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专注于古籍材料的查找，对建国后论述“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文章，只是挑了几十篇简单扫过。包括几次研讨会的内容，我也只是浏览了会议纪要，了解专家们的主要观点后没有深入学习。
武汉“一次会议”综述
北京“二次会议”简介
上海“三次会议”主要意见
成都“四次会议”综述
1996年“补刀会议”
不是我不重视老专家们的成果，而是我知道这些旧文里的精华，大多数已经被双方网友引用过了，似乎没必要再去细读。
但因为连续遭到“不认专家”的指控，教英语的雷老师说我是“小学生”，那我还是沉下心来，虚心接受，把专家文章再认真过一遍吧。
梁满仓等前辈整理过一批早期诸葛亮研究的文章，我把与躬耕地问题相关的提出来单列如下。
1929年徐蘧轩《诸葛孔明生活》，1947年胡念贻《诸葛亮梁父吟考辨》，1953年胡逸民《诸葛亮是怎样出山的》，1957年潘泰封《诸葛亮故居》，1961年《光明日报》刊登何明《诸葛亮和三顾茅庐》，易吾《诸葛亮的隆中对》，1965年禚梦庵《诸葛亮的志节及其师友》，1974年《扬州师范学院学报》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集体署名《诸葛亮隆中对注释》，同年各地还有多篇《出师表》注译……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汪大宝《古隆中》，同年《北京晚报》有乐牛《刘备何年识诸葛》，林顿《刘备究竟何年识诸葛》等文章。这些文章，要么不易找到，要么是我个人兴趣不大，就暂时跳过，有网友能私信提供电子版的话，提前感谢。
这批文单肯定不是全部，比如1957年《光明日报》有两篇文章发生过碰撞，就没被提到。
陆云龙（1895-1961），襄阳欧庙人，1924年北大毕业，襄阳著名教育家，被称为襄阳民国时期最牛校长。但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论述躬耕地问题时，也犯了好几处初级的知识性错误，这可以算是时代局限吧。
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南阳社旗学者孙文青(1896～1986)先生马上作出回应，这可能算是建国后南襄在诸葛亮问题上的首次“对话”。
可以看到，孙老的汉史知识虽然强于陆老，但以《汉书》而非《后汉书》为证，连长沙国（公元7年废）都还在，与诸葛亮生活时代区别很大，其实也是不妥当。至于说汉时襄阳未置县，这是西汉早期情况，倒是显示孙老对西汉的了解不仅限于《汉书》，在这点上还是强于现在的多数网友。
不过孙老虽然认为张绣离开后，宛城归于刘表，并且说刘备北到卧龙冈，南到隆中都有可能，但在最关键的最后一步，他还是认同了襄阳说。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注意到“汉水为界”等问题，没想过质疑《汉晋春秋》《水经注》这级别的史料。
孙文青馆长是对南阳汉画像石贡献最大的人，地位崇高，但同样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在躬耕地问题上只能做到这一步。
回到前面未列完的资料目录，1982年严书翰《何辨襄阳南阳》，1983年《地名知识》第5期算半部诸葛亮专刊，有肖伍《南阳郡、隆中简介》，谈洋《孔明故宅何处寻》等。1985年《复旦学报》有王振中《三顾茅庐新探》，1986年黄惠贤、丁宝斋出版《诸葛亮研究新编》，冯述芳、马强多次对诸葛亮研究进行综述，1987年湖北人民社出版俞鹏飞著《诸葛亮在襄阳》，王汝涛写《诸葛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1988年《襄阳师专学报》丁宝斋、张孝元《刘备三请诸葛亮的史事不容怀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闵和顺《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
以上文章都不包括两地内部制作的“小册子”，比如1976年南阳《诸葛亮小传》，1979年南阳博物馆《武侯祠简介》，1980年襄阳师专与隆中管理处合作的《诸葛亮与隆中》，1985年《南阳文史资料》，1993年《隆中志》等。也不包括冲气和老师提供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三国史话》等书和各种词典、教科书中的只言片语。
