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悲观，应该只是说有点‘着急’。”4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AI&Society人工智能+社会发展高端研讨会期间接受南方日报、南方+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在AI竞争上，虽然中国比起美国仍有差距，但相比其它国家来说仍然最具有竞争力，调整竞争战略后完全有可能超越美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对产业、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更将影响国际关系的竞争格局，甚至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个体如何处理新技术“来势汹汹”带来的焦虑甚至恐慌？怎样完善教育、提升自我、发挥人才潜能？
郑永年教授提到最多是的人才培养和创造力，尤为强调先培养“人”，再培养“才”。
4月12日，郑永年在AI&Society人工智能+社会发展高端研讨会作主旨发言。
01
中国发展AI最有竞争力，不要悲观
4月12日下午，在深圳前海梦工场，郑永年围绕“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及其未来”发表了大约20分钟演讲。
他讲到，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差距”，而是“差异化”。美国对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采用的是先“造车”再“造刹车”的态度，而中国则在“造车”前会先考虑“造刹车”，在人脸识别等监管方面拥有优势。
他认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一是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至今仍然是中美两国平分秋色；其次，中国在信息监管方面的发展远超美国；再者，中国的人才储备非常优秀，许多美国公司都有来自中国的人才支持。
“美国的模式是先‘造车’再‘造刹车’，如果人工智能没有监管能力，未来是否会刹不住车？”他告诉记者，在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上，美国采取发展导向的模式，中国采取监管导向的模式；美国追求竞争性，中国保证安全性。中国在监管技术、技术设施、人才等方面都有好的一面。
他强调：“不要低估监管，既然我们可以‘造刹车’，我们也可以造速度更快的汽车，所以发展与监管安全可以做到两者并存，这一点我非常相信！尤其是我们身处深圳，创新能力这么强。”
“人工智能这一块，如果我们（中国）悲观，那其他国家就是绝望了，因为小国很难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大量的投入，一般国家投不起。”
他呼吁，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资源，改变以学位、发表论文等“帽子”来定义人才的逻辑。深圳、广州等城市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国际人才聚集的优势，发挥出技术转化优势。
在当天的演讲中，郑永年还提到一个不少人陌生的词汇“新浮士德文明”。
今年3月，他在《“新浮士德文明”及其“文明冲突”》一文中解释过这个概念，它由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出，其经济技术基础是处于“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的狭窄地带”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这一次，郑永年在演讲最后提出一个新观察：“中国的‘新浮士德文明’正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崛起，我们要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02
AI时代，人更要做原创性的东西
伴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部分人的“AI焦虑”也有所增加。人的岗位会被AI取代吗？如何提升自我，更好地适应AI时代的需求？
郑永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人工智能几秒钟、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人类需要多年才能学到的知识，而且它在加速发展，甚至可以生产内容、满足情感需求，但目前AI依然做不到“从0到1”，只能基于现有东西做“从1到10”的事，因此人一定要注重做出原创性的东西。
他强调：“如果不改变我们‘传统灌输式’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去做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我们比人工智能弱智化是可能发生的。”
关于如何培养更有创造力的人才，郑永年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切身体会。
1990年，28岁的郑永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
那时他就发现，中国留学生的基础知识比美国的同学丰富得多，但是缺少创造力，而美国人往往觉得现成的知识不重要，当时虽然没有手机、电脑，但是有百科全书，现成的知识一查询就可以获得。
“美国是创造的导向思维。西方的教授是专门创造知识领域的阶层，而我们的许多教授是专门传播知识领域阶层。”他告诉记者。
在今年2月发表的《ChatGPT时代，大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一文中，郑永年曾专门论述，英文Professor（教授）这个概念，从西方的文化里，首先意味着一种Profession（职业），不仅是一份传授知识的职业，更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在中国，人们经常用唐代诗人韩愈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来定义教授。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教育跟不上科技创新的发展，已是许多顶尖研究者在近年反复提醒注意的事项。ChatGPT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人们提供人类知识的“总和”。教育过度强化复习导致了死记硬背，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孩子们失去了自我探索的空间和时间，无法去发掘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也会因此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和好奇心。
03
先培养“人”，再培养“才”
在郑永年看来，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教育，一定不是几百年来变化不大的教育。
在他的一篇题为《重构中国教育秩序》的文章中，郑永年提醒道，人们经常说人才，但人才的基础是“人”。在很大程度上说，目前教育秩序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才”，跳过了培养“人”的阶段直接奔向“才”的阶段。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才”不是学生自己决定和选择的，而是家长、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班主任、大学教授等等决定的。中国的学生并没有太多机会来寻找自己的兴趣——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继续批量化生产人才，但失去了多元，人才也就失去了个性，原创性就变得毫无可能。要想产生更多“从0到1”的原创，就要鼓励更多个体对兴趣的追求。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成为人才，但是‘人才’是‘人’跟‘才’组成的，一定要先培养‘人’，再培养‘才’。”郑永年称，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知识，其实有些是“无用”的知识，中国基础教育系统需要改革。
他表示，美国、日本的教育体系一直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应当有体制性改革，否则，家长、孩子会更加焦虑，整个社会都会迷失方向。
延伸阅读：
“大模型时代的创业生态”研讨会在深举办，郑永年：无Open不AI
【采写】南方+记者 马芳
【图片】受访单位供图
【作者】 马芳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