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北平/文
我爷爷潘子旭，原名潘成崭，别名潘子相，字子旭。1888年生，出生于今东港市龙王庙满族锡伯族镇，读过私塾，后就读于奉天东北陆军讲武堂，并结识一些进步人士。他身高180厘米，懂军事，擅骑马，通围棋。就在其学业有成，寻求人生之路的关键时刻，我太爷将他召回老家经营商铺。我家的商铺为二层楼建筑，进200平方米。一楼摆放农用工具、油、盐、酱、醋、酒、鱼、蛋、碗筷等物品；二楼摆放布匹、棉花、纸张、书本等。商铺东侧厢房我爷爷住，西侧厢房伙计住。商铺西侧为热闹繁华的龙王庙商业街。
由于我爷爷自幼聪明好学，又见多识广，勤于经营，他的“中和详”商铺很快发展壮大，成为龙王庙街的“老大”。“中和详”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我爷爷业被推选为龙王庙商会会长。
会见密使，为邓铁梅购买枪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很快踏上了安东这片土地。
1931年秋的一天，一个很神秘的人来到“中和详”，告诉伙计要找掌柜“潘大个”，说是潘掌柜的亲戚。伙计把这位先生引到账房后，我爷爷感觉来人有话要私下说，就把他领到东屋的客房。来人自称姓韩，是凤城蓝旗的，说着，韩先生从身上的布兜李拿出一个酒瓶，拔出用纸卷成的瓶塞递给我爷爷。我爷爷打开一看，是邓铁梅用毛笔书写“诚约潘会长面谈”的亲笔信。其时，我爷爷对邓铁梅打鬼子抗日，心中仰慕，对邓铁梅的亲约既惊又喜。
我爷爷知道，和邓铁梅联系是很危险的，一来自己“通匪”可招致大祸；二来如果走漏风声，会给邓铁梅的队伍造成损害。几天后，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伙计外出联系货源，便独自奔往蓝旗。在韩先生家中，我爷爷见到了邓铁梅。在他眼里，邓铁梅中等身材，皮肤略黑，经过对话，我爷爷确认对方就是邓铁梅，紧紧握住他的手。油灯下，二人密谈了许久……
从蓝旗回来后，我爷爷立即找来申香亭、王敬伍、刘希君、杨德贵四个要好且在当地有影响的商人，把邓铁梅约见他弄枪打日本鬼子的事告诉大家。平日里，他们常谈抗日之事，均有爱国之心，愿为抗日出力。不久，他们悄悄买来9支手枪和12支大枪，每支配备200发子弹，由我爷爷保管藏匿。四五天后，见没什么风声，我爷爷和最信任的伙计于文天，趁着夜色把大枪用炕席卷好放在马车上，手枪和子弹分别装在大米和小豆的麻袋里，再放在大枪上面，最上面再用炕席遮盖捆好，然后，就赶着马车直奔蓝旗。邓铁梅看到送来的一车粮食和他最爱的枪支、子弹、紧紧地握着我爷爷的手，拍着我爷爷的胸脯说：“太谢谢你了，潘会长！”
装备这些武器弹药后，邓铁梅部如虎添翼，很快就在凤凰城和卡巴岭主动出击，连连取胜，缴获日本鬼子大批枪支弹药，还有迫击炮。随后，邓铁梅又收编了绍景发、李福田、朱希九3支队伍数百人。此时，邓铁梅的部队已发展到1200余人。常言道“车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解决后勤问题，邓铁梅便让我爷爷担任这支队伍的粮秣委员，帮助购买粮草。
共商大计，在“中和详”设司令部
当时，邓铁梅的部队驻扎在尖山窑（岫岩大营子镇），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而龙王庙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商贸繁荣。
由于队伍不断壮大，邓铁梅早看好了龙王庙这块风水宝地、军事要地。一次，邓铁梅找到我爷爷，商量将司令部迁到龙王庙。我爷爷认为龙王庙离安奉公路较近，且伪军李寿山的“大同队”在安奉线上活动猖獗，如马上搬到龙王庙，对部队十分不利，必须先打击伪军李寿山后，等时机成熟后再定夺，邓铁梅采纳了这个意见。
1932年7月初，邓铁梅部队经过周密策划，狠狠打击了李寿山的队伍，李寿山被迫龟退到大孤山。1932年7月底，由于队伍急需给养，又经常需要和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补充救济，邓铁梅和我爷爷商量后，决定将司令部搬到龙王庙，设在我爷爷的商行。从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和“中和详”商号的牌匾并排挂在商铺门面上。
邓铁梅的抗日队伍深得民心，迅速壮大，此时，已处于18个团，15000余人的鼎盛时期，并设立了八大处（参谋处、政务处、副官处、秘书处、军械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和五局二厂（警察局、税务局、饷捐局、被服局）。邓铁梅任命我爷爷为饷捐局局长，我爷爷“中和详”柜上的账房先生李春芳为税务局局长。司令部下属的八大处和邓铁梅的干儿子李庆胜的独立团共计800余人，驻扎在龙王庙街，其余各部队分驻别处。