总体而言，上述材料都还处于“隆中说”一家独大的阶段。也许此期间有过“南阳说”的文章，但“资料目录”中未体现。这份目录收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中，是由襄阳丁宝斋等学者编纂，如有“南阳说”文章，应该会筛去。
由于南阳官方没有相关意识，1987年，在邮电部计划发行《三国演义》小型张《隆中对》之际，南阳民间学者不得不主动出手。（与此同时，南阳方也在组织编写《南阳历史文化名城资料汇编》，涉及躬耕地问题。）
水仲贤老先生以中学退休语文教师的身份，孤身向庞大的“襄阳诸葛亮文化”发起首次挑战，以一块元碑冲击六朝史料方阵，给人一种悲壮感。而最先打击他的，反而是“自己人”，南阳师专历史系教研室主任唐明礼教授。唐教授还加上了说明：“笔者原籍就在紫山附近（都不认可庞统在紫山的传说）”。
见此，南阳官方的李兆钧、张福增等亲自下场声援水老先生。1988年4月，襄阳丁宝斋先生迅速在《集邮》杂志发表《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还击。10月，《集邮》发表《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未满30岁的张晓刚先生正式冲上前台。
丁宝斋先生的文章不长，主要就是“史料”和“朋友圈”两个点，然后补了明代李荫的碑文“草庐在襄阳者为真，在南阳者赝哉”，最后再用《中国通史》等书来压人。
从文章名能看出，《集邮》两文间是“针尖对麦芒”（杂志编辑也是不嫌事儿大），不再有什么“商榷”的客套话，南襄两地正式开战。次年，襄阳方又在《集邮》发表杨林、孙丽丽的《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借用艮岳轩网图
双方早期的几篇文章，难以寻找，通过后面各篇论文中，大致能看到南阳方的一些主张：1.汉水分界，隆中不属于南阳；2.李兴说故宅“在沔之阳”，而隆中在沔阴；3.《汉晋春秋》是野史，《水经注》记录年号有问题，都不可信；4.寓居、故宅不等于躬耕地；5.唐诗及元明史料证明躬耕在宛；6.谭其骧地图1975版东汉地图，南阳南郡以汉水为界。
作为首倡者，这些文章提供的材料和角度连古代名家都未想到，价值其实是很高的，只是没有经过专业学者把关，论证细节可能不够规范，但要知道那是36年以前。
邮票引发的争论，导致四次诸葛亮躬耕地研讨会的召开。南阳方事后认为，四次会议皆是襄樊“主导”，似乎有什么赞助行为。个人认为倒不尽然，襄樊的诸葛亮研究比南阳早得多，尤其是1982年参与了诸葛亮研究会的创办，是三大元老之一，在学界积累的人脉远超南阳这批民间学者，请各地专家开四次研讨会并不难，写几十封信即可。
1989年12月6日，第一次研讨会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与会的多为湖北本地学者。有老权威唐长孺（1911-1994）、著名荆楚历史地理专家石泉（1918-2005）以及黄惠贤、陈国灿、朱雷、吴量恺、邹贤俊、熊铁基、骆啸声、吴名中等教授和张正明、徐扬杰等研究员共35人。
1.武大石泉教授的文章《诸葛亮躬耕地望辨析》是与博士研究生徐少华联合署名，从文章语气，应为徐少华执笔。在列举了襄阳方三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后，提到了石泉教授1980年《古邓国邓县考》，支持邓县跨汉水。
石泉、徐少华观点
从实际测距来看，古隆中到邓城遗址12公里，合汉代29里，显然不符《荆州图副》的“一里”，即使强行改成“十里”仍然相差很远（现在有解释为县界的）。石泉教授是走到汉江边望邓城，确实会近一半，那他究竟是在偷换概念，还是暗示真正的隆中应该比今天的景区靠北呢？
石教授的观点还有：习凿齿可信且非孤证，举《与桓秘书》等，认为骊道元严谨且任职地离南阳不远，《宋书》“割襄阳西界”证明邓县在襄阳西，谭图1982版已修改，隆中小河谷地形有利等。此文特别强调南阳说的“于沔之阳”较有力，但还是用讨张昌事件做辩解。
2.武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黄惠贤教授因1986年与丁宝斋合编《诸葛亮研究新编》，1987年完成《校补襄阳耆旧记》而为躬耕地问题爱好者熟知，可能是此次会议主要促成者。这次他的文章题目是《重读李兴<诸葛丞相故宅喝表>书后——兼证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1982年旧文，1990年修改，于研讨会后提交。
黄惠贤观点
因为不是专为会议所作，与躬耕地问题直接相关的点不多。一是整理了王隐、刘弘、李兴的生平，其中以王隐与陶侃的关系来证王隐写刘弘事可信，是我首见，但以刘弘转镇南大将军的时间来证明碣为304年创作似乎理由不充分；二是分析碣文，同样将在沔之阳说成讨伐张昌，特别的一点在于根据“能无规廓”“时殒其夕”两句认为故宅已毁。
