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北平/文
我爺爺潘子旭，原名潘成嶄，别名潘子相，字子旭。1888年生，出生于今東港市龍王廟滿族錫伯族鎮，讀過私塾，後就讀于奉天東北陸軍講武堂，并結識一些進步人士。他身高180厘米，懂軍事，擅騎馬，通圍棋。就在其學業有成，尋求人生之路的關鍵時刻，我太爺将他召回老家經營商鋪。我家的商鋪為二層樓建築，進200平方米。一樓擺放農用工具、油、鹽、醬、醋、酒、魚、蛋、碗筷等物品；二樓擺放布匹、棉花、紙張、書本等。商鋪東側廂房我爺爺住，西側廂房夥計住。商鋪西側為熱鬧繁華的龍王廟商業街。
由于我爺爺自幼聰明好學，又見多識廣，勤于經營，他的“中和詳”商鋪很快發展壯大，成為龍王廟街的“老大”。“中和詳”成為當地标志性建築。我爺爺業被推選為龍王廟商會會長。
會見密使，為鄧鐵梅購買槍支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寇的鐵蹄很快踏上了安東這片土地。
1931年秋的一天，一個很神秘的人來到“中和詳”，告訴夥計要找掌櫃“潘大個”，說是潘掌櫃的親戚。夥計把這位先生引到賬房後，我爺爺感覺來人有話要私下說，就把他領到東屋的客房。來人自稱姓韓，是鳳城藍旗的，說着，韓先生從身上的布兜李拿出一個酒瓶，拔出用紙卷成的瓶塞遞給我爺爺。我爺爺打開一看，是鄧鐵梅用毛筆書寫“誠約潘會長面談”的親筆信。其時，我爺爺對鄧鐵梅打鬼子抗日，心中仰慕，對鄧鐵梅的親約既驚又喜。
我爺爺知道，和鄧鐵梅聯系是很危險的，一來自己“通匪”可招緻大禍；二來如果走漏風聲，會給鄧鐵梅的隊伍造成損害。幾天後，他不動聲色地告訴夥計外出聯系貨源，便獨自奔往藍旗。在韓先生家中，我爺爺見到了鄧鐵梅。在他眼裡，鄧鐵梅中等身材，皮膚略黑，經過對話，我爺爺确認對方就是鄧鐵梅，緊緊握住他的手。油燈下，二人密談了許久……
從藍旗回來後，我爺爺立即找來申香亭、王敬伍、劉希君、楊德貴四個要好且在當地有影響的商人，把鄧鐵梅約見他弄槍打日本鬼子的事告訴大家。平日裡，他們常談抗日之事，均有愛國之心，願為抗日出力。不久，他們悄悄買來9支手槍和12支大槍，每支配備200發子彈，由我爺爺保管藏匿。四五天後，見沒什麼風聲，我爺爺和最信任的夥計于文天，趁着夜色把大槍用炕席卷好放在馬車上，手槍和子彈分别裝在大米和小豆的麻袋裡，再放在大槍上面，最上面再用炕席遮蓋捆好，然後，就趕着馬車直奔藍旗。鄧鐵梅看到送來的一車糧食和他最愛的槍支、子彈、緊緊地握着我爺爺的手，拍着我爺爺的胸脯說：“太謝謝你了，潘會長！”
裝備這些武器彈藥後，鄧鐵梅部如虎添翼，很快就在鳳凰城和卡巴嶺主動出擊，連連取勝，繳獲日本鬼子大批槍支彈藥，還有迫擊炮。随後，鄧鐵梅又收編了紹景發、李福田、朱希九3支隊伍數百人。此時，鄧鐵梅的部隊已發展到1200餘人。常言道“車馬未動，糧草先行”，為了解決後勤問題，鄧鐵梅便讓我爺爺擔任這支隊伍的糧秣委員，幫助購買糧草。
共商大計，在“中和詳”設司令部
當時，鄧鐵梅的部隊駐紮在尖山窯（岫岩大營子鎮），比較偏僻，交通不便。而龍王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陸交通便利商賈雲集，商貿繁榮。
由于隊伍不斷壯大，鄧鐵梅早看好了龍王廟這塊風水寶地、軍事要地。一次，鄧鐵梅找到我爺爺，商量将司令部遷到龍王廟。我爺爺認為龍王廟離安奉公路較近，且僞軍李壽山的“大同隊”在安奉線上活動猖獗，如馬上搬到龍王廟，對部隊十分不利，必須先打擊僞軍李壽山後，等時機成熟後再定奪，鄧鐵梅采納了這個意見。
1932年7月初，鄧鐵梅部隊經過周密策劃，狠狠打擊了李壽山的隊伍，李壽山被迫龜退到大孤山。1932年7月底，由于隊伍急需給養，又經常需要和北平東北群眾抗日救國會取得聯系補充救濟，鄧鐵梅和我爺爺商量後，決定将司令部搬到龍王廟，設在我爺爺的商行。從此，“東北群眾自衛軍司令部”和“中和詳”商号的牌匾并排挂在商鋪門面上。