龙王庙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镇内商号120余家，部队的全部给养都有龙王庙商会提供，商会按照商号大小分等级摊派。我爷爷“中和详”商号最大，为一等，每次出钱出物最多。
冬季来临，队伍需要补充大量军衣，我爷爷从自家柜上拿出4万元现款，派人分头到安东，大连，烟台等地购买白布。由于灰布是抗日部队常用的布料，沿途各地检查十分严格，只好买回白布再染成灰色或者黑色。半个月左右，白布陆续运回龙王庙，按照苗可秀设计好的样式和标志，再由邓铁梅的妻子和我奶奶吴忠英具体负责动员家庭妇女，用仅有的一台手摇式缝纫机加手工，昼夜赶制成衣。灰色的供给大部队，黑色的供给“大刀队”，均配有袖标。“大刀队”的袖标是黄色的，其余是红色的，上写“东北民众自卫军”字样。无论是邓铁梅司令还是普通士兵，都统一制式，使队伍整体划一，士气高涨。
出谋划策，发行“流通卷”
我爷爷和邓铁梅长期合作，彼此信任，情同手足。再加上我爷爷又讲武堂培养的军事素养，足智多谋，因此，军中的大事小情，邓铁梅都找我爷爷商量、参谋。邓铁梅治军严明，对触犯军纪的官兵毫不手软，我爷爷劝他要严宽有度，教育为主，队伍上大部分人员是穷苦百姓出身，虽然收编的一些零散队伍有的组织纪律性差，但能扩大自己的队伍不容易，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让官兵在这支队伍里有家的感觉，同心同德，邓铁梅虚心接受了这个意见，之后的做法也受到了官兵称赞。我爷爷在队伍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大家称他“二司令”。
一方面是队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给养和军饷越发越不足，为了解决抗区货币流通问题，邓铁梅对我爷爷说:“唐聚伍在恒仁一带抗日，出过一种票子，给队伍带来很多方便，咱们能否发行一种票子？”我爷爷说：“当然可以，但这必须把龙王庙、孤山、黄土坎、北井子等周边的商人召集起来开个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才能有效。”就这样，我爷爷召集了商人大会，在会上，邓铁梅通报了发行票子的事，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在邓铁梅的授意下，我爷爷在他的柜上组织印制了一批“流通卷”（又称：“救国基本金”），上有“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字样，票面上有士兵握枪支和农民手拿锄头的形象，面额为2元、1元、5角、2角，在周边地区发行，总发行量20万元。“流通卷”很快在这一带流通使用，为缓解队伍经费紧张状况起了极大作用。
深入虎穴，勇做劝降者
1932年10月，邓铁梅为打击伪军李寿山“大同队”的气焰，联合义勇军刘景文的56路军、李子文的35路军、刘同先得40路军共计3000余人，合围李寿山盘踞大孤山，经过一个多月围攻，使李寿山队伍损失惨重，几乎弹尽粮绝。被逼无奈，李寿山一面向安东、大连日军求援，一面有派人向邓铁梅说情求和，并委托孤山商会会长王龙得请龙王庙商会会上我爷爷潘子旭和黄土坎商会会长刘梅五（代理会长）到孤山说和。
邓铁梅得知消息后，意识到我爷爷此行对各路义勇军有利，但又怕老奸巨猾的李寿山下毒手，便劝我爷爷还是不去为好。我爷爷深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考虑眼下各路义勇军久攻不下，且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如李寿山勾结日本鬼子围攻义勇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大局，他不惜铤而走险，只要对民族有利，个人的生死又算了什么！于是，他对邓铁梅说：“你放心吧！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我们都是中国人。”邓铁梅见我爷爷决心已定，便说：“你去也罢，既要保全自己，又要对咱有利。”
