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1995年8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達理的文章——《李登輝其人》。
這篇長達1萬多字的文章，列舉了大量事實，對李登輝分裂祖國的面目進行了徹底揭露。
然而，李登輝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又是如何爬上台灣當局最高上司人的地位的呢？
1、“上等台灣人”的背後
1923年1月15日，在台北縣三芝鄉埔坪村的一個小康之家——“源興居”，随着一陣哇哇的哭聲，該家的第二位少爺來到人世，這就是後來貴為台灣當局最高上司人的李登輝。
其時，島内大規模的反日武裝鬥争，因不敵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而轉入低潮，而日本殖民者為加強對島内群眾的分化與監控，在島内各地加強了警力部署，一些被日本殖民者認為是“良民”的人也被選中扮演“眼睛”或打手。
李登輝之父李金龍正是在這一曆史環境下，出任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刑警，李家也就成為了“上等台灣人”。
這為李登輝後來能到條件較好的學校接受教育，并到日本求學，乃至認同日本提供很深的家庭與社會背景。
李登輝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與新加坡資政、前總理李光耀系出同族，由李登輝的第十四代上祖渡海入台。
其祖父李财金務農為生，亦經營過屠宰業。李登輝的哥哥名叫李登欽，被日軍征兵派調菲律賓，最後陣亡。弟弟李炳南，曾任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但是，李登輝從不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是客家人，也從來不說客家話，家庭禮拜都是用閩南語進行。
李登輝的童年是在三芝鄉埔坪村度過的。上學後，李登輝開始接受完全日本式的教育。
小時候的李登輝并不聰明，隻是因為長得高而擔任過汐止國小一年級男生班的班長，随着家庭住址的變化，在六年國小過程中，曾三易學校，由汐止國小而三芝國小，再至淡水國小。
但是，李登輝從小表現出一副溫馴的樣子。更由于頻頻轉移就學環境，使其同學及玩伴也屢屢轉換新的面孔，他經常被别人視為“陌生人”，這可能造成了他獨立于群體之外的心理因素，導緻他後來沉默、内向的一面。
李登輝的某位國小教師後來也一再證明，李登輝在國小時“是很聽話的”，他在三芝國小的同窗稱，“阿輝讀書時好像很少和同學一起玩，也很少說話”。
國小畢業後，因為日本人實行“差别教育制度”，一些教學品質較高的學校隻招收日本人子弟及個别成績“特别優異”或有特别家庭背景的學生，這使學習成績本不突出，又非日本人子弟的李登輝在升學問題上遇到了不少麻煩。
在國小畢業的第一年，李登輝報考了師資水準與教學品質在當時的台灣都名列前茅的台北師範學校，結果是榜上無名。
随即，李登輝又報考在島内稱得上一流學校的成功中學，結果又以名落孫山而告終。
2、親日的緣由
連遭兩次落榜的打擊後，李登輝在家補習了一年的功課，再去報考台北師範學校，結果還是沒有考取。在報考好學校三次無果之後，李登輝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次年，李登輝插班進入教會學校——淡江中學。
其實，這所學校在當時的台灣仍屬貴族學校。在這裡，李登輝仍是口才木讷，在同學與老師的眼中仍不起眼，亦無什麼優良的紀錄。
李登輝如同許多其他的平凡學生一樣，戴着有校徽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下課後拖着木屐走過淡水街頭，書本則是用一塊藍布包紮着斜挂在肩上。
到了十五六歲時，他開始遭遇到“自我”困擾，并有些自我狂想。
據他後來回憶：
“那時候，自以為有多了不起，驕傲得很。在學校和朋友不能和睦相處，回到家裡和父母鬧意見。這些問題發生時，也會問自己，為什麼‘自我'這樣強？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堅持到底？”
在校期間，他大多獨來獨往，有問題也喜歡一個人思考，少向人請教。他最喜歡看的一本書是《浮士德與魔鬼》。唯一參加的團體活動是劍道訓練，他學會了忍、準、狠的要訣。
這一學問，使得李登輝在後來島内暗潮洶湧的政治鬥争中無往而不勝，将一個個反對他的人擠出政局。
