算将這些内容整理成我的博士論文，但後來的結局卻是始料未及的。
西海岸之旅
1989年3月，我三歲女兒跟着她奶奶來到美國。這是我們父女首次相會，盡管她在底特律機場見到我時用一口純正揚州話對我說：“我在照片上見過爸爸的”。那年六月初春學季剛完，本學年告一段落，李教授開講的三學季課程《[0, 1]上的周遊理論》也圓滿落下帷幕。雖然那時他的主要興趣已不在混沌和周遊理論，而是在矩陣特征值及多元多項式方程組同倫求解，但是我們這些弟子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對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研究成果，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确實，如果對導師過去的工作都一無所知，那還成什麼學生？要想成為好學生，不光要了解導師目前的工作，也需要知悉導師過去幹了些什麼，否則可被稱為一個跛足的弟子。這和怎樣對待科學史道理相同。偉大的全能數學家龐加萊（Henri Poincaré，1854-1912）告誡過我們：“如果我們想要預見數學的将來，适當的途徑是研究這門科學的曆史和現狀。”這句話被數學史名著《古今數學思想》的作者克萊因（Morris Kline，1908-1992）放在了序言的最前面。了解曆史和認識現狀同樣重要，因為曆史是一面鏡子。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962-1943）最優秀的弟子外爾（Hermann Weyl，1885-1955），曾經提到自己“喜歡講授數學史”，說得非常有道理。
趁我去北加州開會之機，我們全家計劃在六月份遊覽一次美洲大陸西海岸，這是我來美後第一回長途旅遊。
從密歇根州到舊金山市的那個月，我們全家在沿途不少地方留下了足迹。我和許多南大老同學、老熟人再次相聚。在旅途的第一站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槟分校，我與大學同窗胡著信不期而遇，整晚聊天；還和與我同機赴美讀博士的南大化學系七八級學生李巧英重逢。然後我家老小去了堪薩斯城，得到了南韓師兄李弘九一家的熱情招待，李弘九在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任教。抵達摩門教大學營鹽湖城後，在猶他大學讀博士的尹光炎同學開車帶我們一睹鹽湖風光。如今他和我昔日同窗中的另兩名“江蘇聯考狀元”，已開始飽覽“夕陽無限好”的退休景色。
到了舊金山灣區，我見到了已在斯坦福大學統計系獲得博士學位的張硯凝同學。出生于北京、大學成績優秀并且熱愛長跑的他，當年考上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研究所學生并留洋深造。我來美讀書後收到的第一封在美老同學來信，就是他熱情洋溢的“歡迎明信片”，他也在第二封信中對我給新生女兒取名“易之”大加贊賞：“不愧了你的文學功底”。後來，事業有成的張硯凝，長跑熱情沒有降溫，參加過好幾次馬拉松，包括著名的波士頓國際馬拉松比賽。
我也與南大七八級的數學才子戴建崗再次相會。他正在斯坦福大學數學系撰寫博士論文（他現任康奈爾大學運籌學與資訊工程學院講座教授，同時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資料科學學院院長）。之前的三月初，他專門去了舊金山國際機場替我接機，将我母親和女兒送到飛往底特律的登機口。我們在美麗的斯坦福校園漫步，遊覽這所世界名校。家母在校園中央的著名大教堂前留了影。這是斯坦福夫人為紀念1885年與她共同建立學校的鐵路大王丈夫而建立的。四分之一世紀後的2013年感恩節前，我去看望已在那裡工作的女兒。在萬裡無雲的藍天下，我們兩人在這座美麗教堂前留下合照，讓八十五歲高齡的家母再次目睹壯觀的斯坦福建築。
書稿中的閃光
在旅途動身前，李天岩教授問我是否有興趣，根據他剛結束課程的現成講稿，幫他補完成一本中文書初稿。台灣某個學術基金會希望他出版此書。去年他在日本碰到美國普渡大學數學系莫宗堅（1940-）教授，二人商榷了此事，這也是他開這門課的初衷之一。李教授承諾從國家科學基金會獎給他的夏季研究資助中，撥出一份給我，這樣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寫書，而不必分心于教書工作。我當然願意啦，這不光是鞏固已學知識的極好機會，更給我未來學術寫作提供了一個練兵場所。