3.武大陈国灿教授的文章名为《诸葛亮躬耕地及故宅考》，除了与其他学者相同的观点外，将刘弘立碣放至305年，最大的区别则是对襄阳的几块唐五代碑做了一些考据。
陈国灿观点
4.武大历史地理研究室副主任陈可畏，曾参加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写，文章题目《诸葛亮隐居地考》。文中没有超出前几文的观点，只是多举了苏轼、晁公武诗和元、明一统志，尤其是专门讽刺了《明一统志》“寓居南阳，往来隆中”是“用心良苦”。
陈可畏观点
比较有意思的是，陈可畏文中说“州、郡治所均在宛城”，刘表“始移州治于襄阳”，这也是目前我从研讨会文章中找到的第一个明显错误。另外，陈可畏提到了“西北”方位，但并未意识到与“沔南”可能有冲突。
5.华中师大吴量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文章题目《万山西北古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应在襄阳》。吴教授对明清材料是相信的，所以引用了大量与襄阳相关的明清材料，然而对南阳的明清材料却选择性忽视，这是个问题。另外目前为止，吴教授是第一个提“北行见备”和邓县、邓城并存的，算是细致。
吴量恺观点
但吴教授对于邓县和邓城的论述，问题较多，尤其最基本的《晋书·地理志》两县分属二郡都未提及，参考意义不大。
6.华中师大熊铁基教授文章名为《评几篇讨论诸葛亮故居的文章》，主要是对之前几篇南阳说的文章进行批评。
熊铁基观点
熊铁基观点
熊铁基观点
由于水仲贤老先生的几篇原文如《诸葛亮受三顾处答或人问》等无法在各种论文库中找到，所以我也是通过熊铁基教授这几段才了解更多内容。单从这几个“点”来看，南阳说初期的进攻，确实不够专业，论述上不够规范。但其中有些逻辑还是有讨论的必要，不能直接拍死。
7.湖北社科院徐扬杰研究员，文章题目《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
徐扬杰观点
徐研究员是我目前为止（到今天），见到的第一个引用杜预注鄾的学者，然而这么明显能证明邓县南鄙鄾在沔水北的一句话，硬是被反过来理解，说邓县靠近汉水？邓县城与汉水之间明显隔着鄾，我只能猜测徐研究员的意思是，邓县的边界靠近汉水？那不正说明邓县整体在汉水北么？
8.武大杨德炳副教授的文章为《诸葛号“卧龙”，不居“卧龙冈”》。除了与前面诸位类似的观点外，重点讲了诸葛亮生活的大环境，包括襄阳朋友圈等。
杨德炳观点
水老先生说的《世说新语》材料，我也很想知道原文何处。另外就是刘备与张绣在南阳的时间相错问题，已有几位学者提过，确实是老先生记错了。同时在此文中，也看到南阳李兆钧认为“隆中风景幽雅”，是适合隐居的地方，背后似乎隐含着观点：诸葛亮如果选隆中，就表示他不想奋斗了，这不像年轻人（这段是我帮他说的）。总之，本文涉及的正反双方，都有较强的主观性，干货不多。
9.武大副教授鲁才全，文章名《从诸葛亮的人际关系看其躬耕处》。看名字就猜到内容大概，看完后果然如此，基本依托《襄阳耆旧记》中的故事。文章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鲁先生认可南阳在“实指”时即宛城。
鲁才全观点
10.华中师范张翼之副教授的文章名为《近几年来诸葛亮隐居、躬耕地讨论中的学风问题》。11.徐俊副教授文章名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藏修发迹”之地》。两文虽然篇幅也不短，但主要观点都与前面各文重复，没有新材料可举。唯一的小趣味还是鸡蛋里找骨头，看看徐文中说《三国志》晚于《汉晋春秋》，这句严格来说只错了一半，毕竟裴注部分确实较晚。
徐俊观点
12.湖北大学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程喜霖，文章题目《碑志所载诸葛亮躬耕南阳卧龙冈疑辨》。由于程教授对方志研究较深，有些资料还是可以一看，但对卧龙冈碑文的“辨”主要还是反复抠“相传”和“俗以为”这种字眼，然后用六朝史料否定元明清史料，没有什么新意。
13.唐长孺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未找到，但他为《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作的序，也表明了态度，认可“万山分界”，并且认为出现分歧的原因是史学工作者的“成果”未能被“群众”接受，需要更多宣传。简单说，就是认为南阳这次出面的几位都是业余爱好者。说者无心，但听者会觉得是侮辱，因此才会引来河南省1991年的数十位专业人员，此是后话了。