1942年，李登輝從淡江中學畢業，進入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台北高等學校。李登輝進入三年制的台北高等學校時，班上的中國學生隻有四位。
當時，如果不是公務員或貴族大紳的子弟，是不可能進入這樣的高等學校的。1943年，李登輝還未讀完台北高等學校，就到了日本在京都的帝國大學求學。因為日本不準許台灣殖民地的學生攻讀法政科系，這使得這位來自台灣的學生隻能選擇農業經濟。
日本的文科大學生必須從軍，李登輝也是以當過一名日本陸軍的炮兵中尉。
李登輝在日本讀書期間，随着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日本本島的情況越來越糟。美國的躍島戰術使戰火一天又一天地逼近日本本土，轟炸機不時到日本上空作地毯式轟炸，民間的食物補充也越來越缺乏，整個社會人心惶惶。1945年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到廣島。
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又在長崎爆炸。李登輝在這裡自然也是終日提心吊膽。
3、“共産黨員”李登輝的“退黨”奇遇
在日本學習期間，李登輝所接近的同學友人不乏是馬克思主義的追随着，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綽号“泰山”的楊廷椅。
楊當時是台灣赴日學生集會所“烏秋寮”的常客，耳濡目染之下，使李登輝也曾自我期許要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新青年。
據他自己後來回憶，在日本就讀時，最喜歡閱讀文史哲方面的書，他對日本政論家河上所著的《社會主義問題》及馬克思的《資本論》感興趣，而認真加以研究。
在日本，他目睹了日本本土和殖民地之間的行政效率和都市建設落差，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很仰慕。由于李登輝所受的是完整日本式教育，在他日後的說話及文字中常常出現近似日本文法的名詞，如“一代建國”“一個犧牲、兩個靈魂、三個能力”等等，令人看了似懂非懂。
也正是由于李登輝一向不喜“舊觀念”、“舊思想”，使李登輝的日語比中國話流利，閩南語比客家話流利。
也許是其日本情結太深，雖然兩度留美，共三年半，但英語并不流暢。美國前總統福特通路台灣，被安排與李登輝比賽一局高爾夫球，從開杆到結束，兩人沒寒暄幾句話，隻靠宋楚瑜奔走傳話。
“中央通訊社社長”洪健昭曾任李登輝的翻譯，據他透露，李登輝在接見外賓時，當他無法以英文表達時就說台語，有時突然用日語，翻譯要三種語言都會才能勝任。
1947年暑假，李登輝參加了一個地下黨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讀書會”的籌建工作，并且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這一工作的還有其他幾位中共地下黨員。
據稱，李在工作中與另一中共黨員發生了沖突，使他的思想觀念有了轉變，開始覺得“科學救國之路”可能比“政治救國之路”更适合于他，是以，他以要求安心做學問為由，決定退黨。
地下黨組織于當年9月間準許了李登輝的退黨申請。
至于其退黨的深層原因，據國民黨老牌特務、親手偵辦李登輝“共産黨案”的谷正文回憶：
“依我後來約談的印象，我認為李登輝對共産主義的認識并不深刻，也無特殊熱情，他加入共産黨，大抵隻是看到國民黨當時在大陸的頹敗，再加上周遭知識分子的拉攏而已。而他背叛共産黨，其實也不是對它産生什麼深仇大恨，而是缺乏實際的參與熱情，日漸疏離的必然結果。”
4、如何進入政壇？
1948年，時年25歲的李登輝從台大農經系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月薪500元台币。
1949年，李登輝與其同鄉曾文惠結婚。1951年，李登輝考取“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中部的依阿華大學研究農業經濟與物價關系，為期一年半，獲得碩士學位。
這是李登輝首次抵達美國。這也為李登輝在今背景灣的學術界與政界得到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後據李登輝自己回憶，在留學美國的日子裡，他的生活并不寬裕，僅有一份微薄的獎學金，不但要維持他自己在美國的一切生活費用，還要寄一部分回家。
據說，在那一段時期，除了黃大洲給予他資助外，後來投身于民進黨的黃信介也曾在經濟上給予他協助。兩人因而建立起長久的友誼。在美國作研究時期，李似乎并未參加什麼活動。