鄧鐵梅的抗日隊伍深得民心，迅速壯大，此時，已處于18個團，15000餘人的鼎盛時期，并設立了八大處（參謀處、政務處、副官處、秘書處、軍械處、軍需處、軍法處，軍醫處）和五局二廠（警察局、稅務局、饷捐局、被服局）。鄧鐵梅任命我爺爺為饷捐局局長，我爺爺“中和詳”櫃上的賬房先生李春芳為稅務局局長。司令部下屬的八大處和鄧鐵梅的幹兒子李慶勝的獨立團共計800餘人，駐紮在龍王廟街，其餘各部隊分駐别處。
龍王廟是一個近千戶的大鎮，鎮内商号120餘家，部隊的全部給養都有龍王廟商會提供，商會按照商号大小分等級攤派。我爺爺“中和詳”商号最大，為一等，每次出錢出物最多。
冬季來臨，隊伍需要補充大量軍衣，我爺爺從自家櫃上拿出4萬元現款，派人分頭到安東，大連，煙台等地購買白布。由于灰布是抗日部隊常用的布料，沿途各地檢查十分嚴格，隻好買回白布再染成灰色或者黑色。半個月左右，白布陸續運回龍王廟，按照苗可秀設計好的樣式和标志，再由鄧鐵梅的妻子和我奶奶吳忠英具體負責動員家庭婦女，用僅有的一台手搖式縫紉機加手工，晝夜趕制成衣。灰色的供給大部隊，黑色的供給“大刀隊”，均配有袖标。“大刀隊”的袖标是黃色的，其餘是紅色的，上寫“東北群眾自衛軍”字樣。無論是鄧鐵梅司令還是普通士兵，都統一制式，使隊伍整體劃一，士氣高漲。
出謀劃策，發行“流通卷”
我爺爺和鄧鐵梅長期合作，彼此信任，情同手足。再加上我爺爺又講武堂培養的軍事素養，足智多謀，是以，軍中的大事小情，鄧鐵梅都找我爺爺商量、參謀。鄧鐵梅治軍嚴明，對觸犯軍紀的官兵毫不手軟，我爺爺勸他要嚴寬有度，教育為主，隊伍上大部分人員是窮苦百姓出身，雖然收編的一些零散隊伍有的組織紀律性差，但能擴大自己的隊伍不容易，不同的情況要差別對待，讓官兵在這支隊伍裡有家的感覺，同心同德，鄧鐵梅虛心接受了這個意見，之後的做法也受到了官兵稱贊。我爺爺在隊伍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大家稱他“二司令”。
一方面是隊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是給養和軍饷越發越不足，為了解決抗區貨币流通問題，鄧鐵梅對我爺爺說:“唐聚伍在恒仁一帶抗日，出過一種票子，給隊伍帶來很多友善，咱們能否發行一種票子？”我爺爺說：“當然可以，但這必須把龍王廟、孤山、黃土坎、北井子等周邊的商人召集起來開個會，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才能有效。”就這樣，我爺爺召集了商人大會，在會上，鄧鐵梅通報了發行票子的事，得到了大家的贊同。于是，在鄧鐵梅的授意下，我爺爺在他的櫃上組織印制了一批“流通卷”（又稱：“救國基本金”），上有“東北群眾自衛軍通用鈔票”字樣，票面上有士兵握槍支和農民手拿鋤頭的形象，面額為2元、1元、5角、2角，在周邊地區發行，總發行量20萬元。“流通卷”很快在這一帶流通使用，為緩解隊伍經費緊張狀況起了極大作用。
深入虎穴，勇做勸降者
1932年10月，鄧鐵梅為打擊僞軍李壽山“大同隊”的氣焰，聯合義勇軍劉景文的56路軍、李子文的35路軍、劉同先得40路軍共計3000餘人，合圍李壽山盤踞大孤山，經過一個多月圍攻，使李壽山隊伍損失慘重，幾乎彈盡糧絕。被逼無奈，李壽山一面向安東、大連日軍求援，一面有派人向鄧鐵梅說情求和，并委托孤山商會會長王龍得請龍王廟商會會上我爺爺潘子旭和黃土坎商會會長劉梅五（代理會長）到孤山說和。
鄧鐵梅得知消息後，意識到我爺爺此行對各路義勇軍有利，但又怕老奸巨猾的李壽山下毒手，便勸我爺爺還是不去為好。我爺爺深知此去兇多吉少，但他考慮眼下各路義勇軍久攻不下，且有不同程度的損失，如李壽山勾結日本鬼子圍攻義勇軍，後果不堪設想。為了大局，他不惜铤而走險，隻要對民族有利，個人的生死又算了什麼！于是，他對鄧鐵梅說：“你放心吧！兩國交戰還不斬來使，何況我們都是中國人。”鄧鐵梅見我爺爺決心已定，便說：“你去也罷，既要保全自己，又要對咱有利。”