第一次会议的35人，在论文集中仅收录13位的意见，其他如武大“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朱雷，华中师大邹贤俊，湖北大学骆啸声，华中师大张正明，吴名中教授等，未查到相关论文或发言，欢迎有资料的朋友提供。
1989年12月13日（在盖章文件上是6日）在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举行第二次会议，23位（文件上说27）专家参会。
14.北师大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何兹全（1911-2011）教授。文章名为《诸葛亮隆中草庐何在》，此文不长，更像是简单发言，讲了诸葛亮在荆州时的经历，举了《魏略》《襄阳记》《蜀记》，最后有句结语很精要“隆中草庐又在襄阳又在南阳”。而我觉得最有趣的反而是最开头的发言。
何兹全观点
可能在某些专业学者眼中，某人的躬耕地，就是个小问题（唐长孺就是这么说的），在受到邀请参会前根本没想过当个课题来研究，这次也就是临时作点文章，反正对手只是几个业余爱好者。
15.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朱大渭（1931-2020）研究员，文章题目《诸葛亮躬耕地析疑》。此文较长，基本还是躬耕地问题最常见的几个点：1.七条六朝史料及其作者背景；2.宛城附近与襄阳附近的环境比较，主要就是朋友圈和曹占区；3.驳斥汉水为界和沔之阳。
朱研究员文章的特点是对每个问题说得很详细，比如别的文章都有意跳过了刘备在叶县和博望的记载，本文还是提了一嘴。
本文对现在参与躬耕地问题的网友来说算老生常谈，但在当年算很见功力的文章了。
朱大渭观点
16.上海师范大学张泽咸教授，不知为何是在北京参会而非上海（后查张教授本职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在山东和上海只是兼职），他的文章题目为《浅淡诸葛亮隐居地的归属》。张教授的特点是，没有全方面泛淡，而是只抓了两个点：邓县所属的变化，“襄阳墟”的出处。
张泽咸观点
张教授明明看到了邓县与邓城的分割，但并没关注两城所处位置，只关注隆中改划到襄阳郡的过程，有点可惜。
张泽咸观点
张教授提到《殷芸小说》此条出自《续读助》所引，并再追到《异苑》，并说葛井那条也出自《襄阳记》，算是这次我两大收获，之前我否认《襄阳记》有这条，看来错了，黄惠贤教授也漏了这条。《异苑》比《小说》的创作时间早了五十年以上，价值又有提升。
17.北师大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黎虎教授的文章题目为《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邓县隆中》，黎教授没有像其他文章一样将“天子命我”解为征张昌事件，而是直接分析刘弘和习凿齿祭诸葛的动机，这点值得赞赏。
黎虎观点
黎虎观点
黎教授关于“南阳”带政治意味的说法，有些超前了，我是去年受好友成长老师启发才想到这一点（暂备一说，不表示接受）。
后文黎教授以《南齐书》“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来抹杀东汉南阳大族云集时的文风，然后强调刘表治襄阳之后形成的“礼义”，这就明显偏颇了。
18.北大张传玺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文章题目《诸葛亮隐居襄阳，未去南阳（宛）》。张教授是目前所见，第一个正面回答南阳方关于“诸葛玄投袁术于南阳”的学者，但因为不是双方正面辩论，所以理解有偏差，南阳方是主张190-193年投袁术于南阳，张教授答的是194年以后袁术不在南阳。当然，南阳方想说193年诸葛玄南下，但诸葛亮留在南阳，显然还是与正史“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不符的，需要调整得更合理。比如我就说过人走了，田还在，有家兵留守。
19.郑州大学高敏教授出现在北京会议上，反对南阳说，令人稍觉意外，而1996年他又反过来在郑州会议上质疑习凿齿，也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其中，可能与1994年他的恩施唐长孺（武汉研讨会上支持襄阳说）去世有关系吧。高教授的文章题目为《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