回台後，李登輝得到台大同學郭婉容的大力幫助，立即在台灣大學出任講師。此時，李登輝除了在台大任職外，并擔任了台灣合作金庫的研究員，此後一直有兼職，收入在一般人以上，家庭生活也獲得改善。
1954年，台灣尚未完全安定，金門海面仍有空戰，美國對台灣的援助增多。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在是年親撥了一大筆經費，用來改善台灣大專院校的裝置環境，并吸收了東南亞華僑學生到台灣讀書。
于是，台灣大學教職員工的待遇和福利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時年31歲的李登輝在台大繼續教學的同時，在其老師徐慶鐘（當時正在台灣政壇走紅)的介紹下，李登輝又兼職到台灣省農林廳任技士兼經濟分析股股長。
這樣，李登輝開始了其身兼三職的生涯。1957年，李登輝又成功地擠入當時待遇高（月薪200美元，合新台币8000元）、福利好的“農複會”。
他從技佐、技正，而後升任到農業經濟組組長。在台灣僅有的帶空調的辦公室裡上班。李登輝在“農複會”裡一幹就是12年，其間，還兼中興大學教職，也曾到政治大學講課，因而與當時同在政大的李元簇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這也可能是後來李登輝提名李元簇出任“副總統”、國民黨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到了1965年，在“農複會”任職的李登輝近水樓台先得月，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奈爾大學的聯合獎學金，赴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一年，李登輝正好42歲。
5、與康奈爾的聯系
康奈爾大學是美國著名的學府之一，号稱“長春藤”學校。此地華蓋雲集，名流如雲，美國的農業政策的決策層絕大部分都出于此校。
李登輝當時的指導教師，就是當時“美國農經界的重鎮”梅勒教授。據曾在康奈爾大學教過李登輝的華裔學者費景漢教授回憶，梅勒和他，以及另一華裔學者劉大中教授對李登輝的學術思想影響較深。
李登輝在康奈爾所用的名字是T·H·Lee。當時康奈爾的環境對他并不全然陌生。因為從台灣去讀書的人數不少，和他同期的有陳和田、高英茂和黃文雄，還有比他早去的劉泰英與黃大洲。這些人後來都受到李登輝的多方照顧。
特别是黃大洲，黃在台大時是李登輝的學弟。但黃大洲先到康奈爾大學攻讀社會學，李登輝反而變為他的學弟。由于黃大洲的家境比較好，在經濟上幫助過李登輝，更協助過李登輝寫就論文，因而，李登輝後來官運亨通時，黃大洲也扶搖直上。
由于李登輝事經滄桑，又年事已高，對此次學習機會十分珍惜。
他在上課之前，總有充分的準備，事後，也複習的比較好，并且早早地為畢業論文做準備，這都是一般年輕學生所不具備的。是以，曾經當過李登輝導師的斯丹教授也稱李登輝當時是一位認真、努力求學的學生。
在美國期間，盡管李登輝的家中已小有積蓄，但仍十分注意勤工儉學，每當學校放假，其他青年同學成群結伴地外出旅遊時，李總是在找活幹。據說，當時的康奈爾大學校園裡，還可經常看到李登輝“孤獨”的身影在剪修草坪、花木。
1968年，李登輝終于在康奈爾大學獲得農經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農工兼資本移動問題——1895到1960年間台灣個案研究”，長達400餘頁，洋洋數十萬言，闡明了半個世紀台灣農業發展的過程，探讨了農業對台灣經濟中資本形成的貢獻。
在論文中，李登輝把台灣經濟分成農業、工業兩個基本部門；在此基礎上，分析如何使農業把剩餘産品和資金轉移到工業發展上的内在機制；闡述了農業向工業部門輸出消費品、生産原料和外銷産品，而向工業部門購入消費品、農業生産原料和資本财産的循環過程；說明農業輸出扣除其輸入，就是農業對台灣經濟發展中資本形成的貢獻。
李登輝在論文中得出的結論是：
台灣的農業在不久的将來，從勞動力、土地、資源、生産等方面來看，都将臻于極限；台灣經濟中以農養工、以農促工的階段已“功成身退”，未來應是工業回饋農業的時代。
由于李登輝的論文證據充分，論證可信，使其榮獲1969年美國農學會的全美傑出論文獎。
李登輝在康奈爾留學時，經常與台灣學生聚會，地點是斯太街的留學生寓所。李登輝常以他拿手的“牛排宴”款待來客，因而得到了“牛排李”的綽号。
在衆多台灣學生中，以李登輝的年紀最大，他又被尊為“德高望重”的老大哥，知名度也較高。為了在節日聚會時不讓國小弟掃興，一向沉默寡言的李登輝也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開始不露聲色地暗中苦練小提琴。