就這樣，我爺爺和劉梅五會長進了孤山。李壽山見了，急不可待地說：“潘會長，鄧鐵梅是抗日的，隻不過早一點，而我隻是晚一點而已。咱們都是中國人，回去和鄧鐵梅說說，給我讓條生路，出去就行。告訴鄧鐵梅，我願給他一些槍和兩門迫擊炮。”我爺爺說:“咱們都是中國人，我可以回去和鄧司令說說，司令一定會給你一條出路，但今後，你絕不能勾結日本人再說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李壽山見潘子旭答應了，便連聲說：“是，是。”
我爺爺回到龍王廟，把和李壽山交談的情況轉告給鄧鐵梅。不日，有探子來報，安東、大連的日軍增援部隊正向大孤山逼近。鄧鐵梅考慮硬打下去恐怕不利，便同意議和，當即派人給李壽山送信。随後，各路義勇軍撤離大孤山。
大孤山圍攻戰，使日僞軍更加惱羞成怒，開始對各路抗日義勇軍實行大規模讨伐。而久戰後的鄧鐵梅部，彈藥極缺。為此，鄧鐵梅便委托我爺爺去北平尋求救濟。我爺爺曆經周折，在北平找到了東北群眾抗日救國會的石培基和苗可秀。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救國會盡管經費困難，但還弄了30箱“癞瓜”手榴彈等軍火。接下來，我爺爺又想方設法，于1932年11月底将這批彈藥安全押送回龍王廟，解了部隊的燃眉之急。
加入抗聯，幫助趙尚志
1933年，因日軍的不斷集結，日僞軍對鄧鐵梅部的讨伐圍剿更加瘋狂。鄧鐵梅和我爺爺分析了敵我雙方力量，更不想給老百姓帶來災難，便決定放棄龍王廟，向北部山區岫岩一帶轉移，采取化整為零的戰術，同敵人展開遊擊戰。我爺爺從此棄商從戎，扔掉多年的積蓄和家産，跟着鄧鐵梅轉戰岫岩、鳳城等地。為了保護家眷的安全，鄧鐵梅親自派警察局長孫修吳率6名警察，護送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和我奶奶吳忠英及兩個孩子（即我的父親潘百詳、姑姑潘翔珍），從龍王廟到大鹿島，再乘船去往山東煙台。
由于敵人密集讨伐追繳，鄧鐵梅處境非常危險。一天，他語重心長對我爺爺說：“潘大哥，咱們現在情況很糟，條件也很苦，你歲數也大，就不要跟着隊伍走了。你到北平救國會看看能否為咱尋條出路，得到幫助，如果不行的話，就不要回來。”聽了這番話，我爺爺熱淚盈眶地緊握着鄧鐵梅的手，說：“我放棄生意，撇下妻兒老小，不就是為了抗日麼！你放心，就是豁出命，也要沖出去找到救國會。”
我爺爺曆盡艱辛來到北平，一個月後，好不容易找到在北平的東北群眾抗日救國會人。不成想，救國會的人告訴我爺爺：“鄧鐵梅的隊伍遭到日軍多次圍剿和重創，已經潰散，現在日僞軍也到處緝拿你，不要再回去了。你可以到黑龍江，和趙尚志上司的抗日隊伍取得聯系。”
我爺爺懷揣救國會的信，幾經周折，終于與趙尚志隊伍取得聯系，并化名潘天相，從此，成為共産黨上司的抗聯隊伍中的一員。之後，根據趙尚志隊伍的需要，在抗聯隊伍的幫助下，我爺爺在林口縣西街蓋了3間草房，開了雜貨鋪，起名“天和詳，每天以賣日雜百貨或夥計下圍棋掩人耳目，實則為抗聯隊伍提供物資，是抗聯隊伍的秘密聯絡站。後來，我奶奶帶着我爸爸和姑姑幾經周折，終于與爺爺相聚。
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5月，我爺爺帶着全家人從林口傳回安東定居。“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爺爺潘子旭随我父親潘百詳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鳳城愛陽，粉碎“四人幫”後，落實政策，傳回丹東市。
1984年5月20日，為民族解放事業奮鬥了大半輩子的我爺爺潘子旭先生，在丹東安然離世，享年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