高敏观点
高教授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同样是围绕李兴文、水经注、战乱区、汉水分界等问题分析，同样支持“讨张昌”，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上图说耕种环境的部分，但过于简略，看不到专业性。
20.河南大学朱绍侯（辽宁人）教授，与郑州大学高敏（湖南人）同为全国学会副会长级别的权威，虽然二老在河南任教，但都多次参加襄樊举办的诸葛亮活动，一直没有地域之争的概念，值得肯定。此次文章题目为《李兴与诸葛亮故宅铭》。
朱绍侯观点
虽然重点讲“李兴文”，但仍然不够深入，还是304年“张昌说”，没考虑304年12月才改元永兴等情况。文章最后说“卧龙冈也有保存价值”给了一个安慰奖，显然只会令南阳方更愤怒。
北京会议二十余位专家中，仅有七位的文章见于论文集，祝总斌、洪廷彥等文章网上也无法搜到。
21.在北京会议与上海会议之间，山东临沂师专王汝涛教授给丁宝斋先生写了一封回信，也被放入论文集。虽然王教授也是受邀，但毕竟未参会，有些话说得就比较中立和保留，不像其他文章那样直接“否定南阳之否定（襄阳）”。
王汝涛观点
1990年3月15日，第三次会议在上海召开。
22.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简修炜教授文章题目为《诸葛亮躬耕地的定位要历史地全面考察》，是会议发言的事后整理稿。简教授着重于汉末大环境的介绍，虽然主要目的是说刘表治下安全，但延伸到了整个长江流域，即带上了刘璋和孙策地盘，这本来也是我想写的一个题目，看来不必了。这一点很巧妙，因为单说刘表地盘，宛城不一定能完全排除，但长江流域就一定不包括宛了。
简修炜观点
简教授将诸葛亮未至南阳的时间加上了年限，这点上就比其他文章严谨，当然，他没考虑过袁术时期诸葛亮在南阳的可能，属于惯性思维，可以理解。
后文中简教授通过对诸葛亮宗法思想的分析，得出结论“到襄阳是兴汉，去南阳则是投曹”，也让我有些意动。因为即使南阳为刘表势力，但主动前往南阳，还真要考虑别人的眼光，会被怀疑随时准备投曹。另外简教授在讲“襄阳朋友圈”时提到《仙鉴》中的酆公玖也是让我没想到，也属于很超前了。
23.华东师大刘精诚教授的文章名为《读〈诸葛亮集·遗迹篇〉书后》，主要引用清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中的各种材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些。对《南雍州记》《诸葛武侯宅铭》等的背景分析，也与其他文章类似，唯一有载图必要的也就下面那条小错误。
刘精诚观点
24.复旦大学彭神保教授的文章题目《读“亮躬耕陇亩”后》。
彭神保观点
彭教授是我目前见到，唯一一位关注三处“躬耕”区别的学者，我非常开心，但教授明明看到了区别，却话锋一转说是“同一个地方”，这逻辑让人难以理解。我还是保留自己观点：“因为陈寿发现了南阳和南郡都有躬耕事迹，因此才泛指”。
彭神保观点
彭教授也是几次会议中首位将材料扩展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的学者，不由让人好奇，他会如何看待南阳方在这些志书中的材料。
彭神保观点
可以看到，彭教授跟多数学者一样，还是比较“双标”的，只认为元明以后有地方主义，六朝时就没有地方主义；只有南阳说的学者官员有地方主义，襄阳说的明清学者一定没有地方主义。
25.上海师大李培栋教授，文章题目《诸葛亮躬耕地考辨》。内容方面，是我首见分析诸葛玄两条材料的学者，而且提到了“为传主讳”的潜规则，我以后再提这点的时候也有大佬背书了。但个人认为，诸葛玄先投袁术，再投刘表更合理。
李培栋观点
在“沔之阳”问题上，李教授也与别人不同，他认为有一个行进过程，在沔之阳远望，跨沔后再观亮宅。这一观点在三十年前也算新说了。
李培栋观点
李教授也关注到了陈寿“躬耕于野”的含糊，以及邓县与邓城的区别，还是所有学者中唯一提义阳郡的。虽然其论述的逻辑不够全面，也不完全合理，但也算诸文章中较为特别的一篇，是认真思考过的。主要问题是，如果习凿齿真认识到这些，他还是应该写作“襄阳郡邓城”避免误导读者，而不是为了保留诸葛亮精神而强行写“南阳邓县”还不加注明。
26.上海师大严耀中副教授，题目为《诸葛亮家族与襄阳》。文章极短，但总算有人提到“诸葛女郎墓”让我意外，要知道现在襄阳网友都很少提。可惜严教授把汉代取字时最常用的“伯仲叔季”当做“字辈”一样的特征，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也算是一件趣事了。
严耀中观点
