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
百年羅公數“第一”
窦忠如
2024年4月17日是著名古建築學家羅哲文先生誕辰百年紀念日,作為中國文物保護領域最具号召力的旗幟之一,羅公無論是在單體古建築實物保護方面,還是在建立中國特色文物保護理論領域,都取得了同時代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日前,羅公學術研究專家及其家人會聚一堂追憶先賢業績,有心者梳理了羅公從業72年72個“第一”,敬陪末座的筆者試舉一二,以飨讀者。
羅哲文(1924—2012)
衆所周知,羅公素有“萬裡長城第一人”之譽。這既有老一代黨和國家上司人、中國長城學會第一任會長黃華多次贊譽,也有革命老人王定國2004年所作《賀羅哲文先生八十壽辰》一詩“神州踏遍人未老,萬裡長城第一人”為證,更有2012年國家文物局在羅公駕鶴後釋出官方文告為記。那麼,羅公在長城研究保護方面到底有何不朽功績呢?
第一次尋訪探查長城
1947年冬,卧病在床的林徽因把弟子羅哲文叫到身邊說:“現在和談破裂,内戰已起,要出去到外地考察測繪甚是困難,你能不能想辦法到北平附近的地方去看看?過去學社在北平(今北京)距長城很近,但總因為随時都可以去而擱置,殊不知這一擱就是十多年。長城是古建築中很重要的一項,不能不去調查測繪一下。工作量相當大,你年輕,先去打個頭陣,探一下路,有可能再叫緻平(劉緻平)、宗江(莫宗江)他們去。”
羅哲文接受恩師任務後,細緻查找了相關的資料和地圖,決定前往居庸關·八達嶺和古北口這兩處長城進行勘查。這兩處不僅都是萬裡長城的重要地段,而且距離北平的路程也都不遠,不過那裡正是國共兩軍對峙的緩沖地段。羅哲文經過打聽,獲知此時戰事尚未開始,于是選擇一個暖陽溫和的好天氣,帶上一架舊相機及簡單用品便隻身前往。當時,路上交通十分不便,羅哲文經過坐車、騎驢和步行等幾種方法交替使用,花費好幾天的時間才算完成了“初探”。
羅哲文1948年拍攝的八達嶺照片
對于第一次勘查長城的感受,羅哲文不僅留詩一首“斷壘頹垣古戍殘,夕陽如火照燕山。雄關幾度滄桑換,戍卒征人魂可安”,後來還撰文說:
這是我首次到達長城,那種蒼涼、雄偉、壯闊、關山難越的情景,尤其是長城如巨龍般飛馳的動人景色,至今如在眼前。由于當時人煙稀少,地處荒涼,我不敢久留,照了幾張相,趕快傳回了。
羅哲文當年拍攝的古北口和八達嶺的照片,今天已成為曆史老照片。
第一次組織開展長城維修
1952年,随着新中國各項基本建設飛速發展,全國文物古建築的維修工程同時也全面展開。為适應國家目前形勢并滿足國内外遊客對長城的向往,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修複長城、對外開放的建議。于是,開通柏油馬路工程交由交通部門負責,修複長城則成為文物部門責無旁貸的工作。
1952年早秋的一天,羅哲文接到通知說有重要任務交給自己,于是急忙趕往文物局局長辦公室。邁步進門時,發現房間裡幾乎座無虛席,原來這是時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铎為了修複長城而特意召開的一次籌備動員會。會上,28歲的羅哲文被鄭振铎委以重任,擔當了修複長城的負責人。
羅老撰寫的第一本有關長城的著作《萬裡長城——居庸關•八達嶺》,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羅哲文當天便挑選了10多名得力助手,先從廣泛查閱有關史料着手。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羅哲文等人經過細緻耐心的爬梳整理,敏銳地意識到,号稱“萬裡”的長城在經過漫長歲月侵蝕後,當時能看出基本形體的部分僅占全長的十分之一,而基本儲存完整的部分又僅占能夠看出形體的部分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要想将基本儲存完整的長城段落,修複完畢也難如登天。
羅哲文果斷標明居庸關·八達嶺和山海關這兩個重要地段作為修複重點,随後便帶領人員前往居庸關·八達嶺進行勘查。
羅哲文後來回憶說:
我們乘火車到八達嶺車站以後,步行或騎毛驢上山。當時的八達嶺滿目荒涼,從明代以後,已經三四百年沒有加以維修了。站在長城上,我為能參加新中國的首次維修工作感到光榮而驕傲。當時工作的條件比起現在來是相當艱苦的。八達嶺上的幾間小屋已經牆倒屋塌,根本不能住宿,可是,有一次為了考察關溝中的情況,不得不在三堡的一間小屋中和衣過夜。夜風吹來,簡直與露宿毫無差别。考察條件雖然艱苦,但是長城的雄姿總在激勵着我們。
羅哲文改寫舊作為“斷壘頹垣古戍殘,夕陽如火照燕山;今朝四上居庸道,要使長龍複舊觀”,表達修複長城的堅定雄心和宏大誓願。此次維修居庸關·八達嶺長城,也是新中國開展古建築維修事業的第一項重大工程。
羅哲文晚年重書《八達嶺詩》
新中國文物保護事業曆經三個階段,即單體文物建築保護——曆史文化名城保護——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在這被業内稱為“中國文保三大裡程碑”的程序中,都有羅公“首倡”之功。
第一次協助梁思成完成秘密工作