就这样，我爷爷和刘梅五会长进了孤山。李寿山见了，急不可待地说：“潘会长，邓铁梅是抗日的，只不过早一点，而我只是晚一点而已。咱们都是中国人，回去和邓铁梅说说，给我让条生路，出去就行。告诉邓铁梅，我愿给他一些枪和两门迫击炮。”我爷爷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我可以回去和邓司令说说，司令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但今后，你绝不能勾结日本人再说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李寿山见潘子旭答应了，便连声说：“是，是。”
我爷爷回到龙王庙，把和李寿山交谈的情况转告给邓铁梅。不日，有探子来报，安东、大连的日军增援部队正向大孤山逼近。邓铁梅考虑硬打下去恐怕不利，便同意议和，当即派人给李寿山送信。随后，各路义勇军撤离大孤山。
大孤山围攻战，使日伪军更加恼羞成怒，开始对各路抗日义勇军实行大规模讨伐。而久战后的邓铁梅部，弹药极缺。为此，邓铁梅便委托我爷爷去北平寻求救济。我爷爷历经周折，在北平找到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石培基和苗可秀。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救国会尽管经费困难，但还弄了30箱“癞瓜”手榴弹等军火。接下来，我爷爷又想方设法，于1932年11月底将这批弹药安全押送回龙王庙，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加入抗联，帮助赵尚志
1933年，因日军的不断集结，日伪军对邓铁梅部的讨伐围剿更加疯狂。邓铁梅和我爷爷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更不想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便决定放弃龙王庙，向北部山区岫岩一带转移，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同敌人展开游击战。我爷爷从此弃商从戎，扔掉多年的积蓄和家产，跟着邓铁梅转战岫岩、凤城等地。为了保护家眷的安全，邓铁梅亲自派警察局长孙修吴率6名警察，护送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我奶奶吴忠英及两个孩子（即我的父亲潘百详、姑姑潘翔珍），从龙王庙到大鹿岛，再乘船去往山东烟台。
由于敌人密集讨伐追缴，邓铁梅处境非常危险。一天，他语重心长对我爷爷说：“潘大哥，咱们现在情况很糟，条件也很苦，你岁数也大，就不要跟着队伍走了。你到北平救国会看看能否为咱寻条出路，得到帮助，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回来。”听了这番话，我爷爷热泪盈眶地紧握着邓铁梅的手，说：“我放弃生意，撇下妻儿老小，不就是为了抗日么！你放心，就是豁出命，也要冲出去找到救国会。”
我爷爷历尽艰辛来到北平，一个月后，好不容易找到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人。不成想，救国会的人告诉我爷爷：“邓铁梅的队伍遭到日军多次围剿和重创，已经溃散，现在日伪军也到处缉拿你，不要再回去了。你可以到黑龙江，和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队伍取得联系。”
我爷爷怀揣救国会的信，几经周折，终于与赵尚志队伍取得联系，并化名潘天相，从此，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联队伍中的一员。之后，根据赵尚志队伍的需要，在抗联队伍的帮助下，我爷爷在林口县西街盖了3间草房，开了杂货铺，起名“天和详，每天以卖日杂百货或伙计下围棋掩人耳目，实则为抗联队伍提供物资，是抗联队伍的秘密联络站。后来，我奶奶带着我爸爸和姑姑几经周折，终于与爷爷相聚。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5月，我爷爷带着全家人从林口返回安东定居。“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爷爷潘子旭随我父亲潘百详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凤城爱阳，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返回丹东市。
1984年5月20日，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我爷爷潘子旭先生，在丹东安然离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