2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最大的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参加此次会议成为焦点。不仅因为谭老在学界的地位高，更因为南阳方在文章里，指名说谭其骧1975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东汉部分，邓县未跨沔，认为谭老也不认可隆中属南阳郡（此时谭老是南阳的神）。襄阳急了，所以力请谭老出来解释。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版东汉地图
其实在谭老出面之前，前两次会议专家已经指出，1975是内部版，到1982年已经改过，而且三国时代的地图，邓县一直跨着沔，认为南阳方选择性列举材料，是学风不良。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版东汉地图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与1982版三国地图同
证据很明显，在双方并未关注躬耕地问题前，谭老及其团队已经画了两次“茄子”，可以质疑其认知，但没办法指责襄阳做了什么工作。
问题主要在于，谭老在1990年的会议上的发言，无一对南阳说有利，而且必然影响到其他参会者，这才是谭老被攻击的原因。这次会议上虽然谭老说过要改地图，但显然他不可能穿越到8年前去改的。
谭其骧观点
谭其骧观点
谭老的各种观点与其他作者差不多，不需要再单独解析，最有趣的一句就是“在南阳哪一个具体地方，他们又说不出来”，这是有点生气、抱怨的意思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你又不动手，只知道评人家做的菜不好吃”，“你行你上啊”。
确实，只挑襄阳毛病，对于整个诸葛亮文化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可能削弱其形象，影响“食客”心情。只有举出南阳自己的新材料，才是对诸葛亮文化的丰富，这才有价值。当然，南阳提出了新材料，襄阳找专家全给打下去，不给成长的机会，也不是好的做法。
上海会议的16位专家，论文集中仅出现6位，连方诗铭的发言都未收录，实在费解，事实上在会议介绍中是有多次提及方诗铭的。
第四次会议于1990年4月14日在成都三国史研究中心召开，成都也是7年前成、襄、汉三家成立联合会的地方。
28.四川大学杨耀坤教授的文章名《诸葛亮故居所在地辨析》，写作时间又要稍晚，大体也没能超出前面诸文，就只挑两句亮点吧。
杨耀坤观点
29.西南民族学院陈玉屏教授《诸葛亮躬耕处到底是南阳还是襄阳》，主要内容也不超出前文，但有两处细节值得细品。
陈玉屏观点
陈玉屏观点
在襄樊主编的这本《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中，能出现对“隆中属南阳邓县”的“存疑”观点，实属难得。而猜测“沔之阳”为诸葛家属葬地，虽然符合樊城区汉墓较多的情况，但与李兴文中的“故墟”“此宅”有所不同，值得商榷。重点是能提出新观点，没有附和前面诸文清一色的“讨伐张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30.然后是三国圈真正的大权威谭良啸先生，《三国演义大辞典》有他一半功劳，此次文章题目《从三国演义看诸葛亮的隐居地》。文章主要解释《三国演义》并未直接支持南阳说，与正史关系不大。但我很佩服的是谭老在三十几年前就已经引用《三国志平话》，而现在讨论躬耕地话题的网友，几乎没人看过这书。而且谭老提到了毛宗岗对演义的改动，增加了“遂家于襄阳”和删去了“再往南阳”，证明毛宗岗是绝对的襄阳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版本比较本来就是三国领域的一大门学问。
谭老能出山为襄阳站台，可能主要是因为襄樊和成都、汉中三地研究者同为“诸葛亮研究会联合会”的发起者，几年四次会议下来都是老熟人了。丁宝斋和黄惠贤1986年主编的《诸葛亮研究新编》中就有谭老的文章，包括该书中的王汝涛、鲁才全，也在1989-1990的“攻势”中提供了论文。
31.成都的“四次会议”，由川大另一位德高望重的缪钺（1904——1995）老先生总结性发言。最后这本论文集也是由缪老为封面题字。
缪钺观点