回到密歇根後，我很快進入狀态，開始起草導師交代的書稿。該書的基本架構已具雛形，隻需添加作為預備知識的基礎部分，并統一書面表達和語言符号。我馬不停蹄地伏案工作了兩個月。這也是我重新梳理知識、鍛煉學術寫作的過程，給我日後自己寫書提供了極好的練筆機會。更重要的是，在撰寫關于絕對連續不變測度計算的烏拉姆方法那一章的某個瞬間，我無意中靈光一閃，為一項新研究創造了契機。
李教授計劃出版的這本中文著作，主要講的是在周遊理論中有廣泛應用的一類正算子——弗羅貝尼烏斯-佩隆算子，它是把非負函數映成非負函數的線性算子，并保持積分不變，前一個性質就是“正算子”的定義。算子的名稱借用了兩個德國數學家名字，實際上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隻是因為這個無窮維算子繼承了非負矩陣的若幹好性質，并由于先是1907年的佩隆（Oskar Perron，1880-1975）、然後是1912年的弗羅貝尼烏斯，建立了非負矩陣的一般理論，以至于烏拉姆在《數學問題集》中把他們的名字借了過來，給該算子命名。這種“張冠李戴”的現象，在數學史中并不鮮見，比如解非線性方程組的牛頓法并非由牛頓正式提出，他隻是用它逼近了一個多項式方程的根。牛頓法收斂性理論的系統研究，歸功于二十世紀俄羅斯數學家康拓諾維奇。微積分中求不定型極限的洛必達法則，更是個“欺世盜名”的結果。被洛必達（Guillaume de l'Hôpital，1661-1704）放在他1696年書中的這個法則，實際上由瑞士數學家約翰伯努利（Johann Bernoulli，1667-1748）發現。不變密度函數是弗羅貝尼烏斯-佩隆算子的不動點。李教授書稿的前面幾章，講的都是算子不動點的存在性定理和性質，最後一章才涉及它們的計算，标題為“弗羅貝尼烏斯-佩隆算子的有限逼近”，内容為烏拉姆方法以及李天岩關于烏拉姆猜想、對于洛速達-約克區間映射族收斂性的漂亮證明。
當我快要寫完這章，整個書稿就要大功告成之時，腦袋裡突然冒出一個疑問。從計算數學角度看，用逐片常數函數逼近一般函數是最簡單粗糙的做法。為什麼不能采用逐片線性甚至逐片二次函數來逼近呢？常識告訴我們，如用水準線來近似懸鍊線，精度遠低于用連接配接曲線上兩點的線段逼近它。于是我好奇心大盛，馬上拿起紙筆，畫圖演算起來。三十多年來，我一直緻力于計算周遊理論的研究，而這趟千裡之行，就從此處開始。它與我之前的内點算法研究毫不相幹，分屬相距十萬八千裡的兩個天地。由于我既在美國掌握了純數學分支周遊理論的基本知識，又早有南大老本行計算數學專業打下的良好基礎，我的思路比較清晰，進展也相當順利。我注意到烏拉姆方法既是保正性、保積分的一種保結構算法，又屬于傳統的投影算法範疇。于是我就沿着這兩個方向來推廣它。很快，我就構造出兩類基于逐片線性或逐片二次多項式的新算法。第一類依賴于迦遼金投影原理，另一類因使用了有限維的馬爾科夫算子而保結構，我将之命名為馬爾科夫有限逼近法。以俄羅斯數學家名字冠名的馬爾科夫算子，比弗羅貝尼烏斯-佩隆算子範圍更廣，它定義為保持非負函數積分不變的正算子。對于烏拉姆方法能收斂的洛速達-約克類區間映射，我證明了新算法的收斂性。為證明高階數值方法收斂更快，我用系裡的太陽-工作站電腦（指計算機公司Sun Microsystems推出的工作站——編者注），輸入自己編制的Fortran程式，進行計算比較。數值試驗結果顯示它們比烏拉姆方法收斂快得多，差距之大就像呂布的赤兔馬同呂布本人賽跑。後來，兩位華人教授從理論上研究了逐片線性馬爾科夫有限逼近法的收斂速率，加上我和李教授于1998年發表的後續文章，最終建立了此類算法的收斂速率理論和誤差估計。
