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發現，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金器等文物令人震驚。這批“稀世之寶”太過耀眼，其文化屬性和年代等引人關注。經過考古人員30多年的辛勤耕耘，三星堆祭祀遺存、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遺址考古學文化序列等研究成果終于将三星堆的曆史經緯展現出來。那麼，與祭祀坑密切相關的三星堆古城是如何傳承寶墩文化的呢？
“從上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初，半個多世紀的考古曆程讓我們對三星堆遺址有了深刻認識，但一、二号祭祀坑的發現還是颠覆了原有認知。為解開謎團，我們有針對性地開展考古工作，先後确認了三星堆城牆、大型宮殿式建築基址等重要遺迹，三星堆都邑性質的特征呈現出來，以發達青銅文明為顯著特征的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遺址上千年的文化發展曆程中達到頂峰，其文化來源仍可從三星堆遺址最早一期文化中找到痕迹。三星堆遺址最早一期文化遺存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時期，出土遺物以陶器、石器為主，與約當商時期的三星堆古城文化面貌有較大差異，但兩者在技術、文化的傳承仍清晰可見。”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前站長、研究員陳德安介紹說。
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典型陶器（圖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遺址不同階段文化發展序列的建立意義重大，尤其是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面貌的識别，為我們研究三星堆青銅文明發展的基礎提供了重要線索。不過，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遺存發現較少，對其文化發展水準了解很少，直到1995年新津寶墩古城被确認，才讓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緊接着，我們又發現了溫江魚凫村古城、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古城、大邑鹽店和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加上後來在眉山市東坡區登雲古城的确認，成都平原迄今已發現了9座史前城址，這些城址的規模從10萬至276萬平方米不等，時間跨度從距今約4500年至3700年左右，三星堆遺址最早一期文化就屬這一時期，為便于研究，我們将這一文化命名為‘寶墩文化’，寶墩文化無疑是三星堆青銅文明發展的重要基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江章華說。
寶墩文化典型陶器（圖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們在溫江區魚凫村古城的發掘中找到了寶墩文化向三星堆遺址二期文化（三星堆文化）演進的線索。魚凫古城位于成都平原腹心位置，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呈不規則形狀，遺址一、二期遺存為典型的寶墩文化時期，第三期遺存延續了寶墩文化器物特征，同時又出現了與三星堆遺址二期文化相似的小平底罐、高柄豆等器物，可視為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演變過渡期，随着今後工作的開展，對這一演變過程的認識将不斷深入。”魚凫古城遺址發掘領隊、上海大學博物館館長李明斌教授說。
魚凫古城遺址平面圖（圖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魚凫古城遺址發掘探方照片（圖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魚凫古城遺址發掘現場（圖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魚凫古城遺址出土與三星堆文化相似器物（圖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冉宏林介紹道，經過多年努力，三星堆古城的面貌更加清晰，城址面積達到3.6平方公裡，由大城、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等部分組成，規模超過了寶墩古城，是長江流域迄今發現的約當商時期規模最大、儲存最完整的“王城”之一，其繁榮階段約在商代中晚期，以青關山宮殿（或神廟）建築群、三星堆8個祭祀坑等發現為重要代表。在文化内涵上，三星堆古城明顯承襲了寶墩文化，城牆堆築技術、大型房屋建造技術、木骨泥牆式房屋建造技術等均傳承沿襲。三星堆高等級建築及重要遺迹朝向與寶墩古城和郫縣古城的“大房子”朝向相似，對金沙遺址乃至秦漢以後的成都均産生影響。此外，以平底器、圈足器為組合的特點在三星堆得以傳承。
“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也即寶墩文化遺存在三星堆分布很廣，這表明三星堆這一時期已經發展成為成都平原北部的中心聚落，但三星堆古城時期人們活動十分頻繁，許多地點的早期文化堆積儲存狀況都不太好。不過，我們在三星堆古城西城牆外仁勝村地點發現一處相當于寶墩文化晚期的成組坑狀遺存，出土一批玉石器，有可能是高等級墓葬或有特殊含義的遺存。距今4000年前後正處于黃河、長江流域各區域演進的重要階段，三星堆有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加速嬗變，這為後來三星堆古城的興起創造了條件。是以，有必要在仁勝村等地點開展考古工作，這将有助于揭示三星堆古城的崛起之謎。”陳德安說。
發掘區探方（西-東）（圖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仁勝村遺址出土玉石器（圖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來源：中國網際網路聯合辟謠平台、四川網際網路聯合辟謠平台、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