羅哲文從事文物保護事業,源于其1944年跟随恩師梁思成完成的“秘密工作”——編制《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文物目錄》。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各地戰場上呈現節節敗退之頹勢,同盟國是以拟訂全面反攻的作戰計劃,中國戰場自然也是反攻的重點。鑒于反攻時有可能會毀壞遍布全國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中國一些有識之士遂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成立“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擔任主任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與梁思成擔任副主任委員。
為確定文物古迹安全,“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幾經磋商後,決定盡快編撰出一本全國重點文物古迹目錄,并在軍用地圖上标注出具體名稱及位置,将其及時發放到中國軍隊各級軍官和參加反攻作戰的美國空軍飛行員手中,以便他們能快速而準确地辨識出哪些是屬于保護範疇的文物古迹,避免對其進行轟炸與毀壞。
關于梁思成編撰此目錄的過程,1993年10月,王世襄在一篇題為《戰區文物目錄》的文章中這樣回憶說:
記得梁先生是從編中文目錄入手的,随即譯成英文。當時因學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部分校對交我擔任。到1944年秋,轉入地圖的标注工作。因地圖屬于軍事機密,不得離開它的藏所,故有半年之久梁先生常在重慶,并調羅哲文先生前往參加地圖工作。
梁思成在帶領王世襄、羅哲文編撰這冊文物目錄時,還曾建議盟軍不要轟炸敵國日本京都和奈良這兩座古建築林立的古都。對此,羅哲文曾撰文說:
1944年的一個夏天,思成老師要我和他一起去重慶,幫他做一些工作……先生每天拿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号,用圓規和三角闆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内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占領區地圖,标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仔細去辨識,但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因為我一進營造學社就讀過劉敦桢先生寫的奈良法隆寺、玉蟲櫥子的文章。然而日本正在和我們打仗,為什麼要畫在日本地圖上呢?當時我沒有多問,因為我覺察到是不宜知道的。
參與編撰新中國第一部《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
與上述工作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1949年初羅哲文參與編撰《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的貢獻。1949年1月31日,中國共産黨順利接管北平全城後,解放軍代表造訪清華園新林院8号,向梁思成請教,在即将展開的大規模人民解放戰争中,應如何保護全國各地文物古建築。于是,梁思成組織清華大學建築系部分師生和中國建築研究所有關人員,在極短時間内編制出了長達100多頁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并立即交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圖書文物處進行印刷,然後又以最快速度分發到解放軍各位進階将領和指揮員手中,使諸多文物古建築在人民解放戰争中免遭厄運。
在編制這份《簡目》的過程中,梁思成帶領大家,從查找資料到刻寫鋼版、折頁裝訂、包裱封面等,如同當年在李莊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那樣自力更生。羅哲文參與了這份《簡目》編制的全過程,并負責全書的鋼版蠟紙刻印工作。羅哲文後來評價說:
這份簡目雖然極為簡要,但是它卻飽含着思成師、徽因師和中國建築研究所這一學術團體多年的成果。把它發到解放軍中之後,不僅在解放戰争時期起到了保護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開展古建文物調查、保護、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它已經成了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一個早期重要曆史文獻。
筆者于20年前曾親眼目睹并感受到羅公對這份曆史文獻的珍愛。2004年夏,筆者因編撰世界遺産方面圖書之故,造訪羅公并提及相關事宜。羅公先是在桌上鋪了一張白紙,然後才從一個牛皮紙信封裡小心地摸出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接着用雙手捏着書沿把書放在白紙上,每翻開一頁都用手指輕輕按住上下書角,以便讓書平整地展開。待看完後,我準備幫忙把書裝好時,他則急忙彎下腰護着書,說:“還是我來吧。這書年頭久了,太脆。”說着,他把書一點一點地往信封裡推,然後封上再放回已經琳琅滿目的書架上。
目睹此情此景,怎能不讓我們為羅公如此珍惜曆史的情懷而感動呢?