1989年八月底，我完成了李天岩教授中文專著的初稿。作為副産品，也拿出兩篇研究文章。連我也感驚奇的是，這本書我連草稿都沒打，每章每節基本上是根據李教授課程講義的概述，先在腹中醞釀一番，然後一氣呵成地寫下，這大大節省了寫作時間。在兩個月内，我不僅起草了一本中文書，還做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當我把書稿交給導師，并獻上了論文初稿時，他先是驚訝，看完後覺得滿意。從此，我再也沒有過問那本書稿的命運。遺憾的是，李天岩教授一直忙于多項式方程組數值解方面的宏偉研究計劃，基本上已離開混沌動力系統和周遊理論這個早年讓他揚名天下的領域，因而從未有暇修改完成這本著作，殊為可惜。而我則相反，從導師課程中學習周遊理論培養出的興趣，加上這段寫作、研究的獨特經曆，讓我離開了内點算法，投身于計算周遊理論，多年來樂此不倦，并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數學與科學工程計算研究所的周愛輝博士合作，在2006年通過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所學生中文教材《确定性系統的統計性質》。它對應的英文版則在2008年底由該出版社和德國的施普林格出版社聯合出版。
畢業和工作
大概在1989年十月的某天上午，李天岩教授來到我的教學助理辦公室，親切地對我說：“你可以考慮明年畢業，就把最新的這兩篇文章整理成你的博士論文吧。”我心存感激，同意他的安排。我們這一批直接從大陸招來的博士生，除我是1986年一月來美，其餘的幾個都是國内名校七七級（“77級”是恢複聯考後的首屆大學生——編者注）的，分别畢業于吉林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加上一個從美國私立名校西北大學投奔他來，由通路學者身份搖身一變的博士研究所學生，都是1986年八月進校的。很自然我可以比他們早點畢業。上一年，我來自北師大七七級的師姐已經博士畢業，找到了大學教職，就在李教授布勞威爾不動點計算論文開始名揚天下的所在地——克萊姆森大學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那時，美國的經濟還比較強勁，大學教書的新位置也不少。
找工作的難易度，和經濟形勢甚至社會環境的好壞線性相關。1957年，蘇聯的衛星上了天，把美國吓了一大跳，以為自己的科技水準落到對方後頭去了。高層上司一聲号令，美國的大學馬上開始膨脹，導緻六十年代的新科博士俏得很，個個都能謀到一份大學教書的好差事。結果是，他們當中的一部分，由于先天不足或後天懈怠，在競争激烈的學術環境中敗下陣來，待遇每況愈下，尤其在研究型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教授中也有這樣的人，在老教授中的比例不算太低。我記得有一次，導師遠遠指着一名學術地位不太高的教授的辦公室，對弟子開玩笑說：當我還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他就是教授了，但他現在的薪水差不多隻是我的一半。當李教授1974年拿到博士學位時，美國博士的好日子已經過去，很多人找不到飯碗。他能幸運地謀到一份大學教職，而許多像他這樣的中國台灣博士隻好打道回府。不過後來不少人由于台灣經濟騰飛而賺了大錢。他又告訴過我們，他的第一個博士研究所學生、來自台灣的朱天照，1982年拿到學位時，情況又一次倒轉，校園面試機會多得應接不暇。最終朱博士選擇了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他的研究表現十分出色，六年後就破格榮升到正教授了。
然而沒想到的是，我1990年畢業，正巧趕上美國大學教職行情最嚴峻的新一輪周期！好在我找到了正式助理教授位置，但那是後話了。
寫于2024年3月24日星期日
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
注：本文根據201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親曆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第六章《博士論文》修改而成。
緻謝：感謝朱慧堅博士提出兩處修改意見，增加了叙述的準确性。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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