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并不悲觀，應該隻是說有點‘着急’。”4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AI&Society人工智能+社會發展高端研讨會期間接受南方日報、南方+等媒體采訪時表示，在AI競争上，雖然中國比起美國仍有差距，但相比其它國家來說仍然最具有競争力，調整競争戰略後完全有可能超越美國。
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不僅對産業、經濟和社會産生重大影響，更将影響國際關系的競争格局，甚至對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個體如何處理新技術“來勢洶洶”帶來的焦慮甚至恐慌？怎樣完善教育、提升自我、發揮人才潛能？
鄭永年教授提到最多是的人才培養和創造力，尤為強調先培養“人”，再培養“才”。
4月12日，鄭永年在AI&Society人工智能+社會發展高端研讨會作主旨發言。
01
中國發展AI最有競争力，不要悲觀
4月12日下午，在深圳前海夢工場，鄭永年圍繞“中美人工智能的競争及其未來”發表了大約20分鐘演講。
他講到，中美之間的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不應該是“差距”，而是“差異化”。美國對新技術的産生和發展采用的是先“造車”再“造刹車”的态度，而中國則在“造車”前會先考慮“造刹車”，在人臉識别等監管方面擁有優勢。
他認為，中國發展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一是全球最大網際網路公司至今仍然是中美兩國平分秋色；其次，中國在資訊監管方面的發展遠超美國；再者，中國的人才儲備非常優秀，許多美國公司都有來自中國的人才支援。
“美國的模式是先‘造車’再‘造刹車’，如果人工智能沒有監管能力，未來是否會刹不住車？”他告訴記者，在人工智能發展模式上，美國采取發展導向的模式，中國采取監管導向的模式；美國追求競争性，中國保證安全性。中國在監管技術、技術設施、人才等方面都有好的一面。
他強調：“不要低估監管，既然我們可以‘造刹車’，我們也可以造速度更快的汽車，是以發展與監管安全可以做到兩者并存，這一點我非常相信！尤其是我們身處深圳，創新能力這麼強。”
“人工智能這一塊，如果我們（中國）悲觀，那其他國家就是絕望了，因為小國很難發展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大量的投入，一般國家投不起。”
他呼籲，給年輕人更多的空間、資源，改變以學位、發表論文等“帽子”來定義人才的邏輯。深圳、廣州等城市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國際人才聚集的優勢，發揮出技術轉化優勢。
在當天的演講中，鄭永年還提到一個不少人陌生的詞彙“新浮士德文明”。
今年3月，他在《“新浮士德文明”及其“文明沖突”》一文中解釋過這個概念，它由專欄作家羅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提出，其經濟技術基礎是處于“從休斯敦到舊金山的狹窄地帶”的網際網路和人工智能。
這一次，鄭永年在演講最後提出一個新觀察：“中國的‘新浮士德文明’正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崛起，我們要抓住時代機遇，實作中國式現代化和高品質發展。”
02
AI時代，人更要做原創性的東西
伴随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部分人的“AI焦慮”也有所增加。人的崗位會被AI取代嗎？如何提升自我，更好地适應AI時代的需求？
鄭永年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人工智能幾秒鐘、幾分鐘就可以學會人類需要多年才能學到的知識，而且它在加速發展，甚至可以生産内容、滿足情感需求，但目前AI依然做不到“從0到1”，隻能基于現有東西做“從1到10”的事，是以人一定要注重做出原創性的東西。
他強調：“如果不改變我們‘傳統灌輸式’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去做原創性的知識生産，我們比人工智能弱智化是可能發生的。”
關于如何培養更有創造力的人才，鄭永年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切身體會。
1990年，28歲的鄭永年考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詹姆斯-麥迪遜獎學金，同年進入該校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
那時他就發現，中國留學生的基礎知識比美國的同學豐富得多，但是缺少創造力，而美國人往往覺得現成的知識不重要，當時雖然沒有手機、電腦，但是有百科全書，現成的知識一查詢就可以獲得。
“美國是創造的導向思維。西方的教授是專門創造知識領域的階層，而我們的許多教授是專門傳播知識領域階層。”他告訴記者。
在今年2月發表的《ChatGPT時代，大學存在的理由是什麼？》一文中，鄭永年曾專門論述，英文Professor（教授）這個概念，從西方的文化裡，首先意味着一種Profession（職業），不僅是一份傳授知識的職業，更是職業的知識創造者。在中國，人們經常用唐代詩人韓愈所說的“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是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來定義教授。
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教育跟不上科技創新的發展，已是許多頂尖研究者在近年反複提醒注意的事項。ChatGPT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内，向人們提供人類知識的“總和”。教育過度強化複習導緻了死記硬背，扼殺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由于孩子們失去了自我探索的空間和時間，無法去發掘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也會是以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和好奇心。
03
先培養“人”，再培養“才”
在鄭永年看來，人工智能時代需要的教育，一定不是幾百年來變化不大的教育。
在他的一篇題為《重構中國教育秩序》的文章中，鄭永年提醒道，人們經常說人才，但人才的基礎是“人”。在很大程度上說，目前教育秩序的終極目标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才”，跳過了培養“人”的階段直接奔向“才”的階段。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才”不是學生自己決定和選擇的，而是家長、幼稚園老師、國小老師、中學班主任、大學教授等等決定的。中國的學生并沒有太多機會來尋找自己的興趣——真正屬于自己的興趣。
在人工智能時代，如果繼續批量化生産人才，但失去了多元，人才也就失去了個性，原創性就變得毫無可能。要想産生更多“從0到1”的原創，就要鼓勵更多個體對興趣的追求。
“每個家長都希望孩子成為人才，但是‘人才’是‘人’跟‘才’組成的，一定要先培養‘人’，再培養‘才’。”鄭永年稱，有些家長望子成龍，孩子從幼稚園階段就開始學習知識，其實有些是“無用”的知識，中國基礎教育系統需要改革。
他表示，美國、日本的教育體系一直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教育體系也應當有體制性改革，否則，家長、孩子會更加焦慮，整個社會都會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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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時代的創業生态”研讨會在深舉辦，鄭永年：無Open不AI
【采寫】南方+記者 馬芳
【圖檔】受訪機關供圖
【作者】 馬芳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