讓我們感動的不僅限于此,還有羅公自1950年底入職文物局後,再也沒有離開文保事業的一生執着。
第一次倡導創設“國家曆史文化名城”
如果說單體文物建築保護屬于舊有傳統的話,那麼首倡創設“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就是羅哲文對于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開創性貢獻了。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城市建設如火如荼,而文物建築則屢遭拆除損毀。即便國務院釋出《關于加強曆史文物保護工作的通知》等,都沒能杜絕建設過程中毀壞文物事件的發生。是以,把文物古建築納入城市建立設規劃中加以保護的構想,成為羅哲文等學者逐漸形成的共識。對此,羅哲文經過慎重深入思考後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文物保護與建設結合起來,同時考慮把古建築文物、古城格局、傳統風貌等作為新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組成部分。”
于是,為了促成國家曆史文化名城這一創議早日出台,羅哲文開始在相關會議等各種場合不斷強調指出,“僅僅把文物作為‘點’來保護是不夠的,也比較困難。應該把文物放到整個城市規劃中進行保護”“中國的古建築,包括曆代城市的布局,都是中華民族的珍寶!保護古城中的古建築,一定要把它納入古城保護的整體規劃之中,通盤規劃和運作”。終于,在羅哲文與單士元、侯仁之、鄭孝燮等著名專家學者的積極醞釀和呼籲下,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國家城市建設總局這三部委,于1981年12月28日聯合向國務院送出了《關于保護大陸曆史文化名城的請示》。對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極為重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作出批示,訓示國務委員兼國家建委主任谷牧負責辦理此事。1982年2月8日,在上報國務院僅一個多月後,該請示就以國務院正式檔案的形式批轉下來。
平遙古城“羅哲文路”
與此同時,谷牧責成建委綜合局局長曹大成與羅哲文、鄭孝燮等共同經辦此事。随後,羅哲文參照蘇聯等國有關保護曆史文化名城的經驗,僅用不到一個月時間就起草了相關檔案稿,并促成了中國第一批24個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名單的公布。對此,羅哲文後來總結說:
首批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不僅使古建築文物的保護能更好地納入城市建設的範圍,而且擴大了文物保護機關的界限,可以更好地考慮周圍環境和彼此之間的聯系,組成完整的曆史文化名城風貌。這一保護曆史文化名城的措施,在文物保護工作的發展史上,是又一次重大的發展,具有劃階段的意義,可以說是中國古建築文物保護工作的第二個裡程碑。
首倡中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
關于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第三個裡程碑——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開啟中國“申遺”之路,同樣繞不開羅哲文等人首倡之功。這不能不從那份著名的全國政協四委員提案說起。1985年,在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侯仁之起草了一份《建議中國應該盡早參加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的提案。侯仁之聯合了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學家陽含熙,國家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城市規劃專家鄭孝燮和中國文物學會會長、著名古建築學家羅哲文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共同在這份提案上簽了名。不過,關于這份著名四委員提案送出的具體過程,世人多不明就裡,以緻有些文章不是搞錯了提案的編号和時間,就是對四委員是否都在提案上親筆簽名而産生誤會,更有甚者竟然将四委員姓名弄得張冠李戴。經筆者查閱提案原文,證明這份提案的編号應為“提案第663号(教育類)”。那麼,關于四位委員是否都在提案上親筆簽名這一問題,我們可從侯仁之寫給鄭孝燮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
孝燮同志:
欣悉您和哲文同志已從奈良勝利歸來,昨天下午政協閉幕會上,見到單老(注:指單士元先生),我問他是否見到了您和哲文同志,他說大廳裡曾和您見面,于是我在大廳裡轉了幾圈,散會時,又站在大會堂前的石階上,希望能見到您,未能如願為憾。也未能看到哲文同志。
您赴日前寄我的信,我在京豐飯店收到了。您關懷文物古迹、風景名勝保護的心情,我是完全了解的,也正是由于您的感染,我主動起草了一個提案。“案由”全文待抄清一份後寄您。現在先把“案由”和“辦法”抄寫如下。……
我已經代您簽了名,我相信哲文同志也一定會同意,是以也代他簽了名。此外簽名的還有陽含熙同志(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和我共四人,未多征集簽名,但事先征求了我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楊伯箴同志的意見,并請他看過全文,他還加了點内容。回校後諸事猬集,先此奉聞,并請将此事盡早轉告哲文同志為盼(我沒有您和他的電話)。匆匆問好!
仁之
9日淩晨
由此可知,當年四委員聯名提案時,鄭孝燮、羅哲文并未親自在提案上簽名,而是由侯仁之代為簽名。該提案送出後,有關部門便于當年作出了批複:
關于大陸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事,今年五月中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外交部、文化部、國家科委和科學院聯簽向國務院提出“關于大陸接受《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的請示”報告。國務院已批複同意。據悉,人大常委會将于11月中旬審議。
中國教科文全委秘書處
1985.11.6
11月2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決定,準許中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12月16日,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一等秘書蔡錦濤與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阿馬杜-馬赫塔爾·姆博,在聯合國總部巴黎正式簽署了中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的文本檔案,進而開啟了中國成績斐然的“申遺”之路。
1987年,羅哲文親筆撰寫長城申報世界遺産文本,随即長城等六處文化古迹成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産。2004年,羅哲文在參加第28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提議修改“一個國家每年隻能申報一項世界遺産”的《凱恩斯決議》,會議最終同意各國每年申報世界遺産項目數額調整為兩個。
囿于篇幅,關于羅哲文對中國文物保護事業所作貢獻中的“第一”“最”“唯一”“首倡”等内容無法逐一展開,有興趣者可于2024年4月17日至7月6日移步至八達嶺長城望京文化廣場,參看“遇見長城——羅哲文先生誕辰百年學術曆程展”。
來源:《縱橫》2024年第4期
文/圖:窦忠如(中國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第五編輯室主任,《羅哲文傳》作者,《羅哲文全集》《羅哲文紀念文集》策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