果然，在聖誕節當晚，當身材高瘦的李登輝上台演奏小提琴時，台下聽衆無不以驚奇的目光注視着他，一曲奏罷，居然博得滿堂喝彩。
此外，在康奈爾的瓊斯高爾夫球場，李登輝還學會了打高爾夫球。這為李登輝後來推動所謂的“銀球外交”打下了基礎。
6、李登輝與“台獨”的淵源
李登輝從日本回到台灣後，插班在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而曾與李登輝同時在日本求學的彭明敏也剛從日本回來，就讀于台大法學院。後來，二人也都被留校任教。因兩人多一層，同赴日本經曆，加上兩都對國民黨當局頗有不滿，是以，兩人關系顯得格外好，經常坐在一起探讨各種問題，此一情形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
據彭明敏回憶說，他與李登輝在台大時經常長談，李登輝對國民黨當局的“肥料換谷”政策批評激烈。
彭明敏還稱，就在因他本人在1964年中秋節前被當局以“叛亂罪”逮捕的前一天，他還與李登輝在一起。
彭明敏對國際法頗有研究，本是蔣氏父子着力培養的台籍“青年才俊”，很早就被聘為台大法律系教授，後又曾被選派為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法律顧問，并受到蔣介石的親自“召見”，蔣并有意對其進一步的培養，但彭明敏卻并不領蔣氏父子的情，始終不願加入國民黨。
後來，彭明敏的政治主張明顯趨向“台獨”。
1964年，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等人一起炮制出所謂的《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宣稱“‘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呼籲台灣群眾起來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
就在彭明敏的《自救運動宣言》即将從印廠拿出散發時，被台灣的情治機關及時發現，彭明敏等人被捕。
後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彭明敏流亡到了美國。1965年，李登輝再次赴美求學時，彭明敏正在美國推動其“台獨”活動，據傳彭與李在美國又多有接觸。
另外，由于蔣氏父子在島内推行的“戒嚴”體制，使島内的“台獨”分子噤若寒蟬，但在美國、日本等地的“台獨”分子卻異常活躍，并有成立了不少“台獨”組織。
1968年，“台獨”分子在美國成立了“台灣獨立聯盟”，鼓吹“暴力革命”，主張通過武裝起義、暗殺等手段，推翻蔣氏父子的統治，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當時與李登輝同校且互稱“老大哥”與“國小弟”，關系密切的黃文雄等人就是被該組織吸納的成員之一。黃文雄在康奈爾大學是學政治的，在加入該組織之前，就極力鼓吹“台獨”。
據李登輝某次向“國安局”供認，黃文雄某天在和他一起吃牛排時，向在座的人灌輸“台獨”理念，結果幾人搞得不歡而散。
1969年4月24日，正在美國進行“正式”通路的時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在紐約市布拉薩酒店門口突遭“台獨”分子黃文雄與鄭自才的槍擊，幸而無恙。
由于李登輝與黃文雄兩人過從甚密，而黃文雄又成了“台獨”組織中的殺人兇犯，案發後，黃在島内的一些往日的好朋友，包括李登輝等自然被島内的情治組織再次盯上。
此外，李登輝在康大的老師劉大中教授，1967年返台任“賦改會”主任。
據台灣《自由時代》的一篇報道透露，當劉大中在台灣負責進行賦稅改革的消息傳回美國後，康大的一些台灣留學生在校刊上發表匿名文章，批評劉在台灣助纣為虐，“替蔣介石壓榨台灣人的血汗錢。”
這篇文章據說“事實上不是李登輝所寫，而是另一位‘台獨'運動人士寫的，但是當時國民黨在美的特務人員卻硬是栽在李登輝的頭上，報告直指李登輝匿名撰文抨擊劉大中。于是，‘台獨分子'涉嫌打擊政府官員劉大中的黑資料，就此列入有關李登輝的‘秘密檔案’中”。
這成了當時的國民黨特務懷疑李登輝與“台獨”有牽連的又一依據。
由于李登輝的“台獨”嫌疑，使他一度陷入一生中“最苦悶的時期”。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曆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複。