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么权威的专家，也出现了“刘备是住在襄阳的”这种有问题的描述。有人说专家一定要严谨，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写头条号都得字字严谨，错一处就有误导之罪。说实话，没人会故意去犯错，对拿不稳的地方通常都会细查。错误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反而往往是自己认为绝对没错时。有些常识性错误，可能并不是人家知道得太少，反而是因为看得太多，记混了。
成都会议同样有蒙默、刘琳等大批专家发言未被收录的情况，而缪钺先生详尽的原文也没见到。
成都会议简述
总体来看，各位专家的文章水平都不低，尤其是在36年前没有电脑检索，很多资料还未出现的情况下，能论述成这样，不是现代网友可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之所以只截取少量片断，主要还是因为各文之间重合率太高了，甚至高到惊人的地步。
论文集中已经是经过精心筛选的，仍有这么多重复的内容，假如近百位专家的文章全放上来，估计要看晕。
比较明显的一点是，主办方事先向专家们寄去了事件相关材料，几乎所有专家都拿到了南阳工人文化宫《活动月报》，河南《中州今古》（1983年才创刊）等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南阳说”文章。但是主办方并没有让专家提前交流，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撞题现象，毕竟“靶子”总共就那几个，弱点也很明显，专业学者当然是“不约而同”地使用同样材料和方法去打了。
但要说专家们都是独立创作，偶然撞题，又不尽然，因为将“沔之阳”解成“平张昌”的概率高到可怕，像是主办方同时还提供了对李兴文的解读意见。当然除了少数几个点之外，专家们还是有各自发挥的地方，都很精彩。
但因为之前南阳方是首次出击，提出的问题不多也不够深入，“靶子”太弱，因此并没能激发专家们真实水平，像“邓城与邓县”“义阳郡”“关羽襄阳太守”“隆中山与伏龙山”等问题都没展开，毕竟只是对付“群众”。
而最大的缺憾在于，此时不管南阳还是襄阳说，都还没意识到将隆中分为“西北说”和“西南说”，反正只要证明在今襄阳境内就完成任务了。事实上这才是今天躬耕地问题升级后的最大焦点，而且是最需要专业知识的点。
四次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见，近百位专家中不乏会长、博导级的权威，如果真的只为批评南阳那几位民间学者，显然属于“导弹集群打蚊子”“超级饱和攻击”。事实上，大家都能看明白，这么大动作主要是“以儆效尤”“公开处刑”，避免后续再有人出这个头。
用一批国字头的学者来“断案”，看起来有点“高院终审”的意思。然而与法学界不同，学术问题是“学无止境”“百花齐放”的，没有哪个学术问题可以一锤定音。不管有没有人发起争议，都不可能几百年、几千年后“盖棺”，而是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想用行政思维来套学术思维显然是错估形势。
因此就在会议刚结束不久的1990年秋，未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另一位权威，北师大博导曹文柱就发文《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我微头条已经发过，这里再发一次。
曹文柱观点
曹文柱观点
曹文柱观点
曹文柱观点
曹教授非常敏锐地抓到了最大的问题“平张昌说”，估计他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几十位同行没有一人发现不妥？同时，谭老对很看重的古谚“襄阳无西”的解读，也被曹老质疑，这些都是中立者应有的敏锐度。
当然，曹老后续的各种推理，是依托他多年的“史感”，没有特别硬的实证，这点是不足。只不过他的目的主要是提醒那些一边倒的专家，“有没有想到其他可能性？”事实上，正是研讨会上大量论文都用推理的方法论证“战乱地不可能躬耕”“朋友圈”“习凿齿可信”“元以后地方主义”，虽然隐藏在史料背后，但其主观态度一目了然，才不由人不吐槽。
如果四次会议上，多邀请一些中立者，并且请南阳说的代表出席，不搞“缺席审判”，允许对方请“律师”，权威性自然就上去了。虽然以当时的研究深度，结果并不会两样，但至少过程会精彩许多。
现实的情况是，程序有问题的“终审”无效，南阳问题由市升级到省，河南社科院于四次会议结束的次年（1991）发起90位专家的大反攻，而且这次出动了“正规军”。
本来打算一篇文章把双方论文说完，但篇幅实在太长